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都是对现代性作出的回应。基于对空间的关注，它们都反对现代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强调史学研究的多重视角。在历史观念和历史书写上，它们呈现出诸多相似性：如对特殊主义、地域主义、偶然性、奇闻轶事、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的强调；在怀乡情绪中表现历史写作的诗性和审美维度；对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书写等。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史学更高层次的回归。
    关 键 词：浪漫主义 后现代主义 空间性 怀乡
    作者简介：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对于它与浪漫主义史学的关联，所论不多。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对此展开论述，以期对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有新的认识，对史学的未来发展有所展望。
    一
    伴随着浪漫主义①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发生，被称为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方式随之出现。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写作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都表现和沾染了一种相似的时代情绪。这种情绪从文学、建筑、政治、哲学和审美领域生发，最终弥漫整个社会，影响到历史学的书写。学者黄进兴认为：“整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乃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后者所象征的理性与进步。它侧重变异性、个体性与在地性，仿若浪漫主义浴火重生，而与启蒙的普世性格有所违碍。但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仅止于貌似，因为它首重当下意识，而绝不会发思古之幽情。”②
    这段话既道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指出它们的不同。就后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浴火重生而言，的确所言非虚。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分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和后期人们面对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自然生态变迁和人类自身存在时所遭遇的巨大困境和失落。如果说浪漫主义对现代性表现出最初的不满和忧伤，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最激烈的反叛与抨击。
    基思·特斯特在《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中认为：“要想使后现代性这种境况具备意义，就得结合现代来思考它。如此一来：‘那些选择栖居于后现代境况中的人，也同时生活在现代人和前现代人当中。这是因为，后现代性的根基本身就在于认为，世界是由多重异质性空间和时间性构成的’。”③伊·哈桑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隔开，我们都同时带着些许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气质，“在叙述抽象的层次上，现代主义完全可能被纳入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有关，后者又与文艺复兴相联。”④如此一来，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就共享了同一片领域，同一种时代精神和情绪，即都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相关，只不过一个处于开端，一个处于终点。
    斯蒂芬·巴恩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曾说，他更喜欢使用维柯所用的词ricorso(回归)来指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径直就意味着返回。它指的是回到并重新采取原先就潜藏在那里的立场，然而，这当然也意味着第二度时某些东西已有所不同。它所预设的，是一种循环式的运动而非线型的运动。现代主义建基于线型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启蒙的观念，等等。”斯蒂芬·巴恩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回归——对于原先被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排斥了的元素的回归——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学现象，因为我们突然以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了，而且也是对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当代经验的指南。”⑤让—弗·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说，后现代主义的“后”字不仅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时性的阶段，而且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⑥在这种转换中，出现了类似斯蒂芬·巴恩所说的那种回归，即向浪漫主义的回归。
    我们可以从时空关系来考察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线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理性的进步、人类历史的单向和直线发展。与之相反，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历史发展是多重的、复线的，不存在单一的、整体的历史这样的东西，主张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偶然性、地域性、异域性、开放性、变动性及其差异性。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史学观念上的相似，与他们的时空观紧密相关。他们在处理和面对时空关系时，采取了近似的立场。时空观是阐释两者相似性的重要媒介和参照。
    二
    安克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即在于把时间“空间化”了：时间上的差异转变成为空间的弥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与人类学紧密关联。因为人类学在全球不同的部分相继向我们展开的正是同时存在的人类进化的不同历史阶段。⑦这种展示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空间性的寻求，这正是两者契合之处。同样，浪漫主义史学与人类学也有亲缘性。柯林武德称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为人类学之父，“赫德尔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着的。”⑧他对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考察，充满人类学意味。
    需要强调的是，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未放弃对时间的关切，因为时间始终是形成变化和差异、发展和连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不过相比于现代主义的单向和线性，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更重视空间的维度。后现代主义对空间的着迷不是要取消时间，而是在时间的轴上同时展现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这一点和浪漫主义史学一致。浪漫主义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单子不是别的，只是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莱布尼茨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由单子组成的有机总体。但他在强调单子组成宇宙万物有机整体的同时，也突出了单子本身具有的特异性和繁多性，完满性和自足性。他认为每个单子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空间。赫德尔据此在其历史哲学中论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幸福中心。莱布尼茨说：“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个枝桠，动物的每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⑨这里的花园和池塘呈现的正是空间的概念。可以说单子论开启了浪漫主义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特殊性、异域性的重视和书写。
    G. W.斯多京在描绘18世纪末历史意识的转变时认为，虽然18世纪后期的进步主义者们往往认识到在孟德斯鸠那里获益良多，但是在他与他们之间，文化比较的首要轴心已经发生九十度转变，即从水平的(或空间的)变成垂直的(或时间的)。安克施密特指出，如果G. W.斯多京是正确的，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中，人们或许发现回返到前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的愿望。⑩而这里所谓的前历史主义，无疑与浪漫主义及其史学相关。
    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曾拿它与前现代的时间关系作比较。他认为，在机械钟发明之前(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对农业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一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这表明前现代社会人们对空间、地理及其环境的重视往往大于时间，时间需参照空间来确立。然而，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和推广，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紧密联系，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时间的虚化导致了空间的虚化，并使它具有了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11)这种优先性被现代性无限扩大。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正建立在这种时空的转换之上。随着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空间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意义被极大地忽略，表现在历史观念上，启蒙、进步、理性、单向、线性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
    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观点在于“主张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及其变动的各种可能性。”(12)浪漫主义历史哲学不赞同启蒙派所说的“进步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存在因果性，更没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有的只是跳跃性、片段性、裂变性和多维度性。在哈曼、荷尔德林和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历史描述中，看不到有规律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充满斗争、矛盾和悖论的复杂可能性的表演过程。”(13)而正是无限的空间为这种表演提供了各种场景。因此，早在后现代之前，浪漫主义就看到了启蒙运动进步理性的局限。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后现代尚未到来之际，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前现代的时空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用它来克服启蒙运动线性历史观的缺陷。
    因此，不妨说后现代主义重新开启和延续了浪漫主义对空间的关注。丹尼尔·贝尔论证说：“把现代主义带向极点的各种运动必须按空间和运动的概念设计出一种新的逻辑。空间的结构已经‘随着时间问题(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成为这个世纪头几十年里主要的美学问题而成为了20世纪中叶文化中主要的美学问题。’弗里德里克·杰姆逊(1984年)把后现代的转移归因于我们对空间和时间之体验中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各种空间范畴终于支配了时间范畴。”(14)福柯认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些激起今天论战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结构主义，或者至少是我们集中于这个有些笼统的名词下的东西，是为了在那些能够通过时间来分配的元素中间建立一个关系的集合而做的努力，这一关系的集合使那些元素似乎是并列的、相对的、彼此相互包含的，总之，使那些元素作为一种结构出现；坦率地说，在这里不涉及否认时间；这是探讨我们称作时间和历史的某个方法。但是，必须指出今天出现在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体系的前景下的空间不是一次革新。在西方的经验中，空间本身是一段历史，无可否认时间与它的必然联系。”(15)在这段话中，福柯突出强调了空间在认识历史和诸多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以及空间自身的历史，并明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间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福柯的作品充满对空间和场景的描述，不管是精神病院、监狱还是学校。正是通过这些特定空间，福柯向我们讲述了充满变异、断裂、偶然性、不连续性和差异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与建筑的关系来探讨这种空间性的转换。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最初发生在建筑学领域，建筑本身寓意的正是空间。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那些激进的都市规划者们把都市发展看成是差别极大的空间与各种混合物的一种“拼贴”，他们找到了“多元论的”与“有机论的”战略来反对此前的建筑形式。与“现代主义的”城镇规划者们通过有意设计一种“封闭的形式”追求“控制”作为一个“总体”的大都市不同，后现代主义者们把都市进程看成是不可控制的和“混乱无序的”。在其中，“混乱无序”和“变化”可以在一种完全“开放”的情景中“起作用”，“拼贴城市”成为主题。(16)
    这种从建筑学领域蔓延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观念，表现在史学领域就形成了安克施密特所说的“水平性取代了垂直性”的史学研究模式。因为空间意味着水平和转移，同时也意味着无深度性和形式主义。安克施密特在分析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对证据的不同看法时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对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是他拣起瓦片以便看下面是什么；相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是他踩着脚下的瓦片以便转移到另外的瓦片上。”(17)对后现代主义史学，安克施密特还有另一个隐喻。他认为，如果把历史与一棵树相比，西方历史编纂中的本质主义传统，其中包括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传统，使历史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树干和树枝上。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由于与本质主义传统的首次断裂，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到历史的片段上，也就是历史之树的树叶上；或者用本质主义者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认为本质并不处于树枝上，也不是树干上，而是在历史之树的叶子上。因为叶子与树相对松弛的关系以及秋冬的来临，树叶被风吹落。安克施密特认为可以假定，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秋天已来临，这使得西方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点转为收集被吹落的树叶，并独立于它们的起源来研究它们，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从内部转向了外部。(18)由于打破了关于过去的本质主义模式，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走向多样化的同时趋于碎片化。这种碎片展开的正是无数细小的空间和细节，因此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突出“微小”(micro-)、“差异”(hetero-)和“多元”(poly-)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故事、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大部分历史编纂学，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着迷于细节、差异、偶然性和空间性的表现。(19)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发展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空间性、地域性、特殊性、奇异性、差异和他者的关注，并使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密切联系看到这一点，因为结构二字呈现的正是空间与集合。正如斯蒂芬·巴恩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径直就意味着返回。它回到并重新采取了原先就潜藏在浪漫主义那里的立场，这当然也意味着第二度时某些东西已有所不同。
    三
    从时空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即“怀乡”。怀乡呈现的既是时间的意向，更是空间的意向，或者可以说是在空间中呈现的时间意向或在时间中呈现的空间意向。这多重的视角使它别具审美和诗性。如果说“怀”代表的是记忆与追忆的话，那么“乡”无疑是“怀”所指向的空间，是更重要的所在。当我们关注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怀”之“乡”时，会发现二者如此相似，不仅在空间性上，而且在表达和呈现的时代情绪上。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后现代的并不意味着最新的。后现代指的是，就广义的思想和行动而言，书写在遭受现代性沾染并试图自愈之后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时间。”(20)耶尔恩·吕森认为：“历史中的后现代性的确是一种新的定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定位：它是一种与梦幻相参照的对人类生活的一种定位方式。精神分析教导我们为了与现实妥协，我们需要梦幻。而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著述与历史理论的定位功能。它是对现代化的否定性结果的补偿；它是与进步观念的危机和大毁灭——现代化进程的简单延续将把全世界带入大毁灭——的威胁相关联的那种历史记忆的一种美学的安慰。”(21)戴维·哈维认为，“后现代”这个词语实际上指的是人们感受性方面的一种变化，是人们“情感结构”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就已经感知和经历，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则进一步加剧。
    如前所述，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与现代性相关，只不过一个处于起点，一个处于终点，但两者感受到的变化和时代情绪是相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埃娃·多曼斯卡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仿佛是19世纪悲观主义的延续以及与现代主义的对立。现代文化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应对存在性的人类需要。这一‘受挫’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一方面，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工业化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绝望、忧郁、对于人类生存中神圣的维度充满渴求的时代。那种挫折感表现在浪漫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和先锋派之中。……如今，这种悲观主义以其对于人和‘生活’的特别肯定，带着后现代主义的面罩又回来了”，“它诉诸情感和潜意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透过直觉和情感来看世界，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神圣的世界。”(22)
    对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说，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应该是充满审美和诗性的世界，即前现代的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前苏格拉底的世界，人类的直觉和情感尚未受到理性、科技和进步沾染的世界。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选择这样的世界其实并非偶然。以中世纪为例，按照传统的看法，中世纪相对于近代和现代社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在那漫长的一千年里时光似乎停滞了，但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主要是欧洲)，人们的生活却仍在继续，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与场景。这些场景因其遥远、陌生、神秘、多彩、奇特、另类，可以引发人们许多奇异的想象与发现，因其所谓迷信、野蛮、愚昧、落后、黑暗，可以和所谓光明、理性、进步、文明进行比对，从而展现人类自身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神秘性、精神性、异域性和独特性。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单向、单线和唯理性的。不论就审美还是诗性来说，中世纪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所以，不管是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米什莱、诺瓦利斯、卡莱尔，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勒华拉杜里、金兹堡和戴维斯，都选择了中世纪来展开他们的历史叙述。
    维柯认为，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的历史。(23)诺瓦利斯用诗句吟唱：“如果人们从童话和诗句，认识真实的世界历史，于是整个颠倒的存在，随一句密语飞逝。”(24)安克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历史有天然的留恋。因为希腊最早的历史编纂是史诗；希腊人以叙述史诗传递他们祖先的事迹。他们讲给别人的故事首先由伦理和审美的沉思所激发。(25)诚如耶尔恩·吕森所言，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需要梦幻来达成与现实的妥协。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历史和中世纪很好地满足了浪漫主义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对审美和诗性的需求。
    基思·特斯特曾对怀旧/恋乡产生的缘由以及它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说：“未来性与怀旧/恋乡之间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不妨认为，这种关联证明，怀旧/恋乡感可能并非一种非历史性的常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感。相反，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产生怀旧/恋乡感”。“怀旧/恋乡是现代性的一项特征。它既为确定性奠定了丰厚的根基，也为解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是针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他进一步指出：“怀旧/恋乡感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渴求，而其核心便是对于某种缺失的东西的欲望。首先，怀旧/恋乡意味着某种思乡。它预设从某种角度上说，产生渴念的主体要么无家，要么去国……其次，怀旧/恋乡意味着渴求某种属于远方或往昔的东西”。(26)
    基思·特斯特的分析对于理解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乡提供了很好的维度。无疑，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乡，正是特定地点特定时刻的怀乡，是对现代性给人类生活与处境带来的缺失表达不满。安克施密特认为：“怀乡病必定是有关我们置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最‘基本的’情感”。“我们在怀乡病中历史地经验到的东西并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差异和距离。”(27)这种差异和距离穿越时间通过空间展现出来。于是，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约而同选择了前现代作为所怀之“乡”，这一空间所表达和呈现的情绪如此相似，而那个失去的世界和他们实际所处的世界是如此不同。
    加斯东·巴什拉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说，人们总认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我们的回忆所指其实是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压缩的时间。在此空间是一切，这也是空间的作用，因为时间不再激活记忆。回忆是我们关于给人安慰的空间的经验，这种经验特别需要被占有，我们无法重新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绵延，我们只能思考它们，在抽象的、被剥夺了一切厚度的单线条时间中思考它们，正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28)
    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其所走向的怀乡之旅，都预示着在现实世界中遭受的不如意和创伤，这才使得它们需要另一个时空来宣泄和表达内在的诉求。安克施密特分析了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的怀乡病，认为他感受到的其实是腐朽的现在和光荣的大革命岁月之间的差异。这种持续的差异意识，既带给他痛苦也带给他甜蜜，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全部。耶尔恩·吕森在谈到著名的后现代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和金兹堡的作品时，分析了为什么它们让我们感觉亲切入迷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或者金兹堡的《奶酪与虫》等这类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们给我们当前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图景。《蒙塔尤》以及磨坊主梅诺丘的世界，乃是现代化社会的反面图景。《蒙塔尤》描绘了人类生活中一个卢梭主义的时代(在其偏离现代性的意义上乃是接近于‘自然’的)，这种历史编纂中充满了投影，它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功能，它给那些被现代世界的‘进步’挫伤的人们提供了某种补偿。它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前现代的生活风格以及似乎永恒不变的特质，补偿了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经验。甚至于，它在使人们了解早期现代历史中某种别样的生存方式的同时，还有助于人们承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经验。卡罗·金兹堡的磨坊主梅诺丘也是如此。倘若你观察这个让人同情的磨坊主的品质，就会发现，他身上累积了1968时代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革命而在他们的社会中成其为文化价值的诸多品质。……它提供了一幅历史肖像，将1968年一代的理想付诸现实。他们将自己的将来丢失在了过去。这就是补偿：让过去承载着对于将来的已经破灭了的希望。”(29)透过时光之河，我们感受到作品呈现的多重异质性空间带给我们的冲击。
    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同样如此。戴维斯通过马丁·盖尔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讯息，即在像中世纪那样相对平静的时代，也会有像马丁·盖尔那样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所有的故事都源于他的一次出走，而他的出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本身就是一次传奇。对于在现代社会每天都疲于奔命追赶新目标、缺乏稳定感的人们来说，马丁·盖尔的时代是如此令人向往。而处在马丁·盖尔的地位，他全部希冀所系其实只是一次远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经历着二律背反，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所需要的和在一个过于安稳的时代人们所期冀的，也许正好相反，而这就构成了传奇。人类的历史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二律背反中寻求着综合，时而化身为理性，时而化身为浪漫，总是欠缺着。
    诺瓦利斯曾经给浪漫派下过一个定义：“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会重新发现本真的意义。浪漫化无非是一种质的强化。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幅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30)对后现代主义，埃娃·多曼斯卡说：“抛开后现代主义，并不会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今文化种种让人烦忧的问题。……历史学本质上乃是一种生活故事；它提醒历史哲学家们，历史学同时也是文学，而真理乃是一个道德概念。……如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平庸之物转化为艺术，如何使世俗之物再度神圣化，如何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转换为一种仪式，如何将深藏在文化层累中的稳定不变的模式揭示出来。一句话：我们这一次如何能够让世界生魅。”(31)
    以上两段引文传达的信息是，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即让世界生魅。如果说启蒙运动进步理性和现代性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让世界祛魅的话，那么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把让世界生魅作为追求的目标。这一过程无疑是一个审美和诗意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性让一切诗意尽失的时候。而在这一过程中，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世界和历史是如此广大，如此生机盎然，如此多姿多彩，如此层层叠叠。“过去的奇异性一直是我们自我知识的条件。……我们越是使外部世界(例如，过去)让我们感到奇异、异化，我们就变得越充分地洞悉我们自己。”(32)
    这样，“在主导性的历史经验的概念化中，后现代历史著述从人类学和民俗学中获得灵感。关于历史记忆的定位功能，后现代历史研究呈现一种对历史经验的美感性质的兴趣。历史学必须产生一种图像，一种具有美感的关于过去的形象。”(33)
    安克施密特说，两个世纪以前，只有在穿越理性主义后，人们才能接近浪漫主义，而现在，他希望实现从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向，在思考历史和历史写作时，重温灵魂深处的回声，复兴浪漫主义的心情和感受的世界。(34)而后现代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向，将使它们一同踏上返乡的历史之途。
    四
    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空间性展开的对历史发展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神秘性、精神性、内在性、具体性、异域性和独特性的研究，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写作层面。其表现就是对普通大众历史、微观历史、日常生活史、心态史、女性史以及各种文化史和人类史的书写。所谓历史的碎片化，其实就是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转为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叙事。
    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大众和民间的是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他认为人民的心灵是最自然、最质朴、最纯真的。通过研究民歌和民俗，他给德国和当时的欧洲带来了新的民族观念。他认为民歌是无名的集体表白，与人民的语言浑然一体，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独特声音，即人民之声。(35)赫德尔开启了对普通民众及其文化、语言、风俗和历史的研究。在他之后，米什莱把写作普通大众的历史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自称历史领域的普罗米修斯和祭司。他说：“即使在庸俗的事物当中，每个灵魂也有一个特殊的、个别的侧面，它们终归是各个不同的。”(36)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每一个普通人。他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值得历史学家书写的。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一部世界史……不过，尽管体内有着无限的普遍性，这个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一个人，一个唯一的、无法弥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存在。身前与身后都没有一样的人。上帝绝不会重新来过。另外一些人无疑还会出现；不知疲倦的世界将会把另外一些人引入生命，也许是更优秀的人，但永远不会相同，永远不会。”(37)
    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延续了浪漫主义史学对普通民众和个体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拓展和深入开掘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未被述说、重新述说、不可述说的诸种历史。历史学再也不像往昔一般，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直线的、且可用某种可认知的模式直接带向今日。”(38)
    伊格尔斯说：“假如我们希望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作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39)缪尔认为：“微观历史学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向‘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40)伊格尔斯和缪尔对微观史的论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是他们并没有使用空间一词。空间所展开的从来不是一个巨大无朋或无限狭小的封闭领域。空间恰似福柯所认为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每一个网格里都生活着许多人，发生着许多故事。当我们像打开一扇由无数层叠的扇面组成的历史之门的时候，我们就能走近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人们和他们生活的场景。
    勒华拉杜里正是在一次偶然的发现中，通过宗教裁判所的文件和1500年前两个普通人写下的回忆录“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41)卡罗·金兹堡“在《奶酪与虫》中写道，要紧的是要表明，籍籍无名的人们的历史是可以(而且应该)写出来的。”(42)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发现。
    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展开的历史写作空间，使我们感到过去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之门，而且透过历史之窗，看到了与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的别样的生活场景。“当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我们就能将自己认同于生活于过去的人们。我们几乎能够‘触摸’过去”。(43)通过“变陌生为熟悉”，“变熟悉为陌生”，我们再次感受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生动性，“我们的确应该承认：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而决不只存在着作为事实实体的此等历史。”(44)
    卡罗·金兹堡在谈到历史的碎片化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知道有许多历史学家抱怨历史的碎片化；我不这样。观点的碎片化的出现在我看来很有好处。毕竟，历史学是一门前于范式的学科……换句话说，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得之前的数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位牛顿。而且，也许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也许永远就维持在一个前伽利略或者前牛顿的阶段。……在历史学中人们可以说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然而依旧是在这个专业之内。”(45)
    我们的确需要说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当元叙事被宣布不复存在，展开的也许就是普通人的语言游戏。“对过去的后现代‘私化’。”(46)
    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实在很多意象上具有相通之处。当谈到后现代主义把过去实在的整体解体成为大量自给自足的碎片(安克施密特语)时，总是令我想起莱布尼茨的“单子”。洛夫乔伊在给浪漫主义下定义时曾说过，没有单数的浪漫主义，只有复数的浪漫主义。他在这样说时也许没有料到，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当历史整体碎裂成为独立的存在或要素时，科塞莱科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惟一的整体历史，只有各种历史，“历史(History)让位于各种历史(histories)”。(47)
    注释：
    ①本文所讲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浪漫主义特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和波及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充满哲理思辨、文学和美学色彩的浪漫主义运动，它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动，即历史的浪漫主义。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般理解的一种非常激进的立场，而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可以采取的一种更好的态度和方法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它指的是对于传统的、“现代的”历史思维概念所进行的富有成效而让人信服的批判。参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对耶尔恩.吕森的访谈。
    ②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3页。
    ③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④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⑤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294—295页。
    ⑥包亚明编：《利奥塔访谈、书信录：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⑦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页。
    ⑨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9页。
    ⑩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88页。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12)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13)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第247页。
    (1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1页。
    (15)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2页。
    (1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58—63页。
    (1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16页。
    (18)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21—224页。
    (19)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44页。
    (20)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21)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22)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242、315页。
    (23)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24)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第1卷，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5)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28页。
    (26)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第70、71、72页。
    (2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52、254页。
    (28)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9)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30)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
    (31)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322页。
    (32)E.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117页。
    (33)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3页。
    (34)F. R.安克施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5—8页。
    (35)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6)转引自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37)转引自罗兰·巴尔特：《米什莱》，第100—101页。
    (38)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页。
    (39)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40)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26页。
    (41)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
    (42)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43)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44)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5页。
    (45)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0页。
    (46)E. R.安克施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4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34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