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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史学功能可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其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其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当史家通过艰苦研究，尽可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实相，给出合理的解释，其学术功能便大功告成，转化为原创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史家通过创造性的再劳动，让这种相对独立的基础性成果走出学术象牙塔，使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完成学术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普及性转移，便是应用史学的职责任务。在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这两者之间起转化、中介之功的，就是应用史学的用武之地。这样说来，应用史学的存在，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 作为传统史学的高峰，《资治通鉴》既含丰富的史料价值，又具独特的史学价值。关于前者，后人都可以像胡三省说的那样，“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充分发掘这一史料库，从事应用史学的再创造。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朱熹的《通鉴纲目》，再到清代诸帝的《御批通鉴纲目》或《御批通鉴辑览》，都可视为对《通鉴》的具体应用（它们最终也成为再现编著者史观的全新史著）。 关于后者，尽管有学者判定，“《资治通鉴》的最大特色在‘通’，而不在‘鉴’”（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239页），但司马光显然旨在“通”而后“鉴”，并最终落脚在“资治”上，是以应用为归宿的。而《通鉴》贯穿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其内涵复杂而丰富。大体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因历史局限性而与现代价值抵牾扞格，应予批判扬弃；另一部分按照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说”，其包孕的传统思想经当代观念与当下语境的适当阐释，仍足资现代人借鉴与继承。也就是说，《通鉴》在价值观上也为应用史学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通鉴》的双重价值不言而喻，但对现代人来说，仍横亘着一大障碍。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面对原典，普通大众在文字与故实上不免望而生畏；另一方面，由于卷帙浩繁，即便能读古文的非专业读者，在快节奏压力下也少有时间精力从头至尾读完全书。于是，在接受方式上，现代读者也亟须应用史学的排忧解难，以实现阅读形式的现代转换。柏杨编选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在这两方面作了尝试，其“柏杨曰”的按语则折射出他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通鉴》是司马光看历史的成果，后人看《通鉴》无非借助其史料与史观看司马光眼中的历史，以期获取通感，有所启悟。但后人释读《通鉴》时，自有自身史观与时代要求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便有不同的释读结果。在应用史学层面，也必然有纷异的面相。这正应了那句名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旧史学历来重视资治、垂训、教化、借鉴等功能。宋神宗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即旨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进书时也祈望他“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能做个好皇帝，“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足见《通鉴》确是既为当时帝王而作，也为后代帝王而备。 正基于此，梁启超指出，《通鉴》“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帝王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在史学经典里，就总结中国政治智慧言，《通鉴》堪称是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以至“成为后代帝王学习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帝王教科书》19页）。（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