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与德国订立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企图利用日德同盟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希望借助“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完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实质是该“四国同盟”构想的畸变。以此可全面透视日本推动日德同盟政策变化的动因及对策，以及对东亚国际关系和侵华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 键 词：日本 侵华战争 四国同盟构想 《日苏中立条约》 远东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武向平(1974—)，女，吉林农安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一战后，在无限膨胀的对外侵略扩张欲望驱使下，日本最终放弃了所谓的“协调外交”政策，退出了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1]序言。为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带来的严厉局面，日本同德国于1936年缔结了以“防共”为名的“日德防共协定”，于1940年缔结了军事同盟，企图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①，以期利用“四国同盟”的军事力量来压制美国，使美国能够放弃参加战争，完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计划，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2]99。本文利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的构想和演进进行详细阐述，并深入地分析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其演进过程对当时东亚关系和侵华战争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从“强化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四国同盟”构想原点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对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所带来的严厉局面，日本急于寻求新的战略盟友。在外相有田八郎对德“薄墨外交”②论的主导下，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订立了以“防共”为名，实则是以苏联为对象，并包括英法美等国在内的同盟协定。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日德防共协定”，共由《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附属协定》等三个部分组成的。
    “防共协定”订立后不久，近卫文麿组阁，日本便加紧实施对外侵略扩张战略。但是，日本企图利用日德同盟关系实现对华侵略目标和北进苏联的战略屡屡受到了沉重打击。首先是日本希望借助日德同盟的力量，要求德国以“防共”为名来打击“共产主义”的意图遭到了德国的拒绝，随之日本以期利用德国为：“中介”的陶德曼“和平调停”③的闹剧也以失败而告终。在侵略中国的计划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日本北进苏联的战略也受到严重的挫败。“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给日本关东军的沉痛教训除了必须重新估价苏联的军事实力外，也使日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重新探求从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以独霸中国大陆和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的战略思想。这也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战略思想转换的重要标志。
    继近卫后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为了摆脱国内外困境，积极推进以“强化防共协定”为名的对德军事同盟的交涉。从1939年5月到8月，平沼骐一郎内阁多次召开五相会议，最后由于陆、海、外三省在军事同盟对象和参战义务上，存在严重意见分歧，致使日、德两国进行数十次交涉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面对国内外的困境，近卫文麿二次受命。1940年7月19日，近卫将外、陆、海三省首脑召到私人官邸荻窪荘进行密谈。通过这次会谈，日本确立了要在亚太地区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同德国订立军事同盟协定，在远东地区建立对苏联的坚固防御体系，最终把英美两国势力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并把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纳入到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中。具体内容如下[3]435—436：
    第一，为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强化日、德、意“轴心同盟”，使“大东亚新秩序”得以迅速建设；
    第二，在对苏联关系上，要尽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解决日、苏边境问题；
    第三，把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太地区的诸岛屿和殖民地全部纳入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第四，对美国尽量避免无用冲突，一旦阻碍“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时，并不排除诉诸武力。
    7月22日，近卫内阁迅速召开五相会议，并在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多次磋商的基础上，把“实现同德国的军事同盟”作为实现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重大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第二近卫内阁又把企图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完成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并把实现日德军事同盟看成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英美等国在亚太地区对日本的“包围战略”的最有效手段[4]13。7月27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这个政策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标志着日本的对外基本国策已经转为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最终实现“南进战略”。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外相松冈洋右同里宾特洛甫特使斯塔玛进行了近三周的交涉。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之所以同德国仅仅进行了三周左右时间的交涉，就迅速地同德国订立了军事同盟协定，这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近卫第二上台后，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战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北进战略”向“南进战略”进行了转换。日本的中心目标就是以期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在亚太地区同英美两国决战，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亚太地区驱逐出去的目的，最终实现日本对亚太地区“独霸”的侵略扩张政策，这是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中心目的。
    第二，由于1939年8月苏、德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看中的重要条件是利用德国从中斡旋，日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希望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期望通过“四国同盟”力量达到压制美国的目的，使美国能够放弃参战，日本完成对亚太区的侵略和扩张计划，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5]94。关于这一点，近卫首相、松冈外相、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一致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寄予很大希望[6]。1940年9月4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就曾召开首相、陆相、海相和外务四相会议通过了下列决策：1.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要同苏联保持和睦关系，使苏联把自己的对外政策同各缔约国的政策相吻合；2.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将承认苏联对印度的领有权，使苏联的扩张方向向波斯湾地区发展，以避免同日、德的利益产生直接冲突；3.日本、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在亚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形成包围之势[7]33。
    可以说，日本把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看成是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必要手段，同时日本也看到了在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所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受到来自英、法、美、荷等西方列强的巨大阻力。另外，加之中苏边境日、苏冲突不断，苏联又不断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予以援助。所以，基于种种国防战略上考虑，日本希望通过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来缓解和减轻国际压力。日本在同德国进行军事同盟交涉过程中，看中的重要条件就是日、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之时，日、苏关系也能得到改善。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协定的秘密附属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关于日本与苏联之关系，德国将尽最大努力增进其友好与谅解，并在任何时候都愿为此目的实现而为之斡旋”[3]460。
    二、从“四国协定案”到“里宾特洛甫腹案”：“四国同盟”构想的实施
    三国同盟缔结后，日本和德国便从各自战略目的出发，开始策划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的“四国同盟”构想。1940年9月，里宾特洛甫在访问罗马时，向墨索里尼表示要把苏联引向波斯湾和印度，并进一步指出，“此计划一旦实现，苏联的梦想就从维也纳的贝尔格莱德雷宫永远消失了”[8]340。德国认为这样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对付了苏联，又对付了慑于日本舰队而不敢轻举妄动的美国。
    基于以上战略目的，1940年10月3日，德国便着手同苏联进行交涉，并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柏林。11月12日，希特勒向里宾特洛甫下达了同莫洛托夫交涉的指令，“当前最明智的就是使日、德、意、苏在各自的范围内向南扩展势力，在确定德国和苏联的势力圈的同时，也要确定日本和苏联的势力圈范围。”[7]40
    于是，当莫洛托夫到达柏林后，里宾特洛甫就向其试探，建议苏联应该向波斯湾和印度推进，同时要求苏联加入三国军事同盟。11月15日，里宾特洛甫向莫洛托夫提示了德国所拟定的“四国同盟案”，具体内容为[9]：
    第一，日、德、意、苏四国彼此为实现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第二，苏联与日、德、意三国在国际事务中同调；
    第三，日、德、意、苏四国不与四国中任何一敌对国订立协定；
    第四，四国就一切经济问题进行相互援助；
    第五，在秘密附属协定中，又规定德、苏、日三国了各自的领土范围，德国要求重新划定欧洲边境，并把整个非洲置于掌控之下；苏联的领土范围则是整个印度；而日本则是整个东亚及南太平洋地区。
    莫洛托夫看了德国所拟定的“四国同盟案”后表示，苏联同意参加三国军事同盟协定的条件是，德国首先要从芬兰撤军，并且德国必须要承认，苏联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在巴尔干地区，必须承认苏联对保加利亚的领有权。日本则要放弃在库页岛等地区开采煤、铁、石油的权益。
    可以说，莫洛托夫的回答让希特勒很失望。德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求苏联向印度和波斯湾扩张势力，而放弃在巴尔干的所有权益。但是，此次莫洛托夫柏林之行并没有使谈判达到预期进展。莫洛托夫临行时，里宾特洛甫把写给斯大林一封信，由莫洛托夫转交。该信件的大体内容是，希特勒极力要求苏联按照德国的意见，加入三国军事同盟，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四国划定势力圈的范围，其实质是要重新瓜分世界范围[4]441。
    莫洛托夫访德后，里宾特洛甫便把此次会谈的要旨向日本进行说明，并就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拟定了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腹案”向日本通告，其“腹案”的具体内容为[10]：
    第一，苏联为防止世界性战争、恢复和平，表明要加入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
    第二，苏联承认德、日、意在世界新秩序下的指导地位；
    第三，德、日、意三国同苏联约定不对四国的任何敌对国进行援助；
    第四，划定德、日、意、苏将来势力范围，德国在中非，日本在南洋，意大利在北非，苏联在伊朗和印度，该势力范围的划定在秘密协定中达成谅解。
    “里宾特洛甫腹案”到达日本后，1941年2月3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召开联席会议，开始讨论“里宾特洛甫腹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四国军事同盟案”[11]：
    第一，使苏联接受“里宾特洛甫腹案”，加入三国军事同盟，为打击英、美等国共同努力；
    第二，日、苏交涉的条件：
    1.由德国居间斡旋，日本从苏联手中获取对库页岛的领有权，如果苏联不同意，则日本要求苏联五年内供应250万吨石油，日本向其提供相应的开发措施；
    2.日本承认苏联在外蒙的地位，苏联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地位；
    3.苏联放弃援蒋行动；
    4.划定日苏在苏、满、外蒙的边界；
    5.日苏缔结渔业协定；
    6.苏联降低日德物资运输国境税。
    第三，苏联要承认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建设的范围，包含英、法、荷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
    第四，二战结束后，四国重新划定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
    第五，日、德、意、苏齐心协力共同，共同阻止美国参战；
    第六，德、意共同牵制苏联，一旦苏联进攻日本，德、意应对苏联开战；
    第七，日本参加欧洲战争时，德、意不与日本敌国单独缔结协定。
    以上就是日本针对德国的“里宾特洛甫腹案”所制定的“四国同盟”构想及交涉方针。松冈洋右就是在“里宾特洛甫腹案”及日本联席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基础上，于1941年3月访问柏林和莫斯科。但是，当松冈到达欧洲后，苏、德关系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希特勒在同苏联进行多次会谈后，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于是，便秘密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三、《日苏中立条约》：“四国同盟”构想的畸变
    松冈洋右抵达柏林后，对德国对苏联的态度变化已经有所觉察。于是，松冈便从德国回国的途中，再次达到莫斯科，就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问题同莫洛托夫、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于是，“四国同盟”构想开始向日苏双边关系转化。对于苏联而言，之所以同意同日本就双边关系进行谈判，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废除日本在北库页岛的开采石油及煤炭及渔业权，并驱逐日本在苏联领海的势力；第二、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南库页岛区域，这是苏联同日本进行双边谈判的前提条件；第三、解决被日本所控制的千岛群岛通航问题；第四、解决从“满洲”到苏联边境同日本的紧张局势[12]。
    而苏联事先由于得到了松冈访问欧洲的情报，便开始就日苏的谈判进行缜密的准备。1941年4月，松冈从欧洲返回到达莫斯科。4月7日、9日、11日，松冈同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在这三次会谈中，主要是围绕着北库页岛日本的渔业、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等权利问题而展开。在这些问题上，莫洛托夫的态度极其强硬，坚决要将日本在北库页岛的各项权利予以废除。而松冈则想在上述权利方面予以保留。于是，莫洛托夫同松冈的谈判陷入僵局。
    4月12日，松冈同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松冈提出五个问题：一是日本虽然同德国存在同盟条约关系，但是日本不会成为苏联军事行动自由的障碍，如果苏联和德国之间发生冲突时，日本将采取仲裁者的身份，因为日本和苏联两国间领土接壤，日本期待同苏联友好关系；二是日本解决同苏联关系所必要的是不要拘于小节，而应该从亚洲及世界的总体战略进行考虑，像库页岛这样的小岛不应该成为日苏关系障碍，如果从大局着眼，苏联应该将目光放在印度洋的暖洋地域，而日本则确信决定未来亚洲命运的将是日苏两国；三是将亚洲从盎格鲁萨克森(这里指的是英美的势力)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对于这样的课题必须要不拘于小节而在大的问题上进行协力；四是日本对华所发动的战争并未是对中国国民而战，而是为了从中国将盎格鲁萨克森势力驱逐出去，蒋介石政权作为英美资本在华统治的附庸，是为了英美的资本同日本进行战争，日本将要从中国把英美的势力驱逐出去；五是日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同苏联联起手来，将英美的势力彻底从亚洲驱逐出去[13]。以上是松冈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所提出的问题，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同苏联缔结条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这也是日本最终确立“南进”战略的最终目的。
    斯大林所触及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苏联加入三国军事同盟问题。他指出，苏联所面临大的问题是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相互协力问题，原则上苏联是同意加入三国同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就三国同盟成为四国同盟进行讨论时，已经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说明。但是希特勒现在已经不需要从外部的军事援助。基于此，四国条约的最大问题是苏联的协力问题，所以，苏联仅就日苏的中立条约进行会谈。
    斯大林同松冈就日苏中立条约进行交涉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围绕中国问题所展开的角逐，这也是日苏谈判的中心问题。松冈再三强调苏联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要求把英美的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可以说，日苏以中立条约为基础所进行的交涉实质是具有反华的性质。
    最后，日本同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缔结后的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开战。由此，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打上了终止符。而日本对德国的同盟政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苏德战争也成了考验日本和德军事同盟关系的试金石。
    以上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大体过程，从其构想的交涉的过程和目的来看，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其本身就不具有可行性。
    首先，日德意苏四国自身对外侵略扩张和领土的要求具有不可调和性，这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最终未实现的根本原因。德国同日本订立军事同盟的目的，是以期借助日本的力量在亚太地区牵制英法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制定“四国同盟交涉案”的最终目标，是期望通过“四国同盟”协定牵制苏联，使苏联放弃在巴尔干半地区的权益。但是，从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就已经把苏联的意向表达得很清楚，苏联参加日德军事同盟的前提条件是德国必须放弃在巴尔干地区的各项特权，并且要求德国承认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权益。而对于对日本来说，之所以敢于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其最终目的是企图利用德国的力量，使日本能够继续享有在西伯利亚地区开采石油、煤、铁等特权，然而，苏联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的前提条件则是要日本必须放弃在上述地区的权益。
    其次，日本企图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达到在亚太地区驱逐英美等国殖民地势力的构想本身就不具有现实性，这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最终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英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势力是比较牢固的，英美两国之间随时都可以进行联合起来，保护彼此在亚太地区的权益。并且，从英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所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实力来看，日德所构建的军事同盟还尚未达到把英美军事力量彻底打垮的势力。因为从华盛顿会议到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的召开，日本海军实力都未真正实现同美英保持相同的比例。关于这一点，日本的预计与估量与现实可能性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
    再次，从日本、德国和苏联和就“四国同盟”构想进行交涉的目的来看，日本同德国订立军事同盟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政策，这种同盟条约的结盟基础是无限膨胀的对外侵略扩张欲望。当苏联提出要废除日本在库页岛的各项权和在华利益作为加入三国军事同盟的条件时，日本便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而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丝毫不让的气势。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冒险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最终退出了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同德国订立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希望利用日德军事同盟的力量，最终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期望借助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达到在亚太地区把英美势力驱逐的目的，实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德、苏三国最终在各自的对外存利益需求根本无法达到调和，德国首先放弃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磋商。但是，由于第二次近卫内阁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最终目标定为实现“南进战略”，于是松冈在从欧洲回国的途中再次访问莫斯科，迅速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样，使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由最初的多边关系向日苏双边关系嬗递。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最终成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一个畸变。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和德国在结盟过程中始终考虑各自的利益得失，“正是这种结盟中的‘竞争’和‘对抗意识’，使日德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军事联合作战”。任何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结盟都是“不虔诚的同盟”[14]。这也充分说明，“帝国主义间的‘合作’是暂时的，而竞争、对抗才是永恒的原则”[2]107。
    注释：
    
    ①目前在国内外学界中，关于“四国同盟”的表述形式并不统一。徐勇在《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中将其称为“四国协商”；三宅正树在《斯大林、希特勒与日苏德意联合构想》将其称为“四国联合”；而清水良三(《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崩溃》)、尾上正男(《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等则将其称为“四国同盟”。笔者通过对日本原始档案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当时日、德、苏三国交涉过程的分析，认为“四国同盟”这一称谓更符合当时历史原貌。
    ②所谓的“薄墨外交”论是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德所提倡的外交思想。有田认为从国际形势上来看，在对德结盟问题上应该像画山水画那样，最初要用“薄墨”去处理，后来以便于修改，主张最初应该同德国缔结“模糊协定”。
    ③在国内，对“陶德曼调停”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很多，笔者就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如下：张北根在《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中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加大了对德“压力”，并以退出“防共协定”相要挟，要求德国站在日本立场对侵华战争进行调停(《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何兰在《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日德关系中的地位》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对华和对日政策发生改变的一个转折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王同起在《陶德曼调停始末》中指出，德国之所以“调停”中日战争，是由于德国为了在远东达到利用日本防苏和遏制英国的目的(《历史教学》2000年第10期)；陈仁霞在《陶德曼调停新论》中，利用德国和中华的原始档案资料，翔实考证了“陶德曼调停”的全过程，从而论证中、德、日三角关系的角逐过程(《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夏忠敏在《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由“中立政策”向亲日政策转换的重要标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雷国山在《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个遗留问题》中，从蒋介石拒绝日本“和谈”原因、日本加重“和谈”砝码和日本“新条件”出笼过程入手详细分析“陶德曼调停”过程变化特点(《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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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