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荣

【英文标题】The American Black Power Movement and Its Impact in the Late 1960s

【作者简介】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1960年代中后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识到黑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权力体制，因而提出“黑人权力”主张。“黑人权力”强调黑人必须掌控自己的事务，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但受到权力机构的污蔑，遭到体制化民权领袖的批判，被视为“反向种族主义”，煽动了城市骚乱。本文认为，“黑人权力”重视黑人的群体权利，颠覆白人文化对黑人的偏见论述，重塑黑人形象，强调黑人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肯定其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和与白人文化的平等。它对美国从种族主义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黑人权力/城市骚乱/反向种族主义/种族意识/多元文化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叙述的是1954—1965年间体制化的民权运动，而把60年代中后期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人权力”运动排除在外①。而已有的论著大多持批判立场，认为“黑人权力”运动分裂了黑人社会，疏远了白人自由派，导致了民权运动的衰亡②。本文认为，在权力机构的监控和破坏下，“黑人权力”未能实现完全由黑人掌控自己事务的目标。然而，“黑人权力”主张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重视黑人社区力量，黑人最终以利益集团的方式进入美国政治。“黑人权力”强调种族团结和黑人的群体权利，重塑黑人形象，颠覆白人文化对黑人的偏见论述，赞扬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黑人不再遵循同化模式融入美国社会，而是促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③，以平等身份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黑人权力”的提出及其社会背景

    “黑人权力”术语最初见于理查德·赖特在1954年出版的研究非洲政治的著作《黑人权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理查德·里克斯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斗争中使用过它。他极力向主席斯托克利·卡米歇尔推荐这个口号，作为与马丁·路德·金进行思想意识斗争的新武器④。1966年6月16日晚，卡米歇尔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的集会上喊出了“黑人权力”。他说，“这是我第27次被捕，我不打算再去监狱!”他指出，“我们一直在说自由，说了6年了，但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黑人权力!”集会群众热情回应高呼“黑人权力”⑤。

    “黑人权力”随后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黑人权力”的核心思想是黑人必须掌控自己的事务，不再重视种族合作原则。它主张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强调黑人意识、种族团结、黑人社区的力量、黑人文化、历史和制度的价值和意义，把黑人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的社会制度。

    “黑人权力”的提出、民权运动话语的转变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在1960年代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在黑人社区中传播黑人意识，强调黑人控制社区机构的重要性。他认为黑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压迫者、剥削者和歧视者”，那就是白人，黑人应在共同对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⑥。他认为，黑人在追求民权时如遭遇暴力，可采取自卫行动。他自称是黑人民族主义者⑦。1966年8月5日，卡米歇尔在克利夫兰的集会上说，“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拿起马尔科姆·X留下的东西”⑧。

    “黑人权力”的主张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斗争经历密不可分。这个组织最初相信体制内的变革，曾与政府密切合作。1961年，它接受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建议，避免从事容易导致种族冲突的自由乘客运动，改为进行非对抗性的选民登记运动⑨。然而，联邦政府不遵守保障民权活动家人身安全的承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此十分愤怒⑩。1964年8月19日，其主席约翰·刘易斯致信约翰逊总统，指出自6月21日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季活动(11) 开始以来，“这里至少有60次殴打、8次谋杀、17座教堂被烧毁、13次炸弹袭击、23次枪击”，针对的是当地黑人和民权工作者。他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充分保障他们的安全(12)。但联邦政府只重视白人民权工作者的安全，这让该组织颇为失望。

    此外，1964年全国民主党代表大会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失去了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真正能在全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是由黑人组建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而不是由白人种族主义者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而约翰逊总统和民主党违背协议，只给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两个有表决权的席位。对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指出，“我们没有把民主党看成是黑人的伟大救星，没有盲目跟随它的习惯”(13)。民权活动家由此得出结论，黑人应培养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才是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强大政治武器。

    尽管黑人在1960年代中期赢得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但也遭遇了梦想的破灭。种族融合是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即便是进步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学校就读的人数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分别是82、1，865和4，963个，只占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而亚拉巴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况更为糟糕(14)。北部白人社会则不满用公共汽车运送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下学。1964年，纽约市的一名白人对黑人示威者说：“我希望自己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名警长，可以合法地杀死黑人。”(15)

    在19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社会中的绝望情绪相当普遍。当时的黑人失业率比1954年还严重，黑人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32％，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黑人贫民窟的条件也没有改善。而越战则让黑人青年对非暴力战略感到幻灭，既然美国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么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16)。

    “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也有深厚的国际根源。当时第三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这种斗争与美国黑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必须起来争取“黑人权力”，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16)。“黑人权力”运动深受非裔法国思想家弗朗兹·法农的影响，其书《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卡米歇尔的“圣经”(18)。

    到1960年代中期，黑人社会认为，过去10年美国有很多机会向黑人民众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是真实的，但没有兑现承诺。即使是选择与权力结构合作的黑人民权领袖、全国城市联盟主席小惠特尼·杨也感叹，当民权工作者攻击北部的种族隔离时，北部自由派对民权的支持减少了(19)。黑人社会决定采取新的斗争战略，“人们现在忙于准备战斗”，“不会用爱来回应白人的暴力”(20)。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认为，既然法律不能给黑人带来公正，那么黑人需要“黑人权力”。卡米歇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直关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变，而不是象征性变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问题的关键，必须成立黑人的政治组织”(21)。该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美国的社会制度。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22)。黑人意识到，美国体制通常抑制他们的抱负。如果不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那么子孙后代仍将在哈莱姆这样的地方度过一生。经历了10余年的民权运动后，美国黑人不再愿意在这个体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23)。

    二、权力机构对“黑人权力"的丑化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黑人权力”，公开批评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24)。对此，约翰逊政府认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罗杰·威尔金斯指出，“卡米歇尔用黑人权力这个口号第一次恐吓了这个国家”(25)。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瑞迪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黑人权力”让许多黑人青年相信，它会迫使“白人社会努力改善黑人的条件”(26)。联邦调查局指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冲撞，成为种族和平的潜在威胁。”(27)

    挑战现存体制的“黑人权力”不为美国权力结构所容。1966年9月12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在备忘录中指出，“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通向暴力以及导致压制”；“另一条道路是在美国体制内活动，而不是反对它”(28)。1967年8月1日，美国军方谴责卡米歇尔和拉普·布朗是无政府主义的煽动者。它强调会采取立即的和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黑人权力”导致的骚乱(29)。

    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黑人权力”之前，城市骚乱从1964年开始延续了三个夏季。对来势汹汹的城市骚乱，约翰逊总统始料未及。其秘书约瑟夫·卡利法诺回忆说，约翰逊“不能接受瓦茨骚乱（1964年的第一起），拒绝看来自洛杉矶的电报”(30)。而共和党则指责约翰逊应对骚乱负责(31)。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指示联邦调查局扩大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般性民权活动的监控。

    自1960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立起，联邦调查局就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对这个组织实施监控，后转移到“黑人权力”运动上。它利用各种手段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卡米歇尔和布朗的一言一行。它指控卡米歇尔的演讲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对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乱，使得骚乱有可能在美国大城市中再次爆发(32)。它诋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是一种暴力政策。“黑人权力”是在“呼吁黑人武装自己，准备游击战争，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破坏目前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33)。

    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煽动暴力的说法夸大其词，目的是败坏“黑人权力”运动。1967年7月26日，埃德加·胡佛局长在给约翰逊的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因黑人轻微违法遭当地警察逮捕而引发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马里兰州的剑桥的情况是例外，卡米歇尔和布朗的煽动性演讲触发了骚乱。”(34) 但约翰逊政府的档案表明，即便是胡佛言之凿凿的剑桥骚乱亦是不实指控。当地警察通过线人提前得到了布朗的演讲内容。布朗演讲与当地骚乱没有关系，它发生在演讲后的第二天晚上(35)。即便是1967年发生严重骚乱的底特律市，只有11％的当地白人认为“黑人权力”意味着骚乱(36)。

    联邦政府完全了解骚乱的根源。1965年8月23日，乔治·瑞迪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关键是解决黑人贫民窟问题”(37)。1966年9月29日，总统秘书路易斯·马丁反映，“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这是骚乱的主要因素”(38)。1967年10月11日，总统秘书道格拉斯·卡特向约翰逊报告，“过去6年，黑人在收入、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进步明显，但与白人的差距仍然巨大”(39)。

    美国权力机构以各种罪名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袖，导致他们无法开展正常的民权活动，被迫花费大量来之不易的募集资金用于诉讼和缴纳保释金。它在民权组织之间制造了大量冲突，破坏了它们的互信。它诬陷卡米歇尔动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使其声名狼藉。1967年8月25日，联邦调查局启动针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战斗性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反谍计划，目的是“暴露、分裂、误导和损害信用”来压制它们的活动(40)。

    美国主流媒体配合联邦调查局污蔑“黑人权力”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黑人权力”是“反向种族主义”(41)。《亚特兰大宪章报》主编拉尔夫·麦吉尔诬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黑人三K党，指控它煽动种族仇恨，导致社会骚乱，目的是破坏西方文明(42)。1967年6月19日，《纽约邮报》的杰瑞·塔尔默捏造“黑人权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耸人听闻地说：“一个幽灵在美国上空徘徊，它就是黑人权力。”(43) 1990年，曾任《时代》通讯记者的阿列·司各特承认，媒体在“黑人权力”问题上“做得过分”，有大量的“消极报道”(44)。

    主流媒体的妖魔化报道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态度。1966年8月5日，《纽约时报》引用所谓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文件说，“我们把白人看作是1亿8000万种族主义者”(45)。很多白人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表示，不再支持没有理性、鼓吹暴力和“反向种族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46)。他们认为“黑人权力”对黑人事业毫无帮助(47)。虽然有的白人同意种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的观点，同情黑人的遭遇，理解黑人的愤怒，但不赞同“黑人权力”。他们反对任何含有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思想，任何打破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的激进主张(48)。

    总之，权力机构的丑化和打压败坏了“黑人权力”的声誉，削弱了民众对它的支持，使其无法在挑战美国现存社会制度上走得更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拉普·布朗承认，“黑人觉得公开抵制白人当局没有效果，毫无意义。”(49)

    三、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及其领袖全面或部分被纳入到美国体制轨道。约翰逊政府在1966年召开白宫民权大会时，已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权组织及其领袖作了区分。美国卧车搬运工兄弟联合会主席菲利普·伦道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全国城市联盟主席小惠特尼·杨，民权运动战略家、参与领导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的巴亚尔·拉斯廷，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斯等黑人领袖成为白宫民权大会的座上宾(50)。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的“黑人权力”主张则遭到了体制化的民权领袖的批判。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张通过法律渠道实现黑人的民权斗争目标，反对“黑人权力”。早在1966年1月15日和16日，罗伊·威尔金斯受麦克弗森之托，不仅撰文批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反战主张，而且指责它蜕变为分离主义的组织。6月4日和5日，威尔金斯再次批评这个组织选择了黑人种族主义路线，把自己与白人世界分开(51)。同年7月，威尔金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年度大会上谴责“黑人权力”。他说，“无论人们如何解释黑人权力，这个术语意味着单独行动，意味着分离主义，意味着反白人的权力”，是反过来歧视白人(52)。

    1966年，小惠特尼·杨宣布全国城市同盟将谴责任何“采纳黑人权力主张”的组织(53)。对他而言，“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种族主义”。他指出，“黑人权力”的口号不利于美国把注意力放在贫困和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人们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白人或者是黑人，而获得骄傲、尊严或者权力。小惠特尼·杨强调，只有通过动员有相似思想和主张的团体一起工作，才能实现这些目的(54)。

    巴亚尔·拉斯廷指出，“黑人权力不仅对民权运动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而且它的宣传是绝对有害的”；“它孤立了黑人社区，导致了反黑人力量的增长。”他认为，“黑人权力”根据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来选举黑人担任官职的做法并不现实。因为黑人只占10％，不能改变权力结构。黑人必须团结其他群体才能获得足够的权力。他指出，黑人种族的骄傲、自信和新的认同不是通过以黑人为荣和攻击白人来获得的，只能依靠有意义的直接行动(55)。拉斯廷表示，“黑人权力”给约翰逊总统和赫伯特·汉弗莱副总统提供了借口，他们在演讲中称黑人是“反向的种族主义者”，而不是提出处理黑人失业、住房和教育问题的计划(56)。

    1967年7月11日，黑人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斯在波士顿召开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批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他说，“黑人权力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回应”，“任何排除美国白人的做法都是黑人种族主义，会使民权运动遭遇背叛”。他认为，“白人社会的合作、积极的支持和良好的意愿，对结束种族歧视、对民权运动取得成功是必要的。”(57)

    马丁·路德·金一方面批评“黑人权力”这一口号，理由是它有反白人的因素；另一方面，当其他民权领袖发表声明谴责“黑人权力”时，他拒绝署名(58)。1966年6月，他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运动中试图说服卡米歇尔放弃使用“黑人权力”口号。他说，这个口号“不仅会让我们的盟友困惑，而且会让黑人社会孤立，给许多因种族偏见而觉得羞耻的白人很好的借口来为种族歧视辩护”(59)。

    在批判“黑人权力”时，马丁·路德·金不像其他民权领袖那样激烈，但表达了对它的怀疑。马丁·路德·金承认，“对美国黑人来说，争取获得权力是必要的”，但“黑人权力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因为它给人黑人民族主义的印象。我们从不为黑人争取任何排他性权力，而是与白人分享权力”(60)。对马丁·路德·金而言，“黑人权力”意味着“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61)。“黑人种族优越论一样是邪恶的，与白人种族优越论并无二致”。与白人权力机构不同，马丁·路德·金不反对“黑人权力”的战斗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亦批判美国的虚伪性(62)。但他赞同的是战斗性的非暴力斗争。他说：“当他们叫喊黑人权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暴力的出现。不管是否是这样，它听起来像是反向的种族主义。”(63)

    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反对“黑人权力”，一方面是这个主张与他们的民权斗争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是受美国权力机构施压或迎合其要求。1966年1月，罗伊·威尔金斯和小惠特尼·杨向汉弗莱建议，政府不要对所有民权组织的领袖一视同仁(64)。1967年2月1日，汉弗莱与21名黑人政府高官举行早餐会，动员他们去做黑人群众工作。7月26日，麦克弗森向约翰逊建议，要求在美国体制内取得成功的黑人领袖对民众施加影响，劝说他们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合法的目的(65)。

    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并不代表整个黑人社会，尤其在黑人青年中缺乏影响，美国政府高层对此忧心忡忡。总统秘书麦克弗森承认，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如伦道夫和威尔金斯年事已高。小惠特尼·杨和马丁·路德·金在年轻的黑人战斗者眼中属于“守旧派”，缺乏吸引力(66)。更为年轻的一代黑人批评这些体制化的民权领袖是“汤姆叔叔”，思考和反映的是自人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黑人的(67)。

    “黑人权力”受人诟病的是它激进的语言，含有暴力革命成分，不再像过去那样以依靠白人、团结白人为共同的目标一起战斗。权力机构和体制化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甚至是诋毁和破坏，使它无法建立一个与白人分离的黑人社会，无法实现黑人种族自治。但无论是体制化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还是权力机构对“黑人权力”的丑化，并不能消除它在黑人青年中的影响。这说明“黑人权力”的思想存在着合理的内核，能在黑人青年中引起共鸣。

    四、“黑人权力”的实质

    “黑人权力”取代“现在自由”（Freedom Now）成为1960年代中后期最具吸引力和战斗性的口号(68)，但它遭到权力机构的污蔑和民权领袖的批判。大多数的白人表示不再在道义和财政上支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黑人民众反应不一。当时的社会学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它的解释亦是众说纷纭。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卡米歇尔等人的演讲、访谈、文章和著作入手，可以进一步厘清它的真义。

    1966年6月16日晚，卡米歇尔喊出了“黑人权力”口号，但没有阐释它的含义。6月19日，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解答了人们对“黑人权力”的疑问。卡米歇尔说，他没有鼓吹暴力来推翻现政权，实现“黑人权力”。在朗兹县，黑人根据民主程序，通过选举掌握权力机构，获得“黑人权力”。黑人如果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落选了，那么将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但如果是受选举欺骗而落败，那么黑人必须采取其他方式来获得权力。卡米歇尔表示，黑人遵循多数统治原则，从未说在黑人不占多数的地方使用暴力来获得“黑人权力”(69)。

    卡米歇尔认为，非暴力只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一种策略，从来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没有围绕暴力或非暴力进行组织。卡米歇尔声明没有组织骚乱，但不拒绝使用暴力。非暴力和暴力问题与他无关，完全是由黑人民众来决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黑人争取体面的住房、工作和学校，让黑人有权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黑人将努力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如果美国对黑人这种合理、合法的诉求不作出回应，那么暴力会作为黑人最后的诉求策略。这取决于美国抵制黑人合理诉求的坚决程度。卡米歇尔说，“烧毁”这样的激进语言只是人们惯用的口语，不是真正去煽动烧毁(70)。

    为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卡米歇尔难免会在演讲中使用一些激进的语言。1966年8月5日，他在克利夫兰的演讲成为人们批判“黑人权力”的把柄。“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让这个国家屈服。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粉碎西方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71)。8月21日，他在《会见新闻界》这档新闻节目中澄清，“只是当美国用暴力对付黑人时，黑人权力的含义才是让这个国家屈服”(72)。10月30日，他指责媒体断章取义。他说：“我的意思是西方文明产生了种族主义和压迫，为了黑人生存，我们必须要粉碎种族主义和压迫。”(73)

    尽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1966年8月19日作出决定，不再定义“黑人权力”，但面对“黑人权力”被诋毁，卡米歇尔于9月22日投书《纽约书评》。他在《我们需要什么？》中详细地阐述了“黑人权力”哲学。他指出，民权运动的语言是说给白人自由派听的。没有一个民权领袖走进发生骚乱的黑人社区听取民众的声音。他们只是动员黑人游行示威、接受白人殴打，没有提供任何帮助。“黑人权力”是站在黑人立场说话，不是说白人喜欢听的话。它说出了黑人的心声，为黑人工作，不管媒体如何把它与黑人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联系起来(74)。

    卡米歇尔指出，“黑人权力”的含义不难界定。美国黑人有两个问题，一是贫穷问题，二是肤色问题。任何消灭种族主义的计划都要关注这两个问题。“黑人权力”是多年来黑人社区组织抗议的结果。在黑人占80％的亚拉巴马州的朗兹县，“黑人权力意味着如果黑人当选为征税官，那么他将公平征税，为黑人建设更好的道路和学校。如果黑人当选为治安官，那么他可以结束警察暴力”。黑人将通过施压改变州或全国的压迫模式。“黑人权力在政治上意味着黑人联合起来选举代表，促使他们为黑人说话。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选举黑人担当官职。”(75)

    “黑人权力”不是分离主义。它不提倡种族融合，因为种族融合是建立在黑人社会没有任何价值、黑人民众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价值的基础上(76)。种族融合的目标不利于消除种族优越论。为了得到体面住房或优质教育，黑人必须住在白人社区或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这无疑在黑人和白人中强化了“白人”是更好的，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观念。美国社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少数进入白人学校的黑人孩子身上，而忽视了94％的仍在没有丝毫改善的黑人学校上学的孩子。此外，“种族融合只说出了黑人问题中的肤色问题，没有说出贫困问题”(77)。

    1967年，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合写了《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反驳了“黑人权力”是“反向种族主义”的言论，认为这种指控是“故意的、愚蠢的谎言”。“黑人权力”把白人排除在外只是提倡黑人自决和文化认同。白人种族主义是让黑人处于社会底层，但“黑人权力”不是种族主义，它是让黑人充分参与到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过程中(78)。实际上，“黑人权力”是为了唤醒黑人的种族意识，为政治力量提供基础，实现黑人对自己事务的控制。“黑人权力并不意味着对白人的排斥”，而是“黑人自己有权决定谁是真正的朋友”(79)。

    “黑人权力”是黑人社会使用自己的话语，表达黑人的利益诉求。它针对的是白人权力结构，要求改变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反对由白人社会来安排和支配黑人社会的命运，主张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的事务。它颠覆白人社会对黑人形象、历史和文化的论述。它建构新的黑人社会和群体身份，重新书写黑人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培育黑人骄傲和自信。它唤醒黑人的政治意识，主张黑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自决，把黑人从民权斗争带入到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

    五、“黑人权力"运动的影响

    “黑人权力”运动是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它以一种特殊的辩论方式进行。一方是美国权力机构和体制化的民权领袖，以各种方式批判“黑人权力”。另一方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其主要领袖以演讲和著书立说传播“黑人权力”，为它辩护。尽管权力机构诋毁“黑人权力”的声誉，但“黑人权力”的基本主张在经过美国体制的过滤后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大众接受的基本价值。1968年，美国社会以不同方式诠释“黑人权力”，甚至最保守的黑人民众也赞同它(80)。一项对15个主要城市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白人认为要“更努力地改善黑人条件”(81)。

    就约翰逊政府而言，它期望民权组织和活动家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实现黑人的斗争目标。约翰逊政府努力把民权运动转向政党政治，把社会运动的力量纳入到选举政治中来。为了应对“黑人权力”，权力结构作出一定妥协。它欢迎黑人政治从民权到政治选举的转变(82)。到1968年，大多数的政治精英、黑人官员、民权领袖和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开始接受查尔斯·汉密尔顿对“黑人权力”的解释，把它放到传统的美国族群利益政治的框架内。约翰逊政府任命黑人担任高级职务，甚至接受一些“黑人权力”组织，给它们注资，让其进行政治活动。一些大城市的民众选举和接受黑人担任市长。美国体制开始把黑人纳入其中(83)。

    “黑人权力”颠覆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形象的偏见论述，为黑人构建一种积极的形象。它拒绝白人社会对黑人的“Negro”称呼，自称是“非裔美国人”。白人社会长期把黑人描述成是“懒惰”、“愚蠢”和“无能”的(84)。这种奴役黑人心灵的教育使黑人“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产生极度自卑的心理”(85)。“黑人权力”则以“精力充沛”、“智慧”、“美丽”和“热爱和平”的词汇来形容黑人(86)。“黑人权力”反映了“黑人心理上的巨大进步”，“免于心理奴役”(87)。巴亚尔·拉斯廷承认，“黑人权力”是黑人社会在心理上对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拒绝(88)。

    “黑人权力”发展了黑人种族意识和对黑人的欣赏。黑人的厚嘴唇、宽鼻子和卷头发不再是种族丑陋的象征，而是像其他种族和族裔的外在特征一样美丽。有的黑人给卡米歇尔写信说，“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黑色的、美丽的和骄傲的。”有的黑人则称赞“卡米歇尔正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带来种族骄傲。这会导致黑人经济的独立和实现黑人民众的其他目标”。因此，“黑人权力”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是致力于黑人解放、致力于真正的种族骄傲(89)。

    “黑人权力”的核心价值包括争取美国社会对黑人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的尊重。通过“黑人权力”运动，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以往美国历史教科书不曾书写的。白人社会教育黑人，他们在来北美为奴前没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应该对白人顺从。但“黑人权力”积极寻找黑人文化的非洲根源，强调黑人在非洲大陆上有悠久的历史。这对黑人民众是重要的，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90)。“黑人权力”主张保持“黑人社区的种族和文化个性”，穿戴非洲黑人的民族服装，要求在学校开设黑人历史课程，强调黑人种族的成就，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91)。

    “黑人权力”是对“美国化”政策的否定，“黑人权力”不是迈向“同化”，而是走向自我肯定。在“黑人权力”的影响下，黑人社会认为“同化”只会抑制黑人的自我和自尊。黑人社会没有必要采取白人社会的文化形式和价值。“黑人权力”不是反白人的运动，它肯定的是黑人的传统和价值(92)。正因如此，曾猛烈批评“黑人权力”的小惠特尼·杨在1968年宣布，全国城市联盟支持“黑人权力强调黑人自决、自尊和控制自己社区事务的思想”(93)。马丁·路德·金也肯定“黑人权力”促进了黑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的提高(94)。

    “黑人权力”力图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它除了唤醒黑人社区的黑人意识，还给黑人社区带来一种政治意识(95)。“黑人权力”呼吁黑人围绕选举组织政治力量，鼓励黑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权力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96)。“黑人权力”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认为这是美国黑人日常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它主张组建由黑人控制的政治组织，要求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地方掌握权力，在不占多数的地方适当地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97)。

    “黑人权力”主张黑人种族团结，以黑人社区为基础进行斗争，争取种族的群体权利。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不同于来自欧洲的族群，缺乏社群团结。研究1950—1960年代黑人社区的学者指出，黑人不是一个种族群体，没有传统的社区和感情。然而，“黑人权力”促进了种族群体意识，刺激了黑人利益团体的形成，推动黑人进入多元的政治舞台(98)。卡米歇尔和汉密尔顿指出，“黑人权力呼吁黑人民众团结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传统，培养一种社区感。”它呼吁“黑人民众制定自己的目标，组织起黑人和领导黑人组织”。它要求“黑人种族作为一个群体团结起来，有效地运作，在多元的社会中讨价还价”(99)。由“黑人权力”引发的群体性权利受到美国社会肯定，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

    美国权力结构不允许暴力革命，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甚至是黑人种族自治的主张。在权力机构的打压和体制化民权领袖的牵制下，黑人社区最终转变为种族利益集团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卡米歇尔多次以朗兹县为例，指出黑人根据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序，努力控制权力结构。它不是以黑人分离主义为目标，而是在美国政治的正常秩序中运作。它不再依靠白人来争取黑人的政治解放，而是根据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黑人权力”改变了以往体制化的民权组织只从事传统的民权活动，而不是努力参与到联邦政府政策决策过程的做法(100)。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1962—1964年选民登记运动的主导力量，发起了1964年自由夏季运动，先后成立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和黑豹党。它鼓励黑人争取选举权利，利用1965年的《选举权法》参与美国政治生活。这部分地改变了美国州和联邦的权力结构。1970年，美国有1,469名黑人当选为不同级别的官员，其中联邦和州议会的黑人官员有179名。到2000年，各层次的黑人当选官员高达9,001名，其中联邦和州会议的黑人官员达到621名。

    总之，“黑人权力”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核心思想成为日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内容。“黑人权力”要求承认黑人种族的文化与其他少数种族、族裔的文化以及白人文化之间的平等。它打破了白人主流文化对话语的垄断，颠覆了白人文化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偏见论述，重塑了黑人的形象、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黑人权力”运动重视黑人文化的价值，肯定其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它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兴起，对美国从白人种族主义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 参见杰奎琳·霍尔教授发表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讲。杰奎琳·霍尔：《长期的民权运动和对历史的政治利用》（Jacquelyn Hall, “The Long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91卷，2005年第4期，第1233—1263页。

    ② 代表性的著作是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ing of the 1960s），剑桥1981年版。

    ③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包括“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家，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不同民族、族裔、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的美国经历是不同的，美国的传统不能以某一民族或群体的历史经验为准绳；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定义见王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2页。

    ④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09页。

    ⑤ 克利夫兰·塞勒斯和罗伯特·特雷尔：《从黑人意识到黑人权力》（Cleveland Sellers with Robert Terrell, “From Black Consciousness to Black Power”），克莱伯恩·卡森等主编：《盯着理想：民权读本、文献、演讲和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第一手描述，1954—1990》（General Editors Clayborne Carson, David J. Garrow, Gerald Gill, Vincent Harding, Darlene Clark Hine, The Eyes on the Prize: Civil Rights Reads,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纽约1991年版，第281—282页。

    ⑥ 马尔科姆·X：《给草根的信》（Malcolm X, “Message to the Grass Roots, Detroit, November 10,1963”），乔治·布莱曼主编：《马尔科姆·X的演讲：演讲和声明选集》（George Breitman edited with Prefatory notes, Malcolm X Speaks: Selected Speeches and Statements），纽约1989年版，第5页。

    ⑦ 马尔科姆·X：《1964年在纽约一次集会上的演讲》（Malcolm X, “Address to a Meeting in New York，1964”），彼得·利维主编：《现代民权运动文献史》（Peter B. Lev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1992年版，第175页。

    ⑧ 联邦调查局：《斯托克利·卡米歇尔：“黑人权力”的提倡者》（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okely Carmichael-Advocate of “Black Power”），档案编号2099，1967年3月23日，第4页。

    ⑨ 史蒂文·劳森：《竞争自由：自1941年以来的民权和美国的黑人政治》（Steven F. Lawson, Running for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纽约1997年版，第80—81页。

    ⑩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Records of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apers,1959－1972），第30个缩微胶卷（Reel 30 of 73），桑福德，1982年。

    (11) 密西西比夏季项目，主要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活动家于1964年6月发起的在密西西比州动员尽可能多的当地黑人参与政治选举活动，进行选民登记。

    (12)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1963－1969），《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来自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的馆藏》（Part 1：The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A Collection 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第7个缩微胶卷，奥斯丁，1984年。

    (13) 詹姆斯·福尔曼：《黑人革命的形成》（James Forman, 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纽约1985年版，第386页。詹姆斯·福尔曼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担任过执行秘书长和国际主任。

    (14) 威尔玛·皮布尔斯·威尔金斯：《部分黑人社区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反应》（Wilma Peebles-Wilkins, “Reactions of segments of the Black Community to the North Carolina”），《族谱》（phylon）第48卷，1987年第2期，第117—119页。

    (15) 朱利叶斯·莱斯特：《马尔科姆·X的愤怒的孩子》（Julius Lester, “The Angry Children of Malcolm X”），彼得·利维主编：《现代民权运动文献史》，第179页。

    (16)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17)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3个缩微胶卷（Reel 3 of 73），1982年。

    (18) 联邦调查局：《斯托克利·卡米歇尔：“黑人权力”的提倡者》，第4页。

    (19)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20) 朱利叶斯·莱斯特：《马尔科姆·X的愤怒的孩子》，第180页。

    (21)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22)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14个缩微胶卷（Reel 14 of 73），1982年。

    (23)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1个缩微胶卷，1984年。

    (24)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25)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1个缩微胶卷，1984年。

    (26)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27) 《联邦调查局备忘录，1967年8月8日，史密斯致苏利文》（FBI Memorandum, August 8,1967,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Roll 1,0007-0682），《联邦调查局关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档案》（FBI File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第1部分，第1个缩微胶卷，1991年。

    (28)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11个缩微胶卷（Reel 11 of 73），1982年。

    (29)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30) 肯尼思·欧莱礼：《联邦调查局与骚乱政治，1964—1968年》（Kenneth O'Reilly,“The F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ots,1964-1968”），《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1988年第1期，第92、98页。

    (31)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32) 联邦调查局：《斯托克利·卡米歇尔：“黑人权力”的提倡者》，第ii页。

    (33) 反谍计划研究项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Counterintelligence Research Project, CI Special Project,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档案编号850604，1967年10月10日。

    (34) 肯尼思·欧莱礼：《联邦调查局与骚乱政治，1964—1968年》，第103页。

    (35)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6个缩微胶卷，1984年。

    (36) 乔尔·阿伯巴奇和杰克·沃克：《黑人权力的意义：白人和黑人对这个政治口号解释的一种对比》（Joel D. Aberbach and Jack L. Walker, “The Meanings of Black Power: A Comparison of White and Black Interpretations of a Political Slogan”），《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4卷，1970年第2期，第371页。

    (37)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11个缩微胶卷，1984年。

    (38)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39)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4个缩微胶卷，1984年。

    (40) 沃德·丘吉尔和吉米·沃尔：《反谍计划文件集：来自于联邦调查局对国内持异议者的秘密战争文献》（Ward Churchill and Jim Wander Wall,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波士顿1990年版，第111页。

    (41)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反向种族主义”是特定立场的机构、媒体和个人对“黑人权力”的污蔑，指控这是与白人种族主义相似的黑人种族主义，目的是败坏“黑人权力”的声誉，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

    (42)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26页。

    (43) 雷蒙德·富兰克林：《黑人权力的政治经济学》（Raymond S. Frank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lack Power”），《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第16卷，1969年第3期，第286页。

    (44) 瓦内萨·默弗里：《出售民权：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公共关系的使用》（Vanessa Murphree, The Selling of Civil Rights: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nd the Use of Public Relations），劳特利奇2006年版，第122页。

    (4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46)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14个缩微胶卷（Reel 14 of 73），1982年。

    (47)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在这个胶卷中，有大量的白人写信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表示反对“黑人权力”和不再支持这个组织。

    (48)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49)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90页。

    (50)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11个缩微胶卷，1984年。

    (51)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2个缩微胶卷，1984年。

    (52) 乔尔·阿伯巴奇和杰克·沃克：《黑人权力的意义：白人和黑人对这个政治口号解释的一种对比》，第367页。

    (53)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20页。

    (54)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5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56)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57)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58)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23页。

    (59)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10页。

    (60) 乔尔·阿伯巴奇和杰克·沃克：《黑人权力的意义：白人和黑人对这个政治口号解释的一种对比》，第367页。

    (61)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62)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52个缩微胶卷（Reel 52 of 73），1982年。

    (63) 乔尔·阿伯巴奇和杰克·沃克：《黑人权力的意义：白人和黑人对这个政治口号解释的一种对比》，第367页。

    (64)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2个缩微胶卷，1984年。

    (65)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3个缩微胶卷，1984年。

    (66)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11个缩微胶卷，1984年。

    (67) 《约翰逊当政时期的民权，1963—1969年》，《第一部分：白宫核心档案》，第5个缩微胶卷，1984年。

    (68) 切莉·格林伯格主编：《信任的圈子：记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Cheryl Lynn Greenberg edited, A Circle of Trust: Remembering SNCC），新布伦瑞克1998年版，第10页。

    (69)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70)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71) 联邦调查局：《种族暴力中的颠覆性和极端主义分子》（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ubversive and Extremist Elements in Racial Violence），档案编号2157，1966年9月22日，第20页。

    (72)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73) 联邦调查局：《斯托克利·卡米歇尔——“黑人权力”的提倡者》，第16页。

    (74)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6个缩微胶卷（Reel 26 of 73），1982年。

    (7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6个缩微胶卷（Reel 26 of 73），1982年。

    (76)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Stokely Carmichael &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纽约1967年版，第47—55页。

    (77)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6个缩微胶卷（Reel 26 of 73），1982年。

    (78)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第47—55页。

    (79)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6个缩微胶卷（Reel 26 of 73），1982年。

    (80) 克莱伯恩·卡森：《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1960年代黑人的觉醒》，第289页。

    (81) 斯蒂芬·瑟斯特罗姆和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黑人和白人的美国：一个国家，不可分裂》（Stephan Thernstrom &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纽约1997年版，第177页。

    (82) 布鲁斯·米洛夫：《总统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力：约翰逊、白宫和民权》（Bruce Miroff, “Presidential Leverage over Social Movements: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and Civil Rights”），《政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s）第43卷，1981年，第16—17页。

    (83) 罗伯特·史密斯：《黑人权力和从抗议到政治的转变》（Robert C. Smith, “Black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96卷，1981年第3期，第439—440页。

    (84)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第35页。

    (85) 转引自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6页。

    (86)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第38页。

    (87) A. P. 麦克唐纳：《黑人权力》（A. P. MacDonald, Jr., “Black Power”），《黑人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第44卷，1975年第4期，第547页。

    (88)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89)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el 2 of 73），1982年。

    (90)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第38页。

    (91) 乔尔·罗森塔尔：《南部黑人学生行动主义：同化对民族主义》（Joel Rosenthal, “Southern Black Student Activism: Assimilation vs. Nationalism”），《黑人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第44卷，1975年第2期，第124、128页。

    (92)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93) 罗伯特·史密斯：《黑人权力和从抗议到政治的转变》，第439页。

    (94) 《联邦调查局备忘录，1967年8月8日，史密斯致苏利文》，《联邦调查局关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档案》，第1部分，第1个缩微胶卷，1991年。

    (9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3个缩微胶卷（Reel 3 of 73），1982年。

    (96)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0个缩微胶卷（Reel 20 of 73），1982年。

    (97)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文件记录，1959—1972年》，第2个缩微胶卷（Red 2 of 73），1982年。

    (98) 罗伯特·史密斯：《黑人权力和从抗议到政治的转变》，第433—434页。

    (99) 斯托克利·卡米歇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第44页。

    (100) 罗伯特·史密斯：《黑人权力和从抗议到政治的转变》，第441页。

转自《世界历史》(京)2010年1期第40～52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