 陈尚君（中）、仇鹿鸣（左）和唐雯在讨论学术问题。 刘 畅摄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15室。入眼全是书：门窗之外两面墙的书架排满了成套典籍，中间长办公桌上都是横叠竖立外加摊开的书，摞起来的装满书的纸板箱顶上都堆着书，有几摞码得高了，看着岌岌可危。人走进去都有些蹑手蹑脚，怕碰乱了书，碰翻了这个空间里厚重的安静。 每天朝九晚六之间，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就埋头在这些书籍中间，做着校勘、检索、修订和整理工作，今年以前是新旧《五代史》，如今则是《旧唐书》。隔壁的2716室，一样的书天书地，是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办公室，论起“坐班”的时间，他比两个年轻助手更长。 这3个人组成的团队，刚刚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这也是整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最早与读者见面的三部书中的两部。 青灯黄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说起文献学、古籍整理，头脑里不自觉地就要涌现出这类词语来。但拿来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许并不合适。 新旧《五代史》修订本改动标点3000余处，超越旧本，学术“升级”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曾是新中国规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出版后即成为被广泛使用的经典版本，影响巨大。然而，当年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时，藏在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珍贵善本都没有用到。时易世移，近些年来又新发现了不少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季羡林等4位学者联名呼吁展开修订工程。2007年5月，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复旦大学曾是《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点校本整理的负责单位，当年的牵头者正是陈尚君的导师朱东润先生。这次的点校本修订工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的任务都由陈尚君领衔。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其二则是因为，陈尚君长期从事唐宋文献整理研究，当时刚刚出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被视为新旧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 从2007年10月通过《旧五代史》修订方案算起，整整7年，陈尚君带领着他的修订小组，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国那几十年历史中间，一卷一卷地校对、修订、考辨史实。 据中华书局统计，新出版的修订本《旧五代史》的校勘记是原点校本两倍多，改动标点2000余处。《新五代史》原点校本由于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出校较少，仅158条；修订本新增校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均较原点校本有了较大改进，超越了旧本，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升级本的学术目标。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校、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我们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复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陈尚君这样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