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时期：甘青新始呈一体 公元前三千纪末至二千纪初,中原腹地已进入夏王朝的纪年。从晋南豫西到甘青河湟谷地,夏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自东向西依次排开,互动频繁。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夏时期的第一支彩陶文化——西城驿文化诞生。 西城驿文化是一支特殊的彩陶文化。首先,它因“过渡”性质显著而被识别;其次,该文化陶器常与齐家文化陶器共存;再次,新疆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部因西城驿文化连接在一起,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单元。 西城驿文化结束之后,四坝文化兴起。四坝文化彩陶承袭西城驿文化,并另有创新。该文化彩陶施彩浓厚,易脱落。四坝文化墓地多成群、成片出现,与西城驿文化零星散布的墓葬形成巨大的反差。与此同时,新疆哈密盆地出现天山北路文化。由于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这类遗存的准确属性暂时无法完全认定。但是,天山北路文化彩陶花纹相对简单,特征不明显。 夏时期的彩陶文化传承了马家窑时代的基本特征,彩陶整体呈现出东方传统,但以小麦、铜器和欧罗巴人种为代表的新元素表现格外醒目。驯化小麦和青铜冶炼技术从其发源地自西向东,或是直接进入新疆东部和甘肃河西走廊,成为当地彩陶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在进入这一地区后,开启本土化进程。但是,同一彩陶文化、不同地区的先民对小麦的食用偏好不一致,选择、掌握和使用的冶炼技术也不相同。此时,欧罗巴人群首次东迁至新疆哈密盆地,与东亚蒙古人群在此融合。种种迹象表明,夏时期,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已经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进程。 商至汉初：东西文化合璧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降,中原腹地逐步向大一统的帝国迈进,而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则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公元前1600年左右,四坝文化逐步解体。部分四坝文化向西进入哈密盆地之后,焉不拉克文化形成。焉不拉克文化逐渐壮大,排挤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导致后者进入巴里坤草原,与西进至此的四坝文化余脉融合,形成南湾类型。另外,还有部分四坝文化在河西走廊东部与董家台类型结合,逐步形成沙井文化。 在四坝文化解体之时,甘青河湟谷地以圜底陶器为标志的山家头文化出现,该文化圜底器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彩陶的出现却带有鲜明的“隔代性”。山家头文化的形成预示着第三次彩陶艺术浪潮的到来。 公元前1400年左右,山家头文化结束,辛店文化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兴起。辛店文化彩陶图像生动,线条简练,画风清新。公元前1200年左右,唐汪类型通过借用、承袭以及改造辛店文化的彩陶纹样,最终成型。唐汪类型表现活跃,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关系异常复杂。但尚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与新疆的苏贝希文化有过接触。 在唐汪类型形成之际,苏贝希文化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博格达山南北两侧。虽然苏贝希文化遇到了来自欧亚草原的多种文化,但其西进之势未减,在焉耆盆地甚至伊犁河流域都可见其影响。与此同时,以带有石堆和石围墓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元素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元素在新疆焉耆盆地交汇、融合,产生出以带流器为特色的土著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并以漩涡之势,将带有浓厚土著色彩的元素——带流器像飞沫一样撒溅于周邻各处。 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向东进入新疆伊犁河流域,取代了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这支彩陶文化属于西方系统,它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向东发展,与西渐至焉耆盆地、属于东方系统的彩陶文化进行了直面接触。不过,公元前二千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初,河湟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彩陶文化逐步消逝;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偏晚阶段,新疆地区的彩陶文化也日渐没落。 历时四千多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在夏时期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商至汉初,东西方人群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达到高潮。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彩陶文化的先民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生产活动,而从夏时期到商至汉初,游牧业和畜牧业逐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疆地区,游牧民族最终成为了彩陶文化的创造者和经营者。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时代至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主要由蒙古人种经营,在商周至汉初则由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共同承袭。可以确认,面对彩陶所承载的相同、相近和相似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同的人种都能欣然接受,蒙古人种如此,欧罗巴人种亦然。 彩陶的消失可能与快轮制陶技术的传入有关,但彩陶文化的消逝,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多不利于彩陶文化生长的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让适宜彩陶文化生存的文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于是,西北地区存续四千多年的彩陶文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绝迹。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