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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中，燕国有制作优良甲胄的传统，因之《周礼·考工记》称“燕无函”。“函”，即铠甲。并解释说：“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汉儒郑玄想出一个理由来解释，见《周礼》郑注：“燕近强胡，习作甲胄。”他的解说或许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是说因要抵御强胡，所以特别注重防护装具的制作；另一个是因与强胡的接触，会汲取强敌使用的防护装具的优点，改进自身防护装具的性能。 目前从田野考古发掘中，在燕地发现的商周时期个人防护装具，只有青铜胄，例如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的出土品。在白浮2号墓和3号墓中各随葬有1件青铜胄，2号墓的青铜胄左右两侧向下伸展，形成护耳，在胄顶中央纵置网状长脊，脊的中部有可以系缨的孔，通高23厘米（图一）；3号墓的1件形制与2号墓的相近，只是没有纵脊，在冑顶置系缨的圆纽，通高23厘米。这些胄与山西柳林高红商墓出土的青铜胄相近似，柳林青铜胄也是两侧垂下护耳，胄顶纵置系缨方纽。其形制明显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胄不同。在白浮墓中随葬的青铜兵器包括一些剑身和茎之间有两个小刺的青铜短剑，有的短剑首作马头状或鹰首状，还有鹰首状柄首的长条形铜刀、柄端带铃的匕首等。“这些兵器与同墓所出的其他常见于中原地区的兵器不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显示出草原文化的影响。”白浮墓中出土的带有草原文化影响的青铜胄，或许可以看作燕地曾汲取强胡防护装具优点的证明。到东周时期，如《周礼·考工记》所说，燕地不置函工，郑注：“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据《考工记》中《函人为甲》所记，书中所说的甲胄制作是指皮甲（革甲），所以表明燕地有制造优良皮甲胄的传统。 战国晚期，当新兴的黑色金属冶炼工艺传播到燕地以后，迅速地与当地传统的制造甲胄的技术相结合，形成铁铠制造工艺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新态势。在燕下都遗址的发掘中，不断发现战国晚期的铁甲片标本。武阳台村西北的21号作坊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初步认为其南部以铸铜器为主，北部则是制造铁器的作坊区。 出土的铁器品类众多，包括工具、兵器、刑具、车马器等，还有铁料，表明当时燕地铁器生产具有一定规模。铁兵器以矛最多，也有剑、镞、镞铤等。防护装具有大量铁甲片，多达491片，但均为零散甲片（图二），没有发现编缀完整的铁铠或兜鍪。但从铁甲片的出土数量，可以想见当时铁铠甲的生产规模，同时也表明铁质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在战国晚期燕军的装备中已占一定的比重，这在1965年对燕下都44号丛葬墓的发掘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由于在燕下都21号作坊遗址发掘中所获得的铁甲片都是零散的，没有任何编缀的痕迹，无法复原当时铁铠的原貌，但因材质和工艺的不同，其大小尺寸与先秦时皮甲的甲片有较大差异，又因目前还没有从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过燕国的皮甲标本，只有用从南方楚地发现的楚系皮甲标本的甲片进行对比。以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皮甲胄的甲片为例（图三），胸侧甲片最长的达22.3厘米，裙片一般长度超过14、宽度10～13厘米。且各部位的甲片形状大小各有特点，位置固定，不能置换。而燕下都出土铁铠甲片个别最长的也超不过10厘米，一般在6～8厘米，且甲片形状大致都是圆角的矩形或方形，在战损紧急修复时有置换的可能，这就为以后甲片的标准化和通用性创造了条件，对铠甲编缀工艺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 虽然完整的燕国铁铠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但是保护头部的铁兜鍪，却已在44号丛葬墓中出土过1件基本完好的标本，编号M44︰2（图四）。兜鍪由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出土时仅缺失3片，尚存86片，兜鍪通高26厘米。由2片半圆形甲片合缀成圆形平顶，以下由6排甲片（连顶片共7排甲片）编缀而成，每片甲片的大小视其位置不同而有差异，一般高约5、宽约4厘米。 此后于1995年在燕下都遗址10号夯土建筑基址东北，又获得第二件能完整复原的战国晚期铁兜鍪，编号Y95H1︰1（图五、六）。出土时存甲片66片，锈蚀严重，经修整复原，兜鍪由顶片和5列甲片编缀而成，原应用甲片69片，现缺3片，复原后兜鍪通高31.4、下口宽25.2厘米。遗憾的是在刊出时未提供铁兜鍪出土时的实测图，也没有出土时的照片，因此无法验证这件标本修整复原时，有关甲片的位置是否均准确无误，我们只能认为其大致轮廓还应是可信的。这第二件铁兜鍪的出土，使44号墓铁兜鍪摆脱了只是孤例的局面，使人们有可能对战国晚期铁质防护装具作进一步的研究。 兜鍪，是古人使用铁来制作护头的防护装具的称谓，以示与“胄”——以青铜或皮革为材质制作的头部防护装具——的区分。原因是以铁制作后，改用“金”为偏旁的字来称谓。 《尚书·周书·费誓》“善敹乃甲胄”，孔颖达疏：“‘正义’曰：‘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二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而因以作名也。”《说文》：“兜鍪，首铠也。”汉时也称“鞮鞪”，如《汉书·韩延寿传》中的“被甲鞮鞪居马上”，颜师古注：“鞮鞪即兜鍪也。”汉魏人的著述和出土的简牍中，也都如此称谓。 直到北宋，仍称头部的防护装具为兜鍪，《文献通考》卷一六一记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八年（975年）每旬亲阅京师所造兵器，所列即有“锁襜兜鍪”等名目。庆历四年（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中亦称头部的防护装具为“兜鍪”，而加上护颈的“顿项”则合称“兜鍪顿项”。在《太平御览·兵部》中列有“兜鍪”，将先秦文献中有关“胄”的引文，皆系于此条目之中。说明自汉魏至北宋，对保护头部的防护装具概称为“兜鍪”。 到元明时又使用“盔”的名称，并将护体的铠甲与之连称为“盔甲”，此后一直沿用至近代，因此“兜鍪”之名逐渐被世人遗忘。同时坊间流行的小说中，更是不管讲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故事，统通将防护装具叫做“盔甲”，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更大，至今甚至一些“学者”也依俗沿用，颇显混乱。 总之，古人在述及保护头部的防护装具时，其名称随时代变迁而不同，先秦时称“胄”；自铁兵器出现开始秦汉至宋称“兜鍪”；元明至近代称“盔”。后代人有时可沿用前代名称，但后代的名称不会出现于其前的著述中，我们今天研讨古代兵器时，还是应正确使用当时具有时代特征的准确名称为好。燕下都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的铁制护头防具，沿用先秦的名称“胄”也可以，但它们确是代表着铁质防护装具走上战争舞台的重要考古标本，还应依古人采用从金的名字，称为“兜鍪”，它们也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铁兜鍪。 将燕下都出土铁兜鍪与早于它的先秦皮胄以及晚于它的秦汉时铁兜鍪相比较，可以看出随着钢铁冶炼技艺的发展和普及，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从目前已经获得的田野考古标本来观察，当时七雄中燕国制作的铁质防护装具，特别是护头的铁兜鍪，已经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先秦时的皮胄，经复原研究的主要是湖北随州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标本，以Ⅲ号皮甲胄为例（图七），清理复原时曾对所用皮甲片进行分类，共划分为A～W共23型，其中M～W型共11型14式计18片甲片编成皮胄，顶部居中是纵向凸起的脊棱，两侧各缀联一半球状的顶片，构成圆顶，前额缀一倒“凹”字形甲片护额，自颜面两侧向后悬垂两排甲片，用来遮护双耳和脖颈。由于各型甲片形状各异、尺寸不同，且左右相对的各式甲片亦有方向的区别，均互相不能替换，所以压制18片甲片的模具需各不相同的14副之多，工序繁杂。作战时甲胄经常发生战损，必须有充足的各型式甲片，才能及时修复，否则会因各型甲片不能相互置换补缀，损毁部位难于修复，无法使用，因而影响战斗力。 再看燕下都44号墓铁兜鍪，由于早期铁制甲片系锻制，不宜将外廓形状设计得过分复杂，导致甲片外廓主要呈圆角矩形或方形的趋势。编缀这件兜鍪的89片铁甲片，仅圆顶、护额和护颏的7片较特殊，其余都是圆角矩形，仅尺寸略有差异，这就减少了锻制时的复杂性。同时因甲片尺寸小，编缀时左右上下诸甲片重叠的部分距离靠近，实际在每个局部大致都有两片甲片重叠保护，其强度比单片成倍增强。因此从材质和编缀工艺各方面，都令战国晚期的铁兜鍪远胜于同时期的皮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燕地铁铠甲的制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甲胄编缀工艺的新规程。以小型铁甲片编缀个人防护装具的工艺，形成固定编缀和活动编缀两套规范，固定编缀主要用于兜鍪和铠身等不需上下局部活动的部分，活动编缀主要用于披膊、筒袖、垂缘等必须上下活动的部分。在燕下都所发现的两件铁兜鍪，正显示着当时铁铠甲固定编缀的新规程已初步形成，大致是先横编后纵联，横编时从中心一片向左、右编缀，纵联时则由上向下，所以甲片一般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由于还没有在燕下都发现整领的铁铠，所以还不清楚有关活动编缀的具体情况，从已知先秦皮甲胄标本，可推知在纵联时与固定编缀相反，应是下排甲片压上排甲片，并在甲片中孔留有较长的甲绦，使其可以上下伸缩。上述编缀铁铠的工艺新规程，为秦汉所承袭并不断完善，一直影响到后代，成为中国古代铠甲系统的民族特征之一。 秦汉时铁兜鍪标本，已有不少有关的考古发现。秦朝的铁兜鍪，虽然还没有实物标本，但已发现数量可观的石制模型，出土于秦始皇陵园K9801号陪葬坑中。据1998年试掘所得，可辨认出石铠甲模型87件和石兜鍪模型43件。从石甲片的形制、尺寸和编缀等方面来看，它们所模拟的原物应是金属甲片编缀成的铠甲，可能是铁铠。其中的T4G1号石兜鍪已经复原（图八），原清理出石甲片71片，经复原得知原应使用74片。兜鍪顶为圆甲片，以下依次编缀5排甲片合成整顶兜鍪，所用甲片微呈梯形，底宽顶窄。除第1排形体略长外，余4排形体近同，尺寸微有变化。但由于是用石材模拟的甲片模型，或许为了减少石片加工的工序，所以甲片四角都是尖角，并没有如真实铁甲片那样呈圆角。具体编缀时也与真实铠甲不同，只需将甲片简单编连成型而已。但是基本的编缀工艺规程，则按以燕下都铁兜鍪为代表的战国晚期规程，前片压后片，上排压下排。兜鍪外观也大致与燕下都44号墓铁兜鍪相近似，只是左右护颏的两片甲片编在倒数第2排，其下又编有最末一排甲片。复原后兜鍪通高34.5厘米。 汉朝的铁兜鍪已有多件标本作过复原研究，其中较典型的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西汉铁兜鍪（图九）。这件兜鍪下缀顿项，共用4型10式计120片甲片编缀而成。兜鍪的编缀仍承袭战国晚期燕下都44号墓铁兜鍪，但顶部圆形甲片形体减小，其下联缀的第1排甲片则近梯形，上窄下宽，与顶片组成半球形，其下再联缀2～4排甲片，在第3排甲片居中留出露出战士面孔的部位。在兜鍪第4排甲片下缘，连缀由3排近方形的小型甲片编缀的顿项，以增强兜鍪的防护效能。兜鍪甲片是上甲压下甲的固定编缀，下缀的顿项则用下片压上片的活动编缀。可见铁兜鍪自战国晚期出现发展到西汉时期，工艺规程已趋完善。 以上选取的自战国晚期经秦到西汉的3件典型的铁兜鍪或模型标本，已能清楚显示由皮胄过渡到铁兜鍪后，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的铁兜鍪编缀工艺新规程的形成和发展。当然同一时期使用的铁兜鍪并不是只有这一种主要样式，在同样工艺规程下形貌也会有所变化。燕下都出土的第二件铁兜鍪就与44号墓铁兜鍪在细部结构方面有区别，秦始皇陵园K9801号陪葬坑中石兜鍪模型也有两种样式。西汉墓发现的铁兜鍪，如山东淄博齐王墓和陕西西安北郊西汉墓出土的铁兜鍪，在样式上都与楚王墓出土的铁兜鍪不同，但是基本编缀工艺的规程是相同的。 燕下都出土的Y95H1︰1号铁兜鍪，如果复原无误，还有一点特别应予关注。就是在兜鍪额部平伸出的“眉庇”，这也是过去发现的中国古代保护头部的防护装具中，还未见过的。其作用一是保护额部，同时也遮护戴兜鍪战士的眉眼等部位。这一考古发现，也解决了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关于中国古代甲胄和日本古代甲胄关系的问题。日本古坟时代的甲胄，与中国古代甲胄关系密切，其发展演变在许多方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甲胄的影响。日本古坟时代保护头部的防护装具，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冲角付胄和眉庇付胄（图一〇），它们都应与中国古代甲胄的影响有关。兜鍪额前设“冲角”，在北朝的图像和俑中可以见到。但在兜鍪额前设“眉庇”，过去一直没有任何考古标本可以说明，故成为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现在已明确在中国古代铁兜鍪走上战争舞台的初期，就已出现设“眉庇”的标本，终使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定能推动今后对中国古代甲胄与日本古坟时代甲胄研究的新进展。 （原文刊于：《文物》201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