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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演讲，是学术传播与交流的直接方式。学术演讲风气是否兴盛，是衡量学术水平和文教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西南联合大学学术演讲风气之盛与这座高等学府的学术水平之深广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众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演讲者的个性风骨和学术观点的异彩纷呈均有所描绘，且为后来者津津乐道。作为享誉学界的代表性科系之一，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学术演讲充分发挥了知识共同体在文学教育、学术传承等诸多方面的功能。这与联大知识分子在艰危时局中延斯文命脉于一线和为国家造栋梁之才的远见卓识有莫大关系。本文即以联大中文系的学术演讲为视角，以窥联大学术演讲体制及其功能之一斑。 文史演讲与知识共同体的离合 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常规的学术演讲体制。每学期开始时，中文系国文学会便联合历史学会举办文史讲座。文史各系的著名教授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自定题目，作学术专题报告。比如，1942年10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汤用彤等便开始商谈文学史讲座之事，并安排“中国历代诗与文学作品”讲座十四讲，拟定每周举行一次。11月6日，闻一多开启第一讲，讲题为“伏羲的传说”。其他的讲题依次是汤用彤讲“隋唐佛教之特色”、朱自清讲“宋诗尚理”、邵循正讲“元代文学与社会”、郑天挺讲“清初文化之调融”、吴宓讲“清末的小说”、冯文潜讲“天才与创造”、罗庸讲“诗的欣赏”、金岳霖讲“小说与哲学”、杨振声讲“书画同源论”、冯至讲“浮士德里的魔”、袁家骅讲“语言与文学”、陶云逵讲“文化变迁中之人格问题”、罗常培讲“语言与文化”。文史讲座在暑期也不间断。1943年6月25日，唐兰的甲骨文讲座，是暑假文史讲座第一讲。其后有游国恩讲“楚辞中的女性”、吴达元讲“法国的浪漫运动”、浦江清讲“中国小说之演变”等。 文史讲座是开放性的，既面向本校师生也面向社会，影响力较大。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显示，这些讲座“听众极为踊跃，因该校教室至多能容五六百人，迟到者几无立足之地”。联大中文系实际上以学术演讲的方式集体亮相，向学界和普通听众展示中文系学术研究的个性与风格，也体现战时文学研究共同体的精神风貌和学术旨趣。同时，开放性的学术演讲也考验了演讲者的学术功力，客观上促使演讲者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最拿手的方式进行演讲。闻一多讲“伏羲的传说”时，朱自清就评价云：“晚间听一多讲演，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另据徐知免等众多学人回忆，闻一多的诸多学术演讲都富有煽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成功实现了文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当然，学术演讲在分享学术成果时，也会因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差异，造成学界同仁间的压力和隔阂。1943年6月9日，闻一多在主持杨振声的演讲会时，发表了一己之见，即谓“陶渊明脱离现实，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错的，陶渊明的爱好者也有错误”。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观点多有隐忍，也表现出联大中文系内部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科学讨论与学术生力军培养 除了学术演讲，联大中文系例行的学术报告会也在学术薪传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西南联大中文系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法之一，是每隔两周由系领导组织青年教师开一次小型科学讨论会，由青年教师轮流提出一篇论文，一位教授负责指导。系主任和导师、青年教师及其他同仁参加报告会并参与讨论。这种针对青年教师的科学讨论会，是中文系对青年教师在学术上的指导、考核和鞭策，对青年教师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1942年，赵仲邑作为联大中文系青年教师，与闻一多合开“大一国文”，闻一多是其论文指导老师。按照要求，赵仲邑提早几个月就开始准备讨论会论文，开始拟的题目是《杜诗中的雄浑》，但这个题目较大且内容抽象，遭到闻一多的否决。后来赵仲邑将报告的题目改为《黄山谷五言诗句法研究》并得到闻一多首肯。1942年11月11日，朱自清参加了赵仲邑的讨论会，并在日记中记载“其句法分析部分至为重要。从此使我对句法开始有所了解，为此而高兴”。1943年2月26日，朱自清又读赵文，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 科学讨论会是对青年教师常态化的学术训练。从论文指导教师的安排，到报告会同仁间的讨论，再到论文的发表，这一流程已见出联大中文系成熟的学术培养体制。又如，1941年5月10日，傅懋勉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同仁第五次讨论会上作《从绝句的起源说到杜工部的联句》发言，原稿经罗庸、罗常培、闻一多、朱自清等看过。论文最终刊载于《国文月刊》第17期。1943年6月2日，助教吴宏聪在讨论会上讲《曹禺戏剧研究》，杨振声是导师，罗常培与助教李广田、周定一、赵西陆等出席。这些均是联大中文系培育学术生力军优良传统的表现。 实际上，中文系的讨论会，不仅在培养学术后备力量，也在激励前辈学人。知名教授和青年教师之间形成切磋学问、互相砥砺、平等对话的学术氛围。1942年10月28日，朱自清参加中文系讨论会，是日记曰：“赵先生作有关已故王国维的文学评论报告，他分析‘境界’的概念，并追溯其文学观点之起源。王从西方哲学中逐渐得到一些观念，并从《艺概》形成其对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在《人间词话》里，他引用许多批评者的看法而持有异议，他同意的只有刘熙载一人。这是个很大的发现。报告后进行了热烈讨论。我对此会满意。”虽然，赵、王具体指何人目前暂无法确定，但从中亦可见出讨论会上的学术氛围和含金量。 文学演讲与时代精神呼应 如果说从1939年至1943年，建制逐渐完备的西南联大尚能处于教学科研的正常轨道，文学研究专题演讲旨在培养专门人才，那么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文学演讲则成为反对侵略、呼吁民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活动，给处在民主浪潮中的联大师生以强劲的思想支持。 从1942年开始到1946年，西南联大为向民众大量宣传抗日救国、复兴建设等方面的知识，先后组织众多学者教授开展系列演讲，涉及“科学与建设”、“国际局势与列国概况”、“科学”、“宗教与哲学”、“文学”、“时事问题”、“中国建设”、“社会与教育问题”、“各国风俗”、“生物学与人类生活”等系列主题。演讲活动达百余场，受众有军政人员、职员、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昆明市档案局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演讲录》） 据相关资料显示，文学系列演讲集中于1942年5月至8月，分别由游国恩讲“屈原”、罗庸讲“陶渊明”、闻一多讲“楚辞的时代”、李广田讲“杜甫的创作态度”、李何林讲“中西社会及其文学”、夏康农讲“文学所受科学的影响”、楚图南讲“抗战时期中国的诗歌运动”、姜亮夫讲“诗经”、徐梦麟讲“元曲之文章与方言”、孟超讲“三国演义”和“水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普及性的文学演讲选题大多集中于那些能够代表民族精神源头和脊梁的文学家和经典作品，从而可以在传播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乃至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等诸多方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外，在西南联大多次的文艺集会上，闻一多等人还特别强调人民的立场，认为保卫国土最可靠的力量还是人民自己。显然，在抗日烽火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肩负起了学术救国的历史重任，他们用学识与人格风骨，以讲坛为阵地，参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起到民族脊梁的中坚作用。 在抗战胜利前夕，通过文学演讲宣传进步思想，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这是联大和昆明各高校文学研究者面向大众进行文学教育和思想启示的核心诉求。而这其中，闻一多又以他那饱满的激情和凌厉的批判精神，成为西南联大学术阵营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学术评价体制研究”（16CZW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