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学报》创刊于1915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也是最早冠以“学报”之名的高校学术期刊。《清华学报》起点很高，初创时即以中英文出版，在学术性、探索性和引进现代西方最新学术等方面开创了高校学报的新纪元，很快成为学术交流和科学传播的重要平台。学界已对《清华学报》的沿革、编辑特色、刊发内容、学术地位、历史意义等作过不少研究。在《清华学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曾精心遴选《清华学报》所刊载著名学者之代表性或开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论著，结集出版了论文选集《中国现代学术的开源——〈清华学报〉选萃》。本文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拟对《清华学报》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作进一步的梳理与概括。 初创时期（1915—1919）：中西合璧交相映 1911年4月，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成立。翌年，改名清华学校。1915年5月，时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以“清华学会”的名义创办《清华月刊》（英文名The Tsing Hua Monthly，中英文各半）。1915年11月，在对《清华月刊》整改的基础上创办了学报（英文名The Tsing Hua Journal），改由清华学校主办，自每年11月起，至次年6月止，按月以中英文轮流出版。第1—4卷中（中文版第1卷实称第1期第某号，第2卷始改为卷期），第1、3、5和7期为英文版，第2、4、6和8期为中文版，其中中文版由周诒春、黎元洪、梁启超、蔡元培等相继题写刊名。学报第1期封面仍印有“北京清华月刊”中文名，但第2期中文版出版时正式启用“清华学报”刊名，并被一直沿用。1919年12月出版了第5卷第1期，改为中文号。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报编辑部工作渐趋停顿，因稿源不济、销路不广、经营欠费等问题难以解决，大约于1920年春停止出版。 这一时期的学报以学生编辑为主，教员襄助为辅。中文教员编辑先后有杨恩湛（中文部教务长）、饶枢龄、高祖同、叶景沄、梅贻琦等十余位学问精湛的教员；英文教员编辑先后有王文显（J.Wong-Quincey）、唐悦良、周辨明、狄玛（Clarence Gus Dittmer）、刘大钧、巢坤霖、麻伦（Carroll B.Malone）、海晏士等十余人；在学生部中，总编辑先后有孙克基、陈烈勋、程其保、唐崇慈、赵学海等，总经理先后有赵泉、向哲浚、汪心渠、陈长桐、曾昭承、吴去非等，其他编辑、经理、校对人员包括童锡祥、黄勤、叶企孙、李济、梁思成、曾昭抡、萧公权、浦薛凤、吴景超、萨本栋、潘光旦等百余人，人才济济。由于教员离职入职、学生毕业入学，编辑经理人员处于不断变动中。作者群体与编辑群体有相当重叠，中文版作者主要为学生，英文版作者则多为清华教员。 这一时期的学报以介绍西学、传播中学、发达教育、知识交流为目标，以求“博通今古，融贯中西”。中文版初设“著述”、“选论”、“学术”、“文艺”、“丛录”、“余录”、“教育法令”等栏目，后改为“论衡”、“科学”、“文艺”、“杂纂”等栏目，以翻译、编译、综述等形式介绍西学为主，涉及科学、技术、实业、教育、卫生、经济、政治、军事、思想、传记、文学等诸多领域；辅以中学研究，尤其是在“学术”、“丛录”、“余录”等栏目中包括一些学生撰写的论文，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科、传统工艺、社会调查、文艺评论等。英文版则包括“Tsing Hua Activities”、“The World at Lager”和“The Chinese Publishing World”三个栏目，分别刊载有关清华事务、西学介绍和中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与教育学相关者尤多，其余涉及伦理学、人文地理、医学、文学、政治学、军事、经济学、自然科学等数十个议题。 尽管这一时期的论文以介绍西学为主，但也有不少开创性的成果。比如后来成为物理学大师、教育家、中国科技史学科奠基者之一的叶企孙，在中文版上发表了两篇天算学史论文。其中《考正商功》（1916年2卷2期）是对《九章算术》中“商功”作专题研究，采用了清末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创制的数学符号，用现代方法给出演算与证明，正确地演算与论证了大部分算题，得到审校者梅贻琦的充分肯定。《中国算学史略》（1917年2卷6期）将中国算学史分为11个阶段，并介绍各阶段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数学家和数学著作、重要数学成就。此外，他在英文版上发表“The Chinese Abacus”（1916年1卷3期），“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China”（1916年1卷5期、7期连载）和“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in China”（1917年2卷3、5、7期连载）等论文，分别论述了中国的算盘、数学发展史、天文学发展史，对于向外国学者介绍这些成果作出重要贡献。这些论文是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现代研究的最早期代表作，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示范作用。 兴盛时期（1924—1937）：群贤闪耀竞抒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华大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自1925年设立大学部，建立国学研究院，次年陆续建立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到1928年成为国立大学，至30年代梅贻琦掌校之时，清华已经全面崛起，成为令人瞩目的现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在此期间，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云集，学报也刊载了这些名家的大量论著，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 1924年6月学报复刊，重编卷期，改为半年刊，至1928年6月第5卷第1期出版后，编辑事务因故停顿。1930年6月、11月和1931年10月分别出版第6卷文哲学号、自然科学号和社会科学号3期。1932年和1933年仍为半年刊。1934年1月起改为季刊，至1937年7月后因战事停刊。在此期间，学报共出版12卷、31期。自1930年第6卷出现英文论文起，采取中英文混排。另复刊后采取文理混排，但自1931年4月创办《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后改为《科学报告》）系列学刊之后不再刊发理工类论文。 这一时段的编辑部由教师组成，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先后为陈达、杨振声、浦薛凤、吴景超、朱自清，成员则多为本校各院系的著名教授，如朱彬元、吴宓、郑之蕃、钱崇澍、谭唐、杨树达、赵元任、赵学海、唐钺、叶企孙、冯友兰、蒋廷黻、翁文灏、金岳霖、陈寅恪、吴有训、熊庆来、陈桢、顾毓琇、燕树棠、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萧公权、陈岱孙、王力、潘光旦、陈铨、雷海宗等。编辑部成员各期不一，多则达35人，少则7人。这一时期的作者群与编辑群体依然有很高的契合度，除少数校外学者或本校学生外，作者通常曾名列编辑部成员。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编辑成员中有不少是初创时期的学生编辑，后来留学归国受聘入清华担任教职者。 复刊后的《清华学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并在编辑引言中进一步阐明“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报主要刊发学术研究成果，另有少量书评。学术论文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居多，也有少量理工科论文，比如周培源、萨本栋、顾毓琇、叶企孙、杨武之、吴有训、陈桢等均发表有重要的科学论文。书评部分则是对中外新出版书籍的作者、内容、方法、思想的介绍。 这一时期的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引入西学方法或视角研究中国文史哲问题或中国社会问题等，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变的缩影。比如语言文字学领域，包括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年4卷2期）是他对北京方言研究的一部分，对相关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刘复《图式音标》（1927年4卷2期）是其早期实验语音学的探索成果之一；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11卷1期）是呼吁中国现代汉语文法革新的“开山之作”，也是王力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起点。历史研究领域，比如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1924年1卷1期）探讨地理分布对于明清学术思想变迁的影响，而他的研究思想又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王国维《鞑靼考》（1926年3卷1期）以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互相补正，考察了“鞑靼”这一古代族名在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的演变。哲学领域，比如金岳霖《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9卷2期）主要讨论不相融的逻辑系统，论证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不是概念实用主义的一个证据，体现出逻辑一元论的思想；冯友兰《原儒墨》（1935年10卷2期）主要讨论儒家与墨家的起源问题，指出儒家与墨家两派教义与其后地位之不同缘于二者之不同社会背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1933年8卷2期）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发展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导致近代都市化之主要原因，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要改变贫弱之现状，只有进行都市化发展；陈达《人口变迁的原素》（1934年9卷1期）主要讨论人口变迁的生育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三个要素，并简要分析中国人口变迁的原因与发展趋势。学报还发表了张荫麟、李俨等人关于科学技术史的多篇开拓性著述。 延续时期（1941—1948）：南北辗转续薪火 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次南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回迁北平。因战争和时局变化及学校迁移重组等多种因素影响，学报无法正常出版。但为了尽可能开展学术交流与学术传承工作，学报仍然择机编辑与出版了3卷5期。1941年4月和10月，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学报编辑纪念号上下册，为第13卷，在昆明出版。抗战胜利后学报随校迁回北平，延续以前的刊名和卷号。 1947年10月出版第14卷第1期，1948年8月出版第14卷第2期。1948年10月出版第15卷第1期，是为“校长梅贻琦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号”。之后又因时局变化而停刊，至1955年12月再次复刊，改名为《清华大学学报》，此后更历经变革，谱写了新的辉煌。 在此期间，编辑部同样由教师组成，但成员相对较少，编辑部主任为邵循正，成员先后有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闻一多、潘光旦、朱自清、杨业治、浦江清、吴达元。作者中，除上述编辑中的前七位外，另有梅贻琦、汤用彤、罗常培、金岳霖、杨树达、王宪钧、陈梦家、吴晗、周一良等23人，共发表学术论文35篇，书评7篇。 尽管出版周期很不稳定，但学报在这数期中也刊载了清华学人在战时的一些重要学术研究与思想成果。比如《大学一解》（1941年13卷1期），由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博采中外教育思想，以儒家《大学》之言“在明明德”、“在新民”论述大学教育，提倡通才教育之理念，强调教师表率、学术自由之重要性，同时指出大学教育在这两个方面的若干不足之处，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又如陈寅恪结合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历史研究方法，逐渐提出“史诗互证”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其《长恨歌笺证》（1947年14卷1期），通过丰富的史料钩沉，“证实”了白居易原诗中诸如杨贵妃的身世、唐代服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描写，同时又通过对华清宫、长生殿等考证“证伪”了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二人的爱情，结论亦为学界所叹服。 《清华学报》的办刊思想与清华中西融贯、文理综合的性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相互融通渗透的适宜氛围。《清华学报》在清华大学崛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反映了现代学术在清华乃至在中国生根和成长的过程。学报不仅吸引了众多学术大师刊发创论，也为一大批求学于清华的新人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成为他们学术生涯的起点。《清华学报》上刊载的论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些文章或是不朽之经典，或是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开山之作，引领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潮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