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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成定论。譬如著名的《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该文最早在1949年《燕京学报》第37期发表，此后大约半个世纪，再也没有类似专题论文面世。直至近十余年，才出现几篇关于乞活的专题论文，但均属为评职称撰写的“急就章”，内容没有超出《乞活考》的范围，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当然，并不是说《乞活考》就穷尽了材料。例如该文谈到“乞活堡”和“乞活城”，仅注意到《晋书·慕容德载记》《宋书·垣护之传》《太平寰宇记》（卷六六河北道瀛州河间县条）三条记载，谓“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并未认为该城应为乞活始居之地。而据《通鉴》卷一一一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三月条胡注：“乞活堡，晋惠帝时诸贼保聚之地。”惠帝在位最后一年为光熙元年（306），是年正是东嬴公腾遣并州将士“就谷冀州，号为乞活”之年，亦即学界公认的“乞活”始见之年。可见胡三省是认为乞活堡为乞活始居之地的。清缪公恩《梦鹤轩楳澥诗钞》卷一有《乞活城》诗，序曰：“苻登败，弟广以所部二千人降慕容德，德处之乞活堡，俗名乞活城。”其中“乞活堡”以上原出《晋书·慕容德载记》，可知“乞活堡”在苻广投降慕容德之前就已存在。诗云：“铁甲琱戈委战尘，将军一败弃君亲。孤城乞活今安在，何似田横五百人。”说明“乞活城”至清中期仍有遗址供人凭吊。这两条材料，虽然《乞活考》没有留意，但仅属枝节问题，对该文的整体结论，并无丝毫影响。 一良先生非常看重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时也非常看重学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学术地位的界定。但与今天充斥学界的“谀评”不同，特别讲究“分寸”和“贴切”，不接受“溢美”之词，这应该是民国学人的共同品性。《全集》第九册有“读书题记”专栏，辑录一良先生收获书后在书上题记若干条，按年编排，并附有编者按语，可以管窥一良先生的学术追求，十分珍贵！前揭一良先生的三部魏晋南北朝史专著都有题记。 第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64年2月收到。”按一良先生题记通例，一般都要记到日，此仅记到月，可能为后来追记。编者按云：“封面盖有‘重版修订用书’图章。”刚出版就考虑“重版修订”，可见一良先生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第二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85年11月9日收到样书，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同在北京，何以3月出版，11月9日才收到样书，原因不明。从特别说明“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才收到样书看（《札记》原有“自序”，末署时间为1981年9月9日，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四年两个月），显然不太满意。这反映“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一良先生希望重回熟悉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心情十分迫切。 第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92年2月17日收到样书，一年即成（《续编》原有“后记”，末署时间为1991年3月，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一年），北大此事对得起我矣。”当时的出版业，尚处手工作坊阶段，交稿之后一年能够见书，自属相当快速。而学人之间，是靠研究成果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早出版，奉献给学界，自是学人最为愉悦之事。一良先生表扬北大，情见乎辞，盖因于此。 最重要的题记见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此书是1995年9月在湖北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良先生云：“1996年12月收到，会长排名颇见胆识，我居老三，自信颇为允当也。”这里，“会长”指缪钺先生的高弟朱大渭先生，“排名”指朱先生为本书所撰《前言》中关于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二阶段的学人排名。朱先生的《前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将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先指出：第一阶段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先生为代表。然后说：“在第二阶段，以唐长孺、业师缪彦威（钺）及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崛起于学界。他们或论考双精，或文史兼善，或学贯中西，或变通今古……”需要指出的是，一良先生称朱先生“排名颇见胆识”，自己“自信颇为允当也”，并不仅仅因为第一句中的“我居老三”，而是因为第二句中的“论考双精”紧扣唐长孺师，“文史兼善”紧扣缪钺先生，“学贯中西”紧扣自己，“变通今古”紧扣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三先生，均“贴切”而有“分寸”。唐长孺师“论考双精”排名第一，久为学界共识，可以不论。缪钺先生排名第二，需要稍作解释。 缪钺先生排名第二，一良先生没有异议，或以为是因尊长之故。缪钺先生1904年出生，较一良先生年长9岁，似乎有理。其实却不然。民国学人虽然都能“文史不分家”，但“文史兼通”者多，“文史兼善”者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惟缪钺先生能独树一帜，无人可与颉颃。其《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从五言诗之流变，谈及融合玄释和调剂声律；《〈文选〉与〈玉台新咏〉》一文，从二书遴选诗文标准不同，谈及宋齐以来社会变化和诗文风气递嬗，均为纯粹史家所不能言。此外，与缪钺先生工诗相较，一良先生还完全不能诗。一良先生曾在不少文章中谈到自己不懂音韵。其《两般秋雨庵随笔》题记更云：“幼年读本，不忍弃之，实则当时理解甚少，不能作诗，尤为痛也。”按《随笔》凡八卷，晚清梁绍壬著，内容丰富而以谈诗为多，文笔佳绝而又不难索解，故清末民国以来，家塾党庠均列为童蒙学诗必读之书（我少时学诗，亦曾通读过两遍）。一良先生幼读《随笔》，却因理解问题不能诗，故引以为痛。因而，一良先生对缪钺先生排名在自己之前，应该是心悦诚服的。 至于一良先生对自己排名第三，“自信颇为允当也”，也是有根据的。晚清开展“洋务运动”，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公私教育均以培养“中西兼通”人才是务。迨至民国，相承不改，学人虽然都能“中西兼通”，但“中西兼通”与“学贯中西”仍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谈到“学贯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一良先生的“中学”功底源出家学。前揭“读书题记”第一条为《孝经》，有乃父叔弢老人题记：“壬戌（1922年）十月给一良。”是年一良先生年仅9岁。编者按云：“虽无周一良题识，但为其私塾发蒙所读《孝经》，特存此纪念。”可见一良先生的“中学”是有深厚童子功的。前揭《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良先生题记又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云：‘校讎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軍’矣。可叹也。”邵心恒即邵循正，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蒙古史和近代史研究专家。一良先生所引为下联，还有上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陈垣先生治学原宗乾嘉，与革命没有关系，1971年去世，尚在“文革”中，挽联不得不给他贴上革命标签，并与乾嘉划清界线。《札记》的撰成和出版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故一良先生敢于如此借用，明以愧叹自嘲，实则表示自己的史学仍宗乾嘉。这一点对于了解一良先生的学术渊源十分重要。 一良先生的“西学”系由西儒启蒙，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一良先生能够成为世界史研究大家，盖源于此。需要强调的是，朱大渭先生作为当时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以“学贯中西”紧扣一良先生，其中之“西学”，不应指一良先生的世界史研究，而应指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早年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就极为重视外国学术史，不仅在论著中引述外国学术成果，还专门写过关于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和日本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的书评。在此之后，也一直坚持重视外国学术史。一良先生的论著，经常引述外国学术成果，其例甚多，可以不论。1984年撰写《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除了万绳楠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还有越智重明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之贵族制》和川胜义雄先生的《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1982年发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对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英文名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进行评介，有肯定，也有批评。1990年与王伊同合作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1992年独自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总计六万余字，对美国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译《世说》的漏译、误译进行补正。也使我们对美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动态有了新的了解。一良先生对外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引述和评介，他山之石的重要性，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尚不显现，但在信息完全闭塞的50至70年代和信息不太畅通的80至90年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而称之为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要贡献，恐怕毫不为过！ 我与一良先生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对民国大师的崇敬却是老而弥笃。一良先生故去已有15年，摩挲他的《全集》，咀嚼他的文字，遥想他的人生经历，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百感交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南渡北归》封面语），谨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一良先生深深的怀念！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