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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两个世界理论”、海上贸易自由和对欧洲力量均势的重视是殖民地时代留给美国外交的三个重要遗产。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是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 跨国史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在近30年来出现的一种从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来考察和书写历史的研究方法及趋势。2015年哈佛大学在给学生的授课中已经开始出现了用跨国史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尝试。哈佛大学教授埃雷兹·马涅拉声称，目前这个尝试集中在对美国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考察中，而且这种考察是双向的，力图从另一方的角度来分析一方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发展过程，以揭示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赖。这种尝试无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在强调双方互动领域的外交关系中尤其如此。本文试图以跨国史的角度和方法，探讨殖民地时代其在美国外交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两个世界理论”的起源 殖民地时期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两个世界理论”。随着“地理大发现”拉开欧洲国家对外殖民的序幕以来，所有的欧洲殖民国家都默认这样一个原则：殖民地是母国的组成部分，因此母国在处理与殖民地关系的时候应该遵循的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欧洲各殖民国承认：处理欧洲国家关系时运用的是一套法律和政策体系，而在处理欧洲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时运用的则是另一套法律和政策体系，这正是“两个世界理论”的核心思想。 “两个世界理论”的起源是为了解决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论而在1455年、1493年和1506年颁布的一系列教皇诏书，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各项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493年5月4日的教皇子午线诏书，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分界线划在了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但是诏书明确声称“在该线之外（的无主土地）可以提出权利要求”，这是对“两个世界理论”的第一次运用。后来，欧洲各国在彼此的斗争中也多次运用这一理论。如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锡和约》，虽然明确宣称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结束战争状态，但是也同样明确地承认法国人不能登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印度群岛所拥有的岛屿，否则西班牙人“将把他们扔进大海，而这个行动不会被视为对我们之间友好条约的违反”。17世纪以后，随着欧洲殖民强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欧洲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两个世界理论”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好处。或是利用它在殖民地挑起争端同时却使欧洲母国置身于战争之外，或是当欧洲母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让自己的殖民地免受战火波及。比如1666年，尽管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参加了第二次英荷战争，但是他却命令美洲的法国殖民地总督严守中立，不要攻击荷兰殖民地，因为他担心这样做只会让英国人渔翁得利。 而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和他们对自身利益认识的日益明确，殖民地居民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因为欧洲的政治纠葛而损害自身的利益。由于荷兰在美洲的新尼德兰殖民地与英国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之间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因此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新尼德兰总督建议与新英格兰签订一项中立条约，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也反对向荷兰宣战，声称“禁止用剑与我们所承认的和平福祉是最为一致的”。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越来越多地用“两个世界理论”宣称自己有不同于欧洲母国的独特利益，并将这一理论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可以说，在“两个世界理论”中所包含的将美洲事务与欧洲事务分开考虑的思想，成为日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海上贸易自由思想打破欧洲封闭贸易体系 殖民地时期给美国外交带来的第二个重要遗产是海上贸易自由的思想。新大陆发现之后，作为最早来到美洲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了美洲贸易。后来的殖民强国荷兰、法国、英国等为了从利润丰厚的美洲贸易中分一杯羹，就将西班牙的封闭贸易体系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尽管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帝国中也同样推行封闭性的航海体系，但是在与西班牙的交涉中，要求开放美洲贸易却成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诉求之一。一个法国请愿者这样抨击西班牙在美洲的贸易特权：“人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享有这么多特权的国家所带来的不便，这些特权如果分开是相当公平的，但是联合起来，就能对所有欧洲国家造成极端损害。”16世纪英国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公开声称，在佛罗里达和“布雷顿角”之间的北美沿海地区开辟两三个殖民地就能对西班牙的美洲贸易造成持续威胁，这也成为英国政府在美洲建立其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詹姆斯敦的重要考虑。在16—17世纪欧洲列强之间的历次殖民地冲突中，开放西班牙的美洲贸易一直是那些后起的欧洲殖民强国极为关注的问题。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殖民地人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由贸易舆论反对母国的航海体系，英国殖民地尤其如此。甚至在战争时期，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都不愿意遵守英国的禁运政策。七年战争中，英国殖民地的商人们已经与美洲几乎所有非英国的殖民地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大陆殖民地力图说服英国政府取消对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贸易的限制。纽约殖民地副总督在给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信中声称：“法律的观点仅仅是为了防止敌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它并不是企图防止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属的岛屿运送这些生活必需品。”他的结论是应该允许殖民地的商人们继续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因为“这将大大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和财富，而且不会对它造成损害”。美国独立以后，在它自身海军力量极为弱小的情况下，海上贸易自由思想就成了它打破欧洲国家封闭性贸易体系、扩大贸易范围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初，随着美国实力的膨胀，海上贸易自由则成为它挑战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手段。 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重要性 殖民地时期给美国外交带来的第三个遗产则是对欧洲力量均势的重视。连年战争之后，保持欧洲均势已经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目标，其主要内容就是防止过多的领土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欧洲强国手中。在欧洲各国制定其殖民地政策时，保持欧洲均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进入17世纪以后，这种考虑在美洲的主要表现就是对于如何分配已经衰落的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权力和财富问题的关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在《乌德勒支和约》中从西班牙手中获得过多的殖民地权益引起了几乎所有欧洲殖民强国的担心。法国立刻指令其西班牙大使，要尽力在西班牙的美洲贸易中为法国获得特惠地位，并削弱英国的特权。英国也同样相信，如果西班牙在美洲的财富中“过大的部分落入欧洲其他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中……有朝一日这将会被证明对于力量均势来说是致命的”。 欧洲均势的这种考虑同样影响了美洲殖民地居民。对于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来说，独立之前它们在安全方面最大的担心就是受到法国殖民地的包围。即使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作为美国盟友与英国作战的时候，对法国的担心和恐惧也并未从美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完全消失。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对于法军的到来有可能加强法国在美洲大陆上的势力感到担心。不能仅仅将此归咎于华盛顿在七年战争时期培养出的仇法心理，更重要的是法国是当时唯一有力量成为欧洲霸主的国家，而美国领导人认为让欧洲的力量处于一个强国支配之下将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胁。甚至以亲法著称的托马斯·杰斐逊也在1812年英美战争时期指出：“如果（拿破仑）再次向莫斯科进军，我将再次希望他遇到像阻止他到达彼得堡那次同样的灾难。即使其后果是进一步延长我们的战争，我也宁愿接受这一后果而不愿看到整个欧洲的力量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在英国能够有效控制欧洲力量均势的情况下，美国对欧洲力量均势的关注一直被它的“孤立主义”所掩盖。然而，一旦英国无力保持欧洲均势，那么美国将会立刻采取行动。这也是它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两个世界理论”、海上贸易自由和对欧洲力量均势的重视是殖民地时代留给美国外交的三个重要遗产。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是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通过上面这些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出，使用跨国史研究方法在深化我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理解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用跨国史方法考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第一，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虽然有很强的互动性，但这种互动并非平等的，实力较强或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有较大的影响。第二，随着本国实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受到他国影响的程度也相应发生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以跨国史角度考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时候，不能过于强调他国的影响，而是必须将其放在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大背景下考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