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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动物纹发现较少，但是在中国美术史上却意义重大。1984年在敖汉旗小山遗址房基内出土陶尊14件，这些陶尊外形工整，直领圆唇，腹部扁鼓，器表经过打磨十分平滑，其中有5件饰有极其精美的飞鹿、猪龙和神鸟图案。这三个图案是在猪、鹿、鸟三种动物原型的基础上，经过先民的二次创作，艺术处理过的神化形象，均是选择最能凸显形象特征的侧视角度进行刻绘。三个动物的头部手法十分写实，鹿有茸角，猪具长吻和獠牙，鸟则画出长喙和顶冠。躯干部分处理手法则都十分抽象，多画成流线或蜷曲纹，轮廓线内多以细密的网格纹充填。猪纹为猪首蛇身，周身用网格文代表鳞；鹿纹为鹿首身生翼，和猪纹一样具有蛇身，因此又被称作猪首龙、鹿首龙。此外，陶尊上的鸟纹，巨头圆眼，顶上生冠，长嘴似钩，也远远超越了现实禽类形象。这三个动物纹技法写实而风格浪漫夸张，被考古界称为“中国第一神图”、“灵物图像”。根据出土地点以及图案在器表所处的位置可以推断这些“尊形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礼器，而这些动物纹是具有礼仪性的装饰纹样，是供人仰视膜拜的。它们每一个都是若干形象相互结合的产物，极具美感而又富有象征意味。它们被精心刻绘在礼器表面，具有徽章和标志作用。对猪与鹿进行崇拜，来自于原始宗教中最初级的对于食物的幻想满足，而将其它的动物特征创造性地集中在猪与鹿上，使之神灵化，说明此时先民的宗教观十分复杂与成熟，已经脱离了简单直白的食物崇拜和生殖崇拜阶段，向精神世界的更高阶段发展。 在技法上，和前面介绍的几何纹完全不同，这些动物纹样刻绘方法共有两种，一种是在器表彻底干燥并打磨光滑后，用尖锐的工具精心刻绘而成的。先用较粗的线条刻绘出形象的外轮廓线以及头部五官，然后用十分细密的线条组合成网格纹填充在身躯的轮廓线内，整体线条以直线为主，轮廓线转折较生硬，显得苍劲古拙。第二种技法是在陶器表面湿润的时候，用较粗的线条勾画出外轮廓线及头部五官，之后待表面干燥后，在轮廓线内刻画细密的网格纹，最后进行整体的打磨。整体线条表现力丰富，外轮廓线圆润流畅，网格纹质朴简洁，具有绝佳的视觉效果。 动物头部的写实风格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躯干部抽象夸张风格需要高度的提炼与概括能力，两种风格的完美结合又显示出先民成熟的艺术创作力。躯干和四肢部位精心刻画的细网格纹，两格之间仅距1毫米，完全等距，十分准确精致，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以及坚定而强烈的宗教信仰，才能使双手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因此，这些“尊型器”显示了赵宝沟先民在绘画艺术和宗教两方面的高度成熟。 相对于“画”，先民对陶器的制作已经有了“塑”的概念，通过对陶器外形的设计、制作、修整再到最后表面的装饰，这个过程和雕塑是十分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件陶器都是“塑”的结果，而当这些陶器摆脱了实用性而服务于宗教时，便具有了艺术特性。 史前陶塑主要是两个主题，即人和动物，与陶器纹饰一样，都被赋予了宗教含义。陶塑在各个新石器文化中都有发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独立的雕塑作品，如红山文化的陶塑人像、石家河文化的各种陶塑小动物；另一类是拟形陶器，如良渚文化的水鸟壶、仰韶文化的鹰形尊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兽形尊等。这两大类陶塑作品都是用于原始宗教活动的。 2003年在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北山村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陶凤杯。陶凤杯上的头冠、尾采用圆雕手发塑成，杯身用线条刻画出羽毛，塑与刻两种技法交替使用，显示出赵宝沟文化成熟的雕塑技巧。其造型与“凤”极为接近，已经将凤的特征完全显现。从外形上看，它属于拟形陶器，将审美与实用完美结合，杯的整体大小适中，适合人手把握，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从其容量来分析，绝非饮水器，应为盛酒器。我们知道，直到商周时期，酒以及各类酒器都是专门用于祭祀宗教活动的。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凤杯应该是用于宗教活动的礼器。 陶器的纹饰是远古先民受陶器制作过程中陶器本身的肌理纹样的直接启发而产生的，之后又与原始宗教信仰不断结合，使纹饰本身开始逐渐具有独立意义。但是，还应看到，从模仿、无意识几何纹样到技艺高度娴熟的动物纹样描绘与艺术创造，宗教信仰从混沌蒙昧到高度的图腾崇拜，赵宝沟文化似乎缺乏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对此我们只能期待将来对赵宝沟文化的不断发现与研究了。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