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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发展 随着欧美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和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塞拉普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31)一书的出版，西方和非洲学者对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兴趣开始爆发。埃斯特尔·博塞拉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和农业发展，在该书中，她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中(包括非洲)妇女的地位，并得出结论性观点：由于殖民统治的父权定位，殖民主义使非洲妇女地位大幅下降。这一著作和观点也成为之后许多非洲妇女研究的基础。此后几部人类学著作(或多或少带有历史性)以及少量关注妇女史、妇女社会角色以及妇女参与到非洲历史主要大事件的专著和论文随之出版。“经济和劳动(生产和生育)”“婚姻、家族、家庭关系和法律”“政治角色和活动”“宗教、仪式和思想意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维度。(32) 尽管当代非洲妇女史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方向，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构成非洲妇女史研究的主题主要有三个。虽然每个时期之间总会存在重叠，而且时间分界也并非绝对，但还是可以进行大致的划分：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兴趣点在于“被遗忘的女英雄”，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是“下层阶级的女演员”，90年代以后女性成为“性别化的主体”。(33) 1.被遗忘的“女英雄”——精英妇女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怀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感，非洲学者燃起重新挖掘非洲历史的激情，对非洲过去的历史成就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让史学家们开始研究在非洲历史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王”。这里的“女王”不仅指国王的伴侣或者母亲，而是泛指相对独立和有特权的妇女，包括在政治圈中有重要地位的女性。 研究女王的学者譬如有研究早期非洲史，特别是安哥拉、大西洋奴隶贸易、妇女和奴隶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米勒对17世纪敢于抵抗葡萄牙人并与之共谋的安哥拉女王恩津加(Nzinga)的研究。(34)分别在苏格兰和美国获得历史硕博士学位的尼日利亚女历史学家博兰勒·阿韦主要关注传统约鲁巴政治体系中的女性政治领导者。(35)加纳女历史学和人类学家艾格尼丝·艾杜强调19世纪阿散蒂女王的核心角色，(36)而这一角色一直以来被英国殖民当局和男性史学家所忽略。 有关非洲妇女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强调了另外一种“女王”角色——民族女英雄。例如研究西非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女英雄康斯坦丝·卡明斯·约翰(Constance Cummings-John)和阿德莱德·凯斯利·海福德(Adelaide Casely-Hayford)(37)、20世纪50年代中期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妇女音乐组织领导者比比·提提·穆罕默德(Bibi Titi Mohamed)在组织城市啤酒酿造者和其他妇女成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妇女分支中所做的贡献(38)以及尼日利亚南部妇女在殖民时期利用政治影响和经济权力作出的贡献(39)等。 此外由于受经济独立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妇女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西非成功的女商人。许多作品热情地描述了在纺织、渔业或棕榈油贸易领域半文盲或靠自学成功的妇女以及拥有卡车，建造起欧式房子并把儿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商人公主”。(40)这些研究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经济自主权以及妇女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中“被隔离但几乎平等”的角色。 关注精英妇女是早期非洲史学的政治历史自豪感所推动的结果，也是传统史学主要关注上层精英和政治史的一种体现。这种自豪感也促使一些非洲本土女学者的投入。尽管这些研究并不能体现非洲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但它们却是非洲妇女史研究的良好开端。 2.下层阶级的演员——作为受害者的非洲妇女 随着非洲史学从民族主义热情和对“辉煌历史”的重构转向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女精英的研究热度也开始慢慢消退，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作为受害者的女性角色，包括妓女、女佣、女巫、女工、女奴和农业妇女等。这些妇女史学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关注阶级以及生产和生育问题。他们把性别不平等与殖民主义联系一起，同时也对非洲社会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产生浓厚兴趣，并以当地父权结构和殖民主义来解释妇女的地位。南非妇女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女学者贝琳达·波佐利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权制大杂烩”。(41) 研究非洲城市的学者为非洲城镇妇女勾勒了一幅暗淡的前景图：殖民地城镇的女性只有通过非法的、不道德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活动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尤其是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啤酒酿造者和妓女。由于殖民当局对妇女行为道德上的偏见以及他们出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妇女参与啤酒酿造和销售都属于非法。然而，酿啤酒是无法就业的妇女在城市里得以生存的一个关键途径。(42)这些研究反映了非洲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研究主题从殖民前的历史向殖民后历史的微妙转变。美国女历史学家伊利斯·伯杰(Iris Berger)从早期对殖民前东非妇女的宗教角色的研究(1976)转向对南非工厂女工(1986)的研究就可窥见一斑。(43)伯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洲史和妇女史，她一直保持对非洲妇女的研究热情，笔耕不辍，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尤其是南非妇女史和南非史的研究。(44) 到70年代末，文献中出现了另一新趋势——“单就女性本身无法构成研究分析的合理范畴，还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如阶级、年龄、民族身份或宗教以及男女差异”。(45)由此，历史学家开始把非洲妇女史研究与阶级形成、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奴隶或社会中较低地位的人等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围绕非洲妓女和女奴这两大主题进行。 一些研究以特定城市区域的妓女史(特别是内罗毕、金沙萨和约翰内斯堡)作为理解城市或乡村生活变化的交叉点。性交易被看作没有技术的非洲女工的一种主要就业方式。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非洲史女教授路易斯·怀特(46)和南非本土史学家查尔斯·范·昂赛雷恩(47)是这个领域里较突出的历史学家，尽管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学家(48)以及社会学家(49)对殖民时期妇女的研究所影响。路易斯·怀特笔下描述的妓女并非是简单的受害者。实际上妓女在困难的环境下成为创造自己生活的独立主体。怀特描述了卖淫妇女的经济效用以及在没有皮条客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形式。最初时期非洲妓女与领薪女工的角色是等同的。殖民时期内罗毕妓女为许多外来男工提供性之外的服务，如提供休息场所、早餐和洗衣服务等。然而随着殖民主义越来越具有剥削性，工人和妓女的实际工资变得越来越少，到了30年代末逐步趋同于欧美模式，即只提供性服务。 20世纪80年代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另一个热门主题是奴隶。显而易见，奴隶贸易和家务奴隶的存在对非洲妇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女历史学家克莱尔·罗伯森和史学家马丁·克莱因编辑的《妇女和奴隶》，(50)开创性地提出性别对奴隶制的影响，同时也打破了所有妇女都是“被迫害者”的观念。它体现了存在于妇女当中的阶级隔离。(51)受该书影响，许多学者试图在非洲背景下定义“奴隶”，但是却发现很难界定“奴隶”和“妻子”的区别，因为两者之间存在重叠。例如在19世纪受奴隶贸易破坏的中非和南部非洲，男人把女奴当妻子以及卖掉妻子当奴隶的行为改变了妻子和奴隶的角色，并使所有妇女成为弱势群体。(52) 当然20世纪60—7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针对妇女受害者的角色，而80年代也有学者关注女精英的生活。(53)然而整体上研究主体从强调特权妇女到受害者和被剥削者的转变，反映了非洲史学研究的重心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从少数精英转移到普通民众。 3.性别化的主体：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以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为主，那么90年代后非洲妇女史研究则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化与多元，主题涉及妇女健康、性行为、同性恋、教育、经济活动、政治参与、宗教活动等。 妇女健康，特别是妇女生育健康一直是多学科视角下，尤其是社会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关注点。特定的性别传统，如婚姻制度(早婚、一夫多妻、隐居、夫兄弟婚)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传统如女性割礼等影响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生育行为。同时，由于非洲大陆上艾滋病的泛滥，公共健康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有关妇女艾滋病的经历和反应成为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其中领军人物有美国医疗史学家兰德尔·帕卡德和美国女人类学家谢丽尔·麦柯迪等。(54)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对20世纪知识分子和政治传统把性问题边缘化的批判。这些批评与学术界涌现的“后”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交织在一起。(55)在美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家邓巴·穆迪关于南非黑人矿工的工作生活、性行为以及矿工中的同性行为的研究基础上，(56)一群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男性气质和同性恋问题，(57)为非洲性研究领域打开了大门。研究者把社会性别(gender)看成父权制下的社会建构，在这个框架下，性被当作妇女受压迫和性别不平等的因素之一。研究者把女性主义理论与殖民后婚姻、种族、性行为、文化研究等分析联系在一起来处理今日非洲复杂的性行为问题，同时也把抵抗和赋权作为分析女性性行为的重要因素。(58)非洲性行为研究者认为，殖民主义侵略把性区分为“正常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和“不正当的”“不道德的”“危险的”(同性恋、一夫多妻、婚外恋和妓女)两个类别。史学里也充满了有关殖民政策对个人性行为产生分裂影响的研究记录。这种分裂削弱了已有的社会界定，形成了殖民统治下所认为的“不正常”的性行为。总之，史学总体上认为霸权殖民上层建构形成了殖民地独特的性欲望和性经验。(59) 教育是殖民主义影响非洲社会的另一重要因素。殖民前非洲社会的教育作为概念性和实用性的目的旨在适应社会和物质环境的需要。虽然殖民前在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存在性别阶级，但是妇女却以不同的知识水平在不同领域里占据领导位置，如宗教信仰体系、母系政治体系、秘密组织以及通过日常活动参与到农业、家庭管理、贸易和卫生保健等领域。而殖民时期的教育受殖民主义影响，其目的发生了改变。例如殖民时期津巴布韦妇女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妇女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和维持生活的农夫。(60)关于非洲殖民后妇女和教育的研究主要关注性别歧视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所产生的影响。(61)不同地区在入学率、毕业率、学业水平、课程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同时学者们还分析了女子教育恶化的因素，如：早婚、早育、家务和农活的压力、某些职业的性别化以及潜在的失业风险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结构调整计划也与妇女教育息息相关。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结构调整计划减弱了国家给市民提供基础教育的能力，中小学教育不断私有化以及严重的政府资金的削减让许多穷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而这对妇女和女童的的影响尤其严重。(62) 妇女与经济也是90年代后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63)一部分学者关注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角色转变，而另有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投向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妇女就业产生的影响。在殖民后时期非正规部门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比起其他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妇女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作。(64)这是对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计划后非洲男女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不断增加的一种反应。非正规经济一方面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而另一方面对部分女性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工作负担和压力，因为女性在工作领域面临与男性不同的挑战，如缺乏信贷、缺乏财产、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和警察骚扰等。全球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也非常大。(65)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导致劳动力市场里低层职业的女性化、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增加、女性工作量加大以及女性贫困进一步增加。一些学者也指出全球化给非洲妇女既带来利益也带来问题。美国黑人经济学和女性学者西尔万·博科和同事编著的《非洲发展中的妇女：21世纪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挑战》(66)就分析了全球化和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妇女经济活动的影响，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评价这些推动力如何促使妇女对非洲发展做出贡献。 社会性别、女权主义与政治也是学者比较关注的主题之一。(67)尽管习惯法、成文法和宗教法在许多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仍然对妇女保持歧视，(68)包括南非、卢旺达和乌干达等许多国家在内在教育、健康和平权等方面都推进了对女性有利的政策。(69)20世纪9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代表权的增长一直是令人震惊的。1990-2010年间，妇女在非洲议会议员的数量上翻了三倍。根据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2016年2月的数据，非洲妇女在国民议会中的平均席位为23.3%，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6%。影响非洲妇女参政议政因素有很多，包括左倾政党、殖民主义、外国援助、国际组织、经济发展、妇女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政治文化、制度因素——如选举制、配额制、妇女的集体行动等。(70) 围绕宗教对非洲妇女角色和地位影响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维度之一。(71)宗教构成非洲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地，社会特有的性别习俗也根植于宗教和哲学传统。当代非洲的社会文化是分别根植于非洲、阿拉伯和西欧的三大文化融合的结果，而连接三大文化的主要工具分别是非洲本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72)其中代表西方文明阵营的学者认为，传统非洲宗教和相关信仰阻碍了妇女赋权；(73)而由非洲女权主义和激进神学家主导的阵营则认为，特别是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联系的非洲妇女在接受文化方面相对处于弱势。(74)早在阿拉伯和欧洲入侵前，非洲就已有发展良好的本土宗教。传统非洲人的信仰与生活紧密交织，其区别不易察觉。传统非洲宗教对妇女的限制较少，尽管古代非洲也有一定的性别上的劳动分工，然而两性的功能被认为是互补的，并不存在阶级上的区别。(75)这就意味着古代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女性与男性在社会中一样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同样的权力和权威。然而阿拉伯人及其伊斯兰教对许多非洲本土的规范、传统实践和信仰并不认可，尤其是在家庭和公共领域里的性别关系。因此，早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非洲大陆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在他们征服的非洲大陆上成功改变了两性关系，特别是在蒙巴萨和桑给巴尔地区。受影响的规范和实践中就包括了两性服饰、两性角色和妇女权利等。(76)而基督教和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有许多重合之处，两者存在许多共同的目标，例如殖民者和基督教传教士都把教化所谓的“黑色大陆”上的居民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改变殖民前的性别关系，基督教传教士以精挑细选的圣经文本，如亚当和夏娃之类的圣经故事作为布道的基础，从而加强妇女的文化附属，也有效地在非洲人中间巩固了“女性次于男性的信念并让妇女接受了她们被压迫的地位”。(77)在外来宗教改变或破坏传统非洲妇女的角色地位的同时，非洲妇女同样也利用宗教运动提高自身的地位。她们加入各种宗教教派，利用宗教提供的教育机会扩展视野，甚而成为本教派的领导者，从而引领自己的姐妹进一步提高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 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非洲妇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既是对非洲社会男女平权的呼应和体现，也是非洲史学不断发展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