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建中

【英文标题】The Pattern of U.S. Covert Action from Operation PBSUCCESS
    【作者简介】舒建中，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美国密谋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时期美国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以“9·11备忘录”为政策指南的“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模式的基础，而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以及辅助性军事行动则构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三个基本环节。
    Operation PBSUCCESS, which was conducted under the Memorandum of September 11, was a major U.S. covert action in the period of Cold War, and established the pattern of U.S. covert action. From then on, supporting official pressure, covert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para-military action constituted the key component of U.S. covert action.
    【关 键 词】美国/“9·11备忘录”/“成功行动”计划/隐蔽行动模式U.S./Memorandum of September 11/Operation PBSUCCESS/Pattern of Covert Action

    1953～1954年间美国密谋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在美国的冷战对外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该计划的实施，美国不仅实现了通过隐蔽行动方式以维护后院并在拉美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目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因此，考察“成功行动”计划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历史发展轨迹，无疑有助于正确分析并预见美国隐蔽行动的具体内涵与政策走向。本文将依据美国的外交档案材料，尤其是最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档案材料（新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危地马拉专卷），对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及其构筑的隐蔽行动模式进行初步研究，以就教于同仁。
        基于冷战和遏制政策的考虑，并以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作为直接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3年9月11日制定了旨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方案备忘录（以下简称“9·11备忘录”），由此构筑了“成功行动”计划的主体框架。按照“9·11备忘录”的政策设计，“成功行动”计划将是一个“公开和隐蔽行动相结合的总体的、全面的计划”，主要包括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及隐蔽政治行动、辅助性军事行动三大部分，其中，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是“成功行动”计划的核心。[1](p102～108)在完成了政策原则及行动方案的设计之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随即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施“成功行动”计划。
        一支持性官方压力
        支持性官方压力，包括公开的支持性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为隐蔽行动提供有力的策应与支持。根据“9·11备忘录”，支持性官方压力可采用官方谴责、经济制裁、渲染共产主义威胁等方式。[1](p106)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贯彻“成功行动”计划的支持性官方压力。
        第一，加拉加斯会议与支持性官方压力。通过有效的支持性官方压力以策应隐蔽行动的展开，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酝酿中的第10届美洲国家会议则为此提供了有利的契机。1953年10月，美国政府致函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建议将“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共和国的干涉”纳入会议议程，以期“将美洲国家组织作为达到美国政策目标的工具”。[2](p30)
        1954年3月，第10届美洲国家会议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召开。在美国的推动下，加拉加斯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维护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此即所谓的《加拉加斯宣言》。该宣言声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构成了对美洲事务的干涉以及对美洲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威胁，因此，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任何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的支配或控制，有关国家应举行会议，以商讨在现存美洲国家间条约的框架内采取适当行动。[3](p412～414)至此，美国基本实现了加拉加斯会议的预定目标，即“达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声明，并为反击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多边行动奠定基础”；“进一步孤立危地马拉”。[2](p45～47)
        为利用加拉加斯会议所制造的“强有力的宣传点”加大反共产主义宣传的力度，美国新闻署制作了有关加拉加斯会议的新闻纪录片并在拉美国家广为播放，[4](p51)以期鼓动更为强烈的反共舆论。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加拉加斯会议和《加拉加斯宣言》刻意营造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舆论氛围，从公开的支持性官方压力的角度有力地策应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之隐蔽行动的全面展开。《加拉加斯宣言》就成为美国组织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为美国针对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外交掩护和宣传工具”[5](p176)。
        第二，利用“白皮书”事件展开宣传攻势。尽管“成功行动”计划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策划并付诸实施的，但危地马拉政府对有关的颠覆活动仍然有所察觉。1954年1月，危地马拉政府发表“白皮书”，谴责尼加拉瓜等国正大力资助一项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阴谋，一个“北方国家政府”（暗指美国）也支持了这一阴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美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开动宣传机器，竭力嘲笑危地马拉的指责是“狼来了”的愚蠢哀嚎，实际上暴露了阿本斯政府及其红色阵营的“畏惧与恐慌”。利用“白皮书”事件展开宣传攻势的目的，就是转移世界舆论以及危地马拉政府的注意力，[1](p177～179)并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
        第三，经济战。早在1948年，美国就以危地马拉阿雷瓦洛政府容忍共产党活动为由对危地马拉实施了武器禁运。从1952年起，美国又以“政治原因”为由逐步加强了对危地马拉的出口管制政策，并对所有向危地马拉的出口申请进行“特别审查”，同时停止向危地马拉提供一切援助。[2](p1046～1048)由此可见，在“成功行动”计划启动之前，美国已经对危地马拉实施了相应的经济制裁并试图运用经济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美国针对危地马拉的经济战亦明显升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频繁威胁将切断危地马拉的石油供应、停止商务信贷、抽逃投资资金等，其目的就是在危地马拉“制造进一步的混乱”以期产生“强烈的心理效果”，[6](p269～271)进而全力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有效展开。
        第四，“沃什塔布行动”与“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利用捏造的证据以诋毁阿本斯政府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了一个宣传攻势方案——“沃什塔布行动”：由中央情报局特工预先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秘密埋藏苏制武器，然后“发现”埋藏的武器。美国的目的就是虚构危地马拉购买苏联武器并由苏联潜艇运送的事实，以渲染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沃什塔布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1](p196～197,278～280)恰在此时，发生了“阿尔芙汉姆号事件”，这为美国展开新的宣传与外交攻势以策应“成功行动”计划创造了转机。
        1954年4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获得情报，称危地马拉正试图从铁幕国家购买武器。此事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高度关注并迅速作出决定：充分利用此事件作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之用”，因此，美国将不采取任何妨碍武器装运的行动，以免“打草惊蛇”。[1](p228～229)
        5月15日，装载有2000吨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弹药的阿尔芙汉姆号货轮驶抵危地马拉巴里奥斯港，这就是“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美国政府坚信，该事件为“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背景——“阿本斯统治下的危地马拉已经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提供了“确凿证据”。[1](p449)于是，美国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和外交攻势。5月1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阿尔芙汉姆号事件”表明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大陆建立前哨基地将“危及所有美洲国家”[7](p493)，由此拉开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展开宣传攻势的序幕。为寻求广泛的外交支持，国务卿杜勒斯于5月20日致电有关拉美国家，声称“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无疑“增强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危地马拉的联系”，因而“具有显著的共产主义特征”，美国希望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2](p1117～1118)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声称彰显了美国试图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危地马拉的政策意图。
        为充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以制造“成功行动”计划所需的紧张气氛，美国随后又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应对措施。5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美国海军在濒临危地马拉的公海海域对悬挂外国国旗的可疑船只进行检查，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2](p1135)美国此举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利用公海检查措施以营造地区紧张局势，并形成对危地马拉的强大压力。由此可见，美国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所带来的契机展开了广泛而积极的宣传和外交攻势，以期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决定性展开创造有利的条件。
        总之，在以隐蔽行动为核心的“成功行动”计划制定之后，美国遂根据隐蔽行动的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途径向危地马拉施加了强大的官方压力，以便为“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行动提供有力支持，因此，支持性官方压力就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之一。
        二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及隐蔽政治行动
        作为“成功行动”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及隐蔽政治行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运用各种隐蔽的宣传和政治手段以制造广泛的心理恐慌与社会混乱，进而实现颠覆阿本斯政府的目标。按照“9·11备忘录”的设计，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及隐蔽政治行动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制造谣言及政治策反等。[1](p106～107)
        （一）隐蔽政治行动
        在“成功行动”计划渐次展开之际，作为“9·11备忘录”所设计的隐蔽政治行动的关键性组成部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离间并策反危地马拉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金行动方案”于1954年3月正式出台。该行动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美色、贿赂等隐蔽手段将危地马拉政府和军队的重要官员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并加以充分利用——包括情报搜集甚至秘密策反，进而为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央情报局派遣资深特工佩奇（假名）以纽约投资顾问和旅行者的身份进入危地马拉并负责“金行动方案”的具体实施。中央情报局同时规定，为确保“金行动方案”的隐蔽性和安全性，佩奇的策反行动将是独立进行的，但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站以及美国驻危大使普里福伊将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1](p222～226)至此，“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策反行动正式启动。
        鉴于军队在危地马拉政治中的关键地位，除“金行动方案”之外，凭借隐蔽宣传发起心理攻势，也是中央情报局策反危地马拉军队的重要途径。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要求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站运用一切手段加强对危地马拉军队的宣传攻势，包括通过无线电和新闻媒体散布精心捏造的谣言，例如：共产党影响之下的阿本斯政府正试图将危地马拉军队用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目的；危地马拉共产党正不遗余力地向军队渗透并试图建立基层组织，同时利用美色拉拢军队成员；阿本斯已同国际共产党（来自莫斯科的密使）签订秘密协定，旨在将危地马拉军队布尔什维克化，并由贸易使团或文化交流使团伪装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红军提供培训。“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指出，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其实施必须确保“隐蔽性”。[1](p274～276)
        总之，策反危地马拉军队及其高级指挥官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用蛊惑性的宣传攻势展开心理战以实现策反目标，则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
        在“成功行动”计划中，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手段之一。在“成功行动”计划的起始阶段，中央情报局就向反阿本斯的流亡势力拨付了3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作为情报网和谣言网的建设费用以及宣传品（包括报刊、杂志、传单和海报）的制造和传播费用。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站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散布有关阿本斯政府以及危地马拉共产党的谣言，准备一份涉及25名最危险的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的名单及相关资料以作人格毁损之用等。[1](p124～126)
        1954年3月，“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进一步决定在现有宣传手段和规模的基础上提升宣传和心理攻势的强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成功行动”计划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心理战资源之一”，酝酿已久的“舍伍德行动方案”（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尼加拉瓜为基地的秘密无线电广播计划，又称“解放之声”电台）应在4月初准备就绪并展开密集的宣传攻势（实际开播时间为5月1日）。[1](p211,256)由此可见，“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是综合运用了各种传播手段的立体战略，其目的就是通过散布精心编排的各种谣言以造成广泛的心理影响和社会混乱，进而为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创造有利的舆论和心理条件。
        在“成功行动”计划进入关键时刻之际，“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6月13日向有关的中央情报局各站发送了题为“成功行动最后阶段的政策指导”的急电（简称“6·13急电”），明确提出最后阶段心理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示阿本斯政府的无望与孤立以削弱其抵抗潜力，为反政府力量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6·13急电”指出，“运用隐蔽手段”展开宣传攻势仍将是最后阶段心理战的重点，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煞费周章地设计了可资利用的谣言：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已经抵达危地马拉；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将贬值10%，因此，应迅速抢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所有16周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应征从事强制性劳动兵役，并被派往其他国家从事特殊使命；阿本斯政府将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以及强制性的政府公债制度；阿本斯已经逃离危地马拉，其广播讲话是由苏联特工充当的替身代为制作的；危地马拉政府将完全采用苏联的教育模式。
        此外，“6·13急电”还对最后阶段的其他隐蔽行动作出了部署，强调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阶段应制造进一步的混乱与恐慌，而对公众聚会和游行进行袭扰则是有效的方式，具体的袭扰行动包括：诘难与起哄；制造现场恐慌，如散布空袭即将来临的谣言或现场发现爆炸装置的谣言，使用恶臭炸弹以及纵火等；煽动妇女和学生举行示威或抗议，同时通过堵塞街道或卧轨等方式以妨碍政府军队的调动。“6·13急电”最后指出，与“成功行动”计划有关的中央情报局各站必须充分利用所有资源并“毫不延迟地”立即执行上述方案。[1](p324～328)
        透过“成功行动”计划不难看出，隐蔽策反和隐蔽心理战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而美色、贿赂、谣言和恐吓则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策反和隐蔽心理战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导致危地马拉军队最终出现严重动摇并拒绝支持阿本斯，[1](p330)这是迫使阿本斯最终作出辞职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以隐蔽策反和隐蔽心理战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模式的隐蔽行动在“成功行动”计划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辅助性军事行动
        辅助性军事行动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目的就是策应“成功行动”计划的全面展开，并在隐蔽行动的基础上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实施最后一击，以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依据“9·11备忘录”的构想，辅助性军事行动主要包括对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和辅助性军事打击两部分。[1](p105,107)
        首先，对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援助。
        向有关中美洲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策应手段之一。作为“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原则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3月通过的题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目标与行动步骤》的第144-1号文件就明确规定，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就是“削弱并消除美洲国家内部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反美颠覆势力的威胁”，为此，美国应向拉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在1953年7月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的第一个进展报告中，国务院则重申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军事援助“将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在中美洲、尤其是危地马拉的影响，并增强中美洲国家抵抗共产主义颠覆压力的意愿和能力”[2](p6～9,21)。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美国于1954年4月和5月分别同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从而为“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的展开提供了有力支持。实际上，美国向危地马拉的邻国提供军事援助还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国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以及对阿本斯政府的敌视将“有助于掩饰美国之手”；而且，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敦促其他拉美国家分摊行动责任（如在尼加拉瓜设立秘密培训基地和秘密无线电台，在洪都拉斯实施辅助性军事打击力量的集结等）以“减轻对美国的冲击”，也是美国的重要策略并成为“成功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此即“Q行动方案”。[1](p257～258,449)由此可见，同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军事援助协定，既是“Q行动方案”的预期成果，同时又是美国策应“成功行动”计划全面展开的重要举措。
        其次，辅助性军事打击行动。
        基于颠覆阿本斯政府以及在危地马拉制造袭扰与破坏活动的政策考虑，中央情报局早在1952年3月就未雨绸缪地积极物色替代阿本斯的人选，选定“绝对亲美”的阿马斯作为主要的扶持对象，并决定通过秘密渠道与其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根据“财富行动”计划向阿马斯提供了秘密的资金支持，帮助阿马斯在危地马拉境内秘密组建了暗杀集团和破坏集团，并发展了相应的情报网，[1](p15～17,54～55)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中央情报局迅速帮助阿马斯组建了相应的执行和参谋机构，同时在尼加拉瓜设立秘密基地并帮助阿马斯培训了近85名无线电谍报员、颠覆破坏者以及突击部队的领导者。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向阿马斯提供了89吨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各种装备。[1](p256,448)由此可见，在辅助性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中央情报局已经从组织机构建设、人员培训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向阿马斯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为辅助性军事打击行动的展开作出了积极的准备。
        随着“成功行动”计划进入决定性实施阶段，中央情报局于1954年6月16日致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同意于6月18日启动辅助性军事打击行动，任命卡迪克（假名）为“成功行动”计划地面力量总指挥并负责指挥空中支持行动。[1](p337,346～347)至此，建立在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基础上的辅助性军事打击行动进入了实际实施的轨道。
        6月18日晚，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阿马斯反政府武装力量从洪都拉斯基地出发进入危地马拉，“舍伍德行动”的无线电广播亦播发了由中央情报局准备的广播稿，声称此次暴动的目的就是将危地马拉“从外来干涉之下、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苏联傀儡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为策应并配合地面的辅助性军事行动，由“成功行动”计划官员指挥的战斗机开始更加频繁地飞临危地马拉城上空以“炫耀武力”，同时借此施加心理压力。与此同时，潜伏的暗中破坏者亦利用美国提供的装备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包括炸毁铁路桥梁、破坏通讯及广播设施等，其目的就是骚扰并搅乱危地马拉的后方，并为阿马斯的军事行动提供策应与支持，[1](p344,347,417～420)以期进一步加强最后阶段的政治和心理压力，推动“成功行动”计划达到预期目标。
        鉴于空中打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加速“成功行动”计划的进程，中央情报局于6月20日正式授权对危地马拉的特定目标实施有力的空中打击，其政策意图就在于通过展示“实力与决心”以向阿本斯政府施加更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削弱其士气”，进而制造“巨大的心理影响”。[1](p361,366～367)至此，空中打击正式纳入了“成功行动”计划辅助性军事行动的范畴，并以增强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慌为直接目的。由此可见，随着空中打击的展开，“成功行动”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心理战为政策指向的空中打击遂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军事行动，阿本斯政府于6月19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对危地马拉领土的侵犯。但在美国的干预下，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5日以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地马拉问题交由美洲国家组织处理。[8](p98)至此，阿本斯政府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解决危地马拉问题的愿望落空并遭遇“毁灭性的”外交挫折；[9](p332)而美国则成功地将有关危地马拉问题的讨论由联合国安理会转到了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美洲国家组织，并对阿本斯政府形成了新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此时，陷入绝境的阿本斯已无力回天，6月27日晚，阿本斯宣布辞职。在美国的周密安排和直接干预下，阿马斯于7月7日就任军人政务会主席，以阿马斯为首的危地马拉新政府宣布成立。7月13日，美国正式宣布承认危地马拉新政府。[2](p1210～1211)①至此，在美国一手策划并实施的“成功行动”计划及其隐蔽行动的打击下，危地马拉合法的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亲美反共的阿马斯政府在美国的扶植下粉墨登场，美国则实现了“成功行动”计划的预期目标。
        总之，在“成功行动”计划的整体布局中，军事援助和军事打击是择机而动的辅助性和支援性手段，其主要功能就是形成军事上的高压态势，并在隐蔽行动业已产生一定效果的基础上对目标国（危地马拉）实施关键性的地面和空中打击，进而推动预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辅助性军事行动由此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在美拉关系上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美国运用隐蔽行动以贯彻对外政策的重要例证”[1]（pⅣ）。更为重要的是，“成功行动”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美国政府对隐蔽行动的偏爱”[10](p103)，并由此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这就是所谓的“成功行动”计划模式，其基本内涵是：以精心策划的旨在制造混乱与恐慌的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为主要手段，以蓄意安排的辅助性军事行动为策应方式，而公开的支持性政治、经济与外交压力均是围绕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的需要而展开的。此后，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以及辅助性军事行动（包括支援性空中打击行动）就构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三个基本环节，并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目标和战略目的。
        收稿日期2008-04-02
        注释：
        ①1954年9月1日，军人政务会宣布解散，阿马斯就任临时总统。10月10日，阿马斯正式当选为危地马拉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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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史学月刊》(开封)2008年11期第79～84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