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魏俊杰，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随着历史研究“单位”的缩小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当今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和社会科学化日益加深，历史研究逐渐脱离了“求真”、“求用”和“求善”的主旨。如何避免历史研究的细碎而缺乏整体关怀，如何克服史学研究成为既定理论的奴役，重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颇能矫正当今史学界的弊病。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严耕望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长于中古历史地理和中古制度史研究。严耕望治史往往从大处着眼，做具体而微的述证，在宏观的通识理念下做精密的考证，故其著作都体大思精，为学术界称道。严先生善于择人治学之长，能将不同学者的治学门道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才性，成其治史特色。 严耕望认为，冯溶生、李则纲和钱穆三位老师对其治学影响深远。冯师的影响使他初步具有了深入细致的作风，李师的培养使他开始具备了宏观通识的理念。严耕望是钱穆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师的教导对严耕望的治学取向影响是极大的。钱先生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研究。钱穆治学能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如其早年考证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在宏观的通识下写成的，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在钱穆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严耕望逐渐掌握了治史的门径，将宏观的通识与精密的考证相结合，并力争做一流的史学大家。 严耕望除直接受教于钱穆，还从研读其他史学大师的著作中取其治学之长。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严氏特别推崇钱穆、陈寅恪、陈垣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严耕望取法乎上，吸收众家之长，从而具备优秀史家的治史素养，故能作出令人称羡的一流的学术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