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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被学界视为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之渊薮。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四库学研究近年来发展稳健。随着研究的推进，如何继往开来推动四库学不断深入并走向成熟，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受访学者表示，深化四库学研究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应丰富研究群体的学术背景，形成合力，推动四库学迈向新阶段。 把握四库学发展脉络 记者采访了解到，四库学领域当前形成了以北京、南京、武汉、长沙、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为中心的研究区域，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相继成立了四库学研究机构，组建了学术团队。查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２００３年至今直接以研究《四库全书》立项的课题有十余项。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等人对近５年四库学发展脉络展开调查分析，据介绍，四库学研究群体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研究者的年龄呈现老中青三代分布结构，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在四库学发展历程中，陈垣、余嘉锡、胡玉缙、张舜徽、杨家骆等前辈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这些学者及其四库学研究成就已经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看来，如果从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和“殿本”先后刊刻算起，这两百多年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可以分为补正、笺疏、学典、思想文化研究、编撰研究、文献学研究六大范畴，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不足，学界需要对此前四库学研究展开系统深入的学术史梳理。 推陈出新构建四库学 当前四库学研究存在一些不利状况，邓洪波等学者梳理后认为，其一，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较为单一，从整体上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其二，各方研究力量各自为政、研究的领域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缺乏稳定的研究机制，难以形成稳定的研究计划。其三，研究具有外在性，许多学者站在《四库全书》外面，通过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来研究，而文化是鲜活的，学界应该走进《四库全书》，“入乎其中”从而“出乎其外”。 以前的研究者多认为《四库全书》正副总裁都是挂名的，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司马朝军研究后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从正副总裁一直到抄写人员，都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认为，“敦煌学”、“红学”、“甲骨学”等学科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四库学建构提供镜鉴。他认为，推进四库学研究，首要问题是对其研究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在研究其特殊性上下足功夫，由此才能建立起一门独特之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四库学几乎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典籍主体的宏大研究，展开对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整体研究，并且涉猎传统中国固有学术的基本门径。过去对四库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缺乏，造成了四库学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今后有待加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化四库学研究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晓华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古代目录学代表作，著录了清乾隆以前特别是明代以前我国古代的主要著作，展示了１８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清代经历了古代目录学和近代目录学两个阶段，研究清代目录学正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近代，我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以及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演化，对当代学术研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陈晓华近年一直在呼吁，组织力量就现存四阁《四库全书》申遗。她说，《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写七份，分别贮藏在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宗、文汇、文澜七阁藏书楼中，其中文源、文宗、文汇三阁毁于战火，而现存四阁没有提出申遗。《四库全书》以纸张为载体，体现出丰富的精神性，兼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的特征，它基本上涵括了乾隆朝尤其是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瑰宝。 记者参加２０１６年６月岳麓书院举行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时曾了解到，与会专家认为应该创办四库学的专门辑刊和研究机构，争取组建中国四库学学会，多方合作共同努力将《四库全书》申请为世界遗产。记者近日获悉，２０１７年６月中旬学界将在北京召开四库学研讨论坛，进一步深化四库学学术研究，推动《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记者曾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