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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灰坑性质浅议 殷墟西北冈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灰坑仅发现于王陵区西区的M1001［23］、M1002［24］、M1003［25］、M1004［26］、M1217［27］、M1500［28］、M1550［29］之上，78M1 之上发现一处“殷代大灰坑”［30］，M1567 材料未发表，王陵区东区的M1129［31］和M1443［32］之上没有发现晚于大墓的墓葬和灰土堆积，M1400 之上没有发现晚于大墓的灰土堆积［33］，仅发现2 座时代无法确定的墓葬［34］，50WKGM1［35］和87WBM260［36］在发掘时亦未提及存在晚于大墓的墓葬和灰土堆积。这表明，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灰坑仅集中分布于王陵区的西。 发掘者曾以M1004 之上的层位关系为例，认为“灰坑最早，小墓次之，早盗坑次之”［37］，但这样的认识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大墓之上有相当数量的小墓和灰坑混杂分布，彼此之间没有打破关系，这些小墓和灰坑的年代均由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中期，故应具有共存关系。与小墓混杂分布的灰坑中所出遗物极具生活气息，如M1003 之上的“灰土堆积所含的遗物以陶质容量器碎片，陶纺轮，陶弹丸，石环，砺石，残石器，骨锥，骨笄，骨矢，骨‘柶’，兽骨，鹿角，蚌壳，蚌环，蚌刀为最普通最普遍”［38］；又如M1500 之上的HPKK1“坑内填灰色土，土内杂有大量的黑炭末。底上更有一层厚约0.15m 的黑炭末。将近底处，灰土内发现一大型肥足绳纹陶鬲和一带饰绳纹大陶罐的碎片；紧靠东南壁去底面0.12m 倒卧一大致完整的绳纹陶罐，口向西；在这陶罐之北约0.2m，去底面0.02m 平放蚌壳一扇，凹面向上；在蚌壳之西约0.12m，去底面0.04m 平放一圆角梯形单孔砂质砾石。显是一种炊爨的遗迹。”［39］据此可知，王陵区西区集中分布的西周小墓和灰坑的背后应是一批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居于斯、葬于斯”的人群。 笔者认为，这批由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活动于殷墟王陵区西区之上的人群应是殷遗民。原因如下： 其一，“居葬合一”的遗迹空间分布形态是殷墟文化及“殷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殷墟遗址内商代居民点的居址与墓葬之间关系是墓葬位于共时居址的近旁［40］，周原遗址内的殷遗居民点也呈现出“居葬合一”的特征［41］。殷墟王陵区西区西周小墓和灰坑的空间分布符合这样的规律性认识，而与周人在通常情况下居址与墓葬相分离的规律性认识明显不同。既然是“居葬合一”，自然会出现与居址有关的瓮棺葬。 其二，肥袋足无实足根鬲、柱足鬲和腹部压印S 形卷云纹的敞口薄唇簋属于“殷遗文化”陶器群的典型器物。肥袋足无实足根鬲属于“殷遗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周人并不使用这样的陶鬲。目前所见柱足鬲的最初形态是殷墟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1，系由肥袋足无实足根鬲之下添加柱足而成，属于商式鬲的变体。腹部压印S 形卷云纹的敞口薄唇簋源于“商末周初”的仿铜陶簋。柱足鬲和敞口薄唇簋的出现及演变规律清晰（图六），均属殷遗民进入西周之后的创新器型［42］。 其三，西周殷遗民和周人均不使用明器化的陶觚、爵，陶鬲是西周殷遗民和周人陶器墓随葬组合的核心。直至殷墟文化第四期晚段，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核心仍是陶觚、爵，但受到周公东征后禁酒政策的影响，安阳地区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核心由陶觚、爵转变为陶鬲［43］。殷墟王陵区西区的西周小墓随葬单鬲或鬲、罐等组合应是受到了周人的影响［44］，但并不足以说明墓主人是周人。 其四，有腰坑的西周墓葬通常被认为是殷遗民墓，但没有腰坑的西周墓葬未必是周人墓。纵观商周时期的腰坑墓，绝大部分属于大、中型墓，无腰坑的墓葬主要是小型墓，殷墟遗址有相当数量的商墓没有腰坑［45］（表三）。西北冈大墓之上的西周时期墓葬均为小型陶器墓，即便没有发现或报道腰坑也有可能是殷遗民墓。 根据上述材料及相关分析可知，西周早、中期的殷墟王陵区西区存在一处普通居民点，居住于此的殷遗民死后埋在居址的近旁，根据遗迹特征及出土器物可知这批殷遗民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王陵区东区在西周早、中期缺乏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遗存。王陵区西区的殷遗居民点至迟在早期盗掘时已废弃，位于大墓墓口之上的居址与墓葬便遭到了早期盗掘者的破坏，但早期盗掘坑周边的西周小墓及灰坑得以保留，为判断殷墟王陵早期盗掘年代提供了关键的决定性材料。由于这些小墓及灰坑的年代下限为西周中期，因而殷墟王陵早期盗掘年代应不早于西周中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