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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帝国城市纽伦堡市政委员会秘书官斯宾格勒和纽伦堡“路德小组”的相关活说明知识精英在路德思想城市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斯宾格勒利用他对社会变化的政治敏感性和多重身份——传单作者、改革筹谋者、纽伦堡新教改革的领导者，帮助纽伦堡于1525年转变成为新教城市。在他的参与和影响下，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小组率先接受了路德的思想，在1518年转化成为“路德小组”后，又把《九十五条论纲》译成了德文；通过兴办文科中学，聘用路德的追随者为教师，选用路德的《基督教小教义问答书》为教材，强有力地在纽伦堡传播了路德的思想，为组伦堡最终成为德意志首个新教帝国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斯宾格勒 路德小组 宗教改革 纽伦堡 作者简介：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 在德国帝国城市接受路德新教信仰的过程中，市民知识精英起着关键的、积极的作用。这些市民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而且经常是新教信仰的支持者。简言之，他们相信新教符合基督教的原理，并且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他们热情地投入新教运动：或者撰写文章支持新教的改革，或者是利用自己在市政委员会的影响力，说服城市的政治领导核心接受新教。这些市民知识精英中有着相当出色的人物，例如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家雅各布·斯顿(Jacob Sturm)、纽伦堡的市政委员会法律顾问舒伊尔(Christoph Scheurl)和秘书长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 16世纪的德国帝国城市纽伦堡，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自由城市，而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的聚集地，其中以皮克海姆、斯宾格勒、舒伊尔最为知名。这三位人文主义者既是纽伦堡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路德的好友，在纽伦堡接纳新教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市政委员会秘书官的拉扎鲁斯·斯宾格勒，在宗教改革关键时期领导了路德小组和城市的改革运动，更是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和影响。 一、斯宾格勒对宗教改革的反应 斯宾格勒本人的一生乍看起来无甚特别。他来自纽伦堡一个商人家庭，在15岁的时候便被送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学，由于父亲去世，他在1496年回到纽伦堡，担负起支撑整个家族的责任。1497年，他以实习者的身份进入市政法庭学习。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经常同时为公民法庭和刑事法庭服务，他认识了市政委员会里所有显赫的人物。1501年，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大臣秘书(Kanzeleischreiber)。在这个职位上，他负责安排市政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并记录、整理为档案，因而对纽伦堡古今往来、内外关系各种事务都了如执掌。1507年复活节，斯宾格勒和卡斯帕尔·施穆特海尔(Kaspar Schmutterherr)同时被任命为市政委员会秘书长(Ratsschreiber)，下辖六名助理秘书长。斯宾格勒终身担任这个职位。[1]3－5从1497年算起，他为纽伦堡服务了近37年。 但是，如果对斯宾格勒的家庭传统及他本人在纽伦堡精英圈子中的特殊位置作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看到斯宾格勒的背景实际上与常人大不一样：斯宾格勒的家庭传统非常特殊，这个家庭与城市委员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有助于解释他对社会变化的政治敏感性。德国皇帝曾经赐予斯宾格勒家族荣誉家徽。他的父亲乔治·斯宾格勒(Georg Spengler, 1424－1496)在英格尔斯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t)完成学业后首先出任勃兰登堡侯爵阿尔伯特的领地秘书(Landschreiber)。从1475年开始，回到纽伦堡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一直到1496年离世为止。[1]411年后，斯宾格勒子承父职。这个家族与市政委员会深厚的渊源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斯宾格勒能够如此卓越地处理社会问题，为什么他的一些努力和建议，总能够得到市政委员会的支持和采纳。 当时纽伦堡的知识精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敏锐观察者。事实上，他们与维腾堡的路德和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也早有联系。他们密切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宗教改革究竟会给纽伦堡和他们自己带来什么？这时，作为德国书籍出版中心的纽伦堡也开始大量印刷路德的著作，即使是在教皇颁布《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后，纽伦堡政府也没有严格执行教皇的命令，[2]据教皇使节齐耶利哥迪(Chieregati)的描述，在纽伦堡随处可以买到路德的书籍。[3]41当时纽伦堡的形势，正如福格勒教授所归纳的：纽伦堡“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和众多的利益。城市贵族、人文主义者、师傅和帮工、教士、艺术家、农民和市民都投入了运动，尽管对于宗教改革神学理论和实践，根据自己的境遇，他们各自会有着不同的理解”。[4]323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深刻地影响了纽伦堡社会结构的稳定。一方面，市政委员会成员们看到了扩张权力的新机会：城市政府能够进一步控制教会和修道院，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和压榨，通过全面扩大城市自治而使之更加繁荣富强。但同时他们又面临另一个结果：这势必会与维护天主教的皇帝查理五世发生剧烈冲突，从而削弱帝国对纽伦堡的保护，这是市政委员们最不乐意见到的。而且，他们担心这会刺激民众哗变和社会动荡，因为工匠们早就对城市显贵的专横跋扈不满。但是，此时一些工匠出身的无名之辈在群情激奋的鼓励下，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吹鼓手。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斯宾格勒支持新教的态度尤为重要。在1518年至1523年间，斯宾格勒撰写了四本战斗性很强的小册子来为路德辩护，分别是：(1)写于1518年的《一位圣经真理的爱好者对遭到反对的马丁·路德博士的捍卫和答复，主张不仅不应该否定路德，相反只有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2)写于1521年的《为什么路德的教导是不可或缺并且应该受到保护》；(3)写于1522年的《关于天主教已经走入迷途的一些论文》；(4)写于1523年的《伪天主教徒们应当为他们隐匿了上帝之言和福音负起责任》。[5]四份小册子中尤以第一份最为重要。此文写于1518年，直到1519年才在奥格斯堡出版，1520年又在巴塞尔、维腾堡两地出版。出版后备受路德称赞，后来被收入路德的德语作品合集并于1520年5月出版，被公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撰写的通俗性指导文本。[6]75 正是斯宾格勒创立了一套理论，从神学和政治学上证明了路德改革的正当性，并且成为后来为路德辩护的模范。[6]76在宗教思想方面，他指出：“基督教导我们荣耀父母，不是去信仰他们，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来获得拯救。”[5]4246在“导致叛乱”的原因方面，他认为这不能怪宗教改革家，而要归咎于统治者们自己。如此之多的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起来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原因，是福音撕掉了这些统治者们的伪装，使其欺骗、腐败、对人民肆虐滥权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正是宗教改革家们反对这些腐败，才奠基了更加道德的社会出现。[5]4246 在具体的问题上，斯宾格勒认为，像其他地方一样，纽伦堡的宗教事务陷于荒诞：人们为死者付钱举行弥撒；朝圣；向圣徒祈祷；购买赎罪券；花钱装饰教堂；为教堂点燃蜡烛；以为如此便是宗教信仰。只有宗教改革运动才真正唤起了人们出自内心的虔诚，从而进入只有上帝才能审判的内心信仰世界。他指出：“我承认，上帝之言还没有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显著进步和改进。但是，大家都会承认，通过宣扬清晰的上帝之言来获得拯救的方式远比我们以前做得要好：我们永远深陷在错误愚昧之中，以为做这些外在的表面文章就是正道。”[5]4246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指明了纽伦堡道德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源泉。以往的天主教传统认为：只要从外部世界和教会传统中彻底服从和践履，就可以致善甚至得救。斯宾格勒则公开质疑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认为改善在于对神的信仰和内心的虔诚上。他也指出了导致叛乱的原因并不在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在于世俗和宗教的统治者们的腐败，只有从源头上进行改善，更加道德的社会才会出现。[5]4246 斯宾格勒的立场动摇了基督徒关于修道方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也激起了天主教会的惊恐。在1520年教皇里奥十世(Pope Leo X)颁布的斥责路德为异端、并把路德开除出教的教谕《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中，出乎意料地包括了皮克海默和斯宾格勒的名字。[7]皮克海默得知自己被列入谕令后感到非常突兀和愤怒，因为事情发生得毫无先兆。谕令谴责他赞同和传播路德的异端，要求他在六十天内收回他的声明，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这份教谕使得斯宾格勒更加坚定地支持新教，也激起了市政委员们对教廷的极端愤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