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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吴愁 校/黎文 没有人曾为“欧洲”献身，没有一块为“统一的欧洲”而立的纪念碑；相反，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标记，都在在强调了欧洲人内部的敌对，而非他们的合作。要超越这些，人们必须记得勒南的这句话：“民族的本质就是，其中所有的个体都有很多共性，并且他们也忘记了很多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才是那个对“欧洲认同”最具威胁的事物。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1974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弗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2012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著有《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1988）、《与死者共生的中世纪》（1994）、《追忆的幽灵：第一个千年结束时的记忆与遗忘》（1994）、《民族的神话》（2002）、《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2007）、《书写历史：中世纪的认同、冲突与记忆》（2012），以及《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2013）等。 格里曾任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会长等职。在四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总是活跃在学术前沿，这些年间的中世纪史重大议题都有他的参与、引导和推动。 近年来，格里教授在历史学领域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努力中，因其理论、方法和成功的国际合作，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目前他正领导一个欧美合作的多学科团队，研究中世纪前期伦巴第人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迁徙案例，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地，利用古代墓地采集的DNA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虽然刚刚起步，但因连年举办国际会议及工作坊而颇有影响，已被视为以基因技术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之一。 当代欧洲认同危机 追踪现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人都知道，欧洲现在正处于认同危机之中。导致欧元持续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国内恐怖主义的抬头、对于如何应对再度崛起的俄罗斯的分歧，以及最近，二战以来最大一次移民与难民危机引发的冲突，都让欧洲人开始质疑他们原以为在1945年之后出现的“统一性”。然而，事实本不应如此。60多年来，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于1951年签订《巴黎条约》，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1985年的《申根协定》，及至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订《欧洲联盟条约》，以及1991年在此基础上建立欧盟和欧元区，这些在二战中对抗得头破血流的国家似乎在努力凝聚成一个“欧洲合众国”。从关税改革、允许欧洲民众自由流动到统一货币，自由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大整合的战后梦想似乎触手可及。然而今天，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暂停《申根协定》，欧盟成员国在应对难民危机上无法做出一致回应；与此同时，欧元区也面临危机，英国可能退出欧盟，而东欧国家转而效仿俄国和土耳其，也就是如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所力推的、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新国家。因此，欧洲未来是否仍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统一体，非常值得怀疑。 不仅未来值得怀疑，过去也是。很多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研究都致力于理解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在其后几个世纪消失的那些认同、种族、宗教以及文化。那么，在欧洲历史深处，它的人民、它的认同，是如何述说欧洲的当前与未来的呢？ 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方法 在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欧洲中世纪史学家在理解欧洲历史多样性及统一性方面的方法问题。 回归文本本身 过去几十年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手稿文化的重新青睐和重视——原始手稿不仅是文本的载体，本身也是那个时代的忠实见证。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半叶，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们倾注了大量精力整理和编辑文本，试图通过对勘比较，重建早期中世纪作者们的原始文本。其成果也是惊人的，国家性的搜藏如“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法兰西历史文献”（mon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la France）、“牛津中世纪文本”（Oxford Medieval Texts），以及宗教文本系列，如“中世纪基督教文献汇集”（Corpus Christianorum continuatio Mediaevalis）等。 这些编订过的文献在给我们提供对历史文件的真知、把文献复原成出自原作者之手以外，却也同时会让我们看不清其后数代人在使用这些文献时的多种方式。过去被视为错误的手稿、不当的删节本，或“剪刀浆糊”拼贴出来的文本，现在则被视为文本在中世纪早期是如何可塑易变、从而流传的关键证据来研究。 因此，每一个文本都应当不仅被视作传输链条的一环，还应被作为独特的“个体产物”进行研究。文本的省略、纂改、变形本身就赋予文本以意义，而这恰是前几代学者否定的部分。举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世纪学者赖密茨（Helmut Reimitz）就曾经通过观察公元6世纪的文本是如何被抄写、修订、删节并重组（这些编纂者没有新写历史、而是通过编纂来改写历史），从而改变了人们对6至9世纪法兰克王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变的理解。 科隆大学的中世纪学者乌布尔（Karl Ubl）一直在研究所有这些包含了所谓萨利法典（Lex Salica），也就是早期法兰克法律的手稿，并且籍此理解了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些文本的不同意义和功用。只有在研究者不仅仅把这些文本视作文本，而是思考它们如何流传、被诠释，并与其他法律、王权及宗教文本合并时，才会理解这些意义。 回归手稿这一潮流，也有赖于学者们日增的流动性，他们如今可以方便地穿行于申根区国家，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手稿。但还有一大变革，就是大型数字化计划，如今许多中世纪早期的手稿已有高分辨率的图像，可供读者直接在网上查阅。这就带来了学术的民主化：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偏远小地方，学者足不出户，都可以访问欧洲的大型中世纪图书馆，一页页地“翻看”这些重要手稿。学者们甚至可以在网上对比原来在同一间缮写室书写、却分离多个世纪的手稿，不仅可以比对文本内容，还可以比较这些成品的物理特征。即便那些脆弱不堪的手稿和文件也可以被查看，甚至可以开展对着原始文稿都不可能进行（因其保存的特殊条件和糟糕状态的限制）的各种研究。因此，这种数字化革命一定会带来很多研究成果。 过去二十年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不同于此前人们对中世纪早期的认识。人们曾认为这一时期以口传为主、识字程度十分有限，而我们现在知道，文本实际上深深渗透进了每一个社会阶层。剑桥大学的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和她的学生在这方面研究最详，证明了虽然罗马的行政体系未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法律文件、售卖与捐赠许可以及书面指令仍持续构建了世俗与宗教权力的运作。当然，这些文件大都消失了，但是对现存碎片的仔细研究、提及失去的文件、仪轨用语的汇集，可以一起描绘出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里书写文字的重要性。 语言学转向 最近这一代学者的研究不仅仅趋向于回归原始手稿，也非常重视这些手稿传达的文本内容如何被诠释。在这里，被恶意中伤的“语言学转向”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虽然很少有严肃的中世纪学者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接受极端“解构主义”理论，但是这种理论确实使得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们对文本史料的纷杂无序与互文分层变得更加敏感。我们也开始学着在阅读文献的时候“违背直觉”；也即认识到，即便是曾一度被视为太天真、无知，只知道报告所见所闻的这些中世纪早期作者们，实际上在他们的写作中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策略。早期历史学家，如海因策尔曼（Martin Heinzelmann）和他的团队对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94）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写作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意图，往往使用表面简单的叙事来为同时代读者构建含蓄的论点。与此相似地，我们现在要把“描述性”的当作“规范性”的来阅读，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是在描述现实的文本实际上是力图塑造现实的论辩。揭示历史、宗教论文，甚至王权与私人章程中的这些话语策略，是改变我们在第一个千年的形象的一部分。 联系与隔离：更广阔的框架 除此之外，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学者还受到跨区域、去中心化历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越来越多的西欧制度、社会和文化发展如今被纳入一个更宽广的欧亚历史的框架内来理解。这也就是后殖民历史学家如查克拉博蒂（Dipesh Chakrabarty）所说的“把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一部分。不过，查克拉博蒂主要关注的是不把欧洲当作现代性发源的中心，我们的关注点则是，在对第一个千年拉丁语系欧洲的理解基础上，首先，关注其与东部地中海地区与北非的互动关系，第二，关注其与更远的东方社会的关系。 对前者的研究至今最为成功，必须提到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他做出了一套精彩的旅行者形象研究，也就是描绘中世纪早期在拜占庭、叙利亚、北非和西方之间穿行的人们。这些交流互动的证据，再一次，是在手稿和一堆物质材料里，包括为查理曼大帝所作的“神圣岛屿”的精确调查，以及许多可能揭示东方圣人遗迹来源的羊皮纸，这些遗迹据推测是那个时代不知名的商人与朝圣者从近东向西欧旅行时留下的。 第一个千年中同更远的东方的关系，是更难建立的：我们没有马可·波罗或者拉班·扫马这样的人，在13世纪就从北京向罗马和法国旅行。然而，匈奴的草原帝国与其后的阿瓦尔人、最后是马扎尔人，确实把中亚的军事和社会实践带到了中东欧，虽然要说这些社会有着持续影响，还未有定论。 不过，要说看到中世纪早期西欧同更广大世界之间被忽略的联系是一个重大发现，那么也就是诚实承认了其中包含的重大封闭。尽管确实有商人、使者、宗教人士往返穿梭，但西欧仍是封闭性占主导，即使是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的加洛林王朝复兴时代，仍旧与欧亚大陆更广大的文化及智识传统相隔绝。希腊语几乎完全没人懂，在这一时期没有希腊文本的新翻译，除了少数特例；类似地，阿拉伯语在比利牛斯山以北也是无人能懂：阿拉伯与叙利亚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在那时完全不被了解；波斯和印度也是一个谜。这些都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情况。即便中世纪早期的世界图景，也没有体现出更大程度的全球化景象。虽然有奢侈品，尤其是丝绸，从印度和中国通过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一路向西传来，但这些很难说是法兰克世界与亚洲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证据。 关于前罗马世界的行省化，克里斯·威克曼（Chris Wickham）的研究成果颇丰，他的《构造中世纪》一书探讨了前罗马帝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政治控制，尤其是公共资金方面的制度。在他的研究中，税收扮演了关键角色：是否能够从农业人口中收税是判断一个地区发展的最重要、突出的指标，反过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对其臣民的收税能力，也就说明了东西两部分的分离。 跨学科互动：材料转向 近来的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多地整合了考古学与其他物质材料。这部分是形式所需：中世纪早期的文字材料极度分散，完全不足以回答关于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基本问题。要理解一个文字材料几乎不能说明问题的社会，物质材料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如果想要研究如人口流动性、技术、农业、城市规划等基本问题，就必须转向考古学记录。此外，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在家工作，不仅研究考古学材料，并且使用最新科技手段，例如树轮年代学、稳定同位素分析以及基因技术，来尝试解答一些历史问题。 中世纪“欧洲认同”的研究 通过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这一代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开始讨论“欧洲认同”的遥远起源，尤其是基于不同的族群认同，横跨整个中世纪，慢慢出现的一个新的欧洲认同。1980年代开始，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受欧盟资助，开始剥去历史分析的民族外衣，可能是自一战至今首次，试图把欧洲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而非基于各自民族和国家来作历史研究。其中最成功的项目是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罗马世界的转型”。该项目旨在重新评价整个古代晚期直到中世纪早期（大致为公元4到9世纪）这一罗马帝国衰亡期中，一个独特的欧洲文明的出现。欧洲及其他地区共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学者共同参与了这个项目，最后集结成14卷本研究论文集出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一个跨语言、跨民族的持续的学术共同体。 传统叙事 这项合作研究的一个基本议题是罗马世界衰落之后，认同形成的演变本质。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纠结于西罗马帝国消失的原因，多认为要归因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6到10世纪之间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新政治体，以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命名。罗马帝国的行省单元如高卢、日耳曼、西班牙、不列颠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蛮族族群的名字：法兰克、勃艮第、伦巴第、英格兰、撒克逊等。看起来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了很多以族群为别的地区小单元，而这些相互竞争的族群和他们的领袖，就是接下来几个世纪族群冲突与分裂的根源。 对传统叙事的质疑 受新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对群体认同研究的启发，以及欧洲不断走向统一的趋势的影响，参与“罗马世界的转型”这一项目的学者开始质疑这种叙事基础。学者们质疑中世纪早期所谓罗马与蛮族之间差异的客观基础，他们强调认同的可塑性，以及同一时间不同程度的多重认同的可能性。即便有新研究质疑这些新认同是否可靠，学者们还是在不断加强对跨地区、跨民族的认同的研究。 这几乎带来了“认同观”的全面转变：从对认同的原生理解，即客观存在的社会与族群差异，到一种对认同（尤其是这一时期族群认同）的更加建构性的理解。今天很少再有历史学家认为，3到4世纪出现在罗马帝国边境，后来进入高卢、不列颠、意大利、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那些人是明显不同的、可以通过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区分开来的群体。对于这些群体的复杂性与可塑性，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基于维也纳大学的波尔（Walter Pohl）和沃尔弗拉姆（Herwig Wolfram）的研究成果。这些群体的复合本质让他们能够与其他群体合并，并改变社会组织、政治结构、文化实践，以回应罗马帝国急速变化的制度、移民状况以及军事胜败。继耶鲁大学戈法特（Walter Goffart）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这些中世纪早期人群如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以及伦巴第人的文字记录开始被视为文本产物，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构建、有时甚至解构了古典时期人群的稳定形象。 与此同时，学者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将这种建构看作是临时的，只是随时局的、策略性的；另一派则指出，一些群体仍然世代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族群特性，即使是整合并入其他政治体，这一传统也未完全消失，并且能够在变动环境下被重新激活。还有一些学者从根本上怀疑古代晚期与中世纪早期族群认同是群体认同的主要来源。例如，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吉莱特（Andrew Gillett）就指出，中世纪早期的国王里，几乎从未有人使用过族群标签来定义他们的王国或政府，诸如“法兰克人国王”、“哥特人国王”、“伦巴第人国王”这样的称呼是在帝国时代的自治王国建立好几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些新的统治者倾向于使用“Rex”（国王）这个泛称，而不是直接地（从而自限）为某一族群的统治者。只是在从罗马人角度书写的那些叙事和文学描述里，这些统治者才被冠以某个族群的名头。并且，例如，直到6世纪末，法兰克国王才给自己冠以“Rex Francorum”（法兰克国王）的称号，伦巴第国王也是如此。这些族群标签那么晚才出现在王室抬头上，实际上表明其自身的意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7、8世纪的王国居住着各有自己不同文 化、法律、语言和社会习俗的族群，如旧罗马行省的精英、大批的自由民和被奴役的农民、享有特殊法律权利和传统的兵团、犹太人部落、来自叙利亚和拜占庭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等等。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族群认同越来越带有政治含义和地区含义，而非指祖先是谁。如赖密茨最近所证明的，在法兰克人的世界中，对法兰克认同的不同理解始终存在冲突，在中世纪早期开始之前就有了。从8世纪中叶起，加洛林王朝已经开始从基督的选民这一角度重塑法兰克认同，以此作为新的王国系统的一个支柱。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正如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指出的，与其将这种族群认同看成是一种“进口”到帝国、从无到有的事物，不如将之理解为“法兰克人、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族群，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无非是使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是其所是：每一个都是光辉的民族，每一个都有悠久的历史”。 对蛮族认同的转变也体现在对罗马认同的转变上。直到6世纪中叶，认同在修辞学框架下始终表现为“罗马”与“蛮族”的对立。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乐于使用这种刻板印象来简化所有非罗马人，包括欧洲和北非的，把他们看作一个无差别的、铁板一块的蛮族群体；同样，罗马人也把自己建构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文化与文明传统。从6世纪起，当“前蛮族”深深地整合融入帝国以后，新的修辞学两分法变成了“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对立，“基督徒”取代了“罗马”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正如有许多不同的、对立的蛮族认同一样，身为“罗马人”，以及后来身为“基督徒”，也各有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方式。过去几十年的一些重要研究已经在致力于理解地方性的宗教认同与从属。也只有在规避这么大而无当的“正统派”与“阿里乌派”两分法，并且检视当地的基督教社群之后，才能理解“从属”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再一次，人们必须追溯8到9世纪法兰克统治者推动形成法兰克认同的过程，在其中，基督教既具有王国体系下的霸权地位，同时也是一种次要的、可替代或具有竞争性的认同。 随着8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的兴起，法兰克认同被塑造成随基督教认同而来的认同：这时已经很难说它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族群认同了，正如从查理大帝到其孙代的法兰克统治者都宣称，作为法兰克国王、最终成为皇帝的他，是这一基督教社群的领袖。加洛林王朝伟大的宗教与政治改革、重建学校、恢复古典学习、在艺术创造上的新方向等等，也必须放在“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是上帝的新选民”这种自我宣称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来理解。与此同时，王国体系又通过族群分类、挂钩法律，来辨识、规训其他认同，使之从属于自己，以此建立从北海到地中海的广大帝国的霸权统治。 尽管这一统治体系最终未能完全整合或取代其他选项，导致了加洛林帝国的分裂以及加洛林世界的转型，但是，那些分裂了的部分还是接受并延续了那些人为创造的加洛林帝国的地理-民族单元。 那么，在这些族群、地区、宗教认同的复杂历史中，欧洲认同又在什么位置呢？是否这些贴着政治、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族群标签的分散政治体，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呢？正如柏林洪堡大学的博尔格特（Michael Borgolte）和海德堡大学的施奈德穆勒（Bernd Schneidmueller）所指出的，欧洲的历史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与晚期，直至当今，都持续不断地被人们构建和重建。在施奈德穆勒的分析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欧洲并非简单地为欧洲的国家与人民所构建——欧洲人本身就是历史的造物，是不断努力理解的结果——对“欧洲”的思考，在历史上一直不断发展变化，并且和数代历史学家不断变动的现代中心观的预设紧密相关。 “欧洲”与“欧洲人”的概念史 思考“欧洲”，既是一种历史考察，也是理解当前、探究未来的一种尝试。欧洲作为一个地区，其历史无疑是悠久的：从荷马史诗到阿波罗，“欧洲”这个地方从仅代表希腊中心的一小块区域，到逐渐扩张为当时所知世界的三极之一，再到后来扩大到涵盖斯堪的纳维亚、不列颠半岛以及斯拉夫世界的地区。它也同样具有悠久的意识形态历史，如我们所知，和西方政治权力与基督教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自8世纪末以来，当欧洲被明确定义为一个被查理大帝统治的地区——匿名诗人在歌颂他和教皇利奥三世时，称他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这一版本的欧罗巴故事后来被进一步演绎。9世纪的一位诗人厄莫杜斯·尼格卢斯（Ermoldus Nigellus）也赞颂查理大帝统治着“欧洲王国”（Kingdom of Europe）。这会让人感觉，他们所说的那个欧洲是比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地理上的欧洲小得多的一个地方。然而，据说，加洛林帝国的版图却和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范围高度重合。此外，如果人们追踪欧洲各种组织的发展过程，就会看到，那些历史上从未成为加洛林帝国一部分的区域在加入这一联盟后，该联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那些最可能离开联盟的地区，如希腊和大不列颠，或者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同欧洲式自由民主最不相同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也就是那些在9世纪的欧洲范围之外的国家。 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欧洲认同”都是脆弱的，那么，“欧洲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更脆弱了。在查理大帝的时代，“欧洲”作为一个概念一定是存在的。然而，“欧洲人”的概念却不存在，也就是说，那些生活在欧洲的人并没有一种集体认同感。欧洲的居民从没有自我指认为“欧洲人”，意识形态上将欧洲人口等同于基督徒人口的策略也从来都只是修辞上的。总有重要的基督教社群处在法兰克国王统治的欧洲之外，而法兰克王国境内也居住着数量庞大的犹太人。从古代到中世纪，只有两位作者把居住在通常欧洲所指之外地方的人定义为“欧洲人”。在其他情况下，欧洲的居民通常都被以更小单位划分，如通过族群、地理、法律或宗教作区分。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很少有欧洲人生活在欧洲。 “欧洲人”这个概念第一次走进历史，是在一本《公元754年的编年史》中。但不是随随便便叫出来的——这位匿名史官描述的是公元732年的法国图尔战役，查理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此役中打败了由阿卜杜·拉赫曼（Abd ar-Rahman）领导的来自伊比利亚的入侵队伍。史官用了两次“欧洲人”，来指代查理的军队，但是这位作者，一位伊比利亚的基督徒，并没有把自己或同道伊比利亚基督徒看作是欧洲人。这是一个对法兰克和阿基坦混合军队的集合称谓，一个相当贬义的称谓。这显然不是查理或他的军队用来自指的词。 此后，“欧洲人”这一概念在欧洲史料上消失了近600年。直到15世纪，人文主义者教皇庇护二世（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1405-1464）才重新启用了这个词。这次还是用在与伊斯兰相关的语境下，并且确确实实是用来凸显欧洲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在他的“欧洲”（de Europae）一文中，他尝试着把欧洲，居民都是基督教子民的“欧洲人”（Europei），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与奥斯曼土耳其尤其是与他们的宗教相对立。在他那封写给穆罕默德二世（Mahmet）的著名信件里，他告诉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只要您继续坚持您的宗派，您不可能从基督徒，尤其是从欧洲人和西罗马帝国的子民这里，获得您所期望的荣光与权祉。” 但是庇护二世建构欧洲人，以反对土耳其人、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努力失败了：欧洲的人们并不接受他提议的这种认同，他以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来统一欧洲、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期望最后也以失败终场。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的民族不断为基督教宗教改革、为获得亚洲和新大陆通路的经济竞争、为取得霸权的政治对抗所分裂，变得越来越不“欧洲”，比从前离得更远。欧洲变本加厉地变成了“民族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s），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中达到顶峰。民族主义者拒绝集体性的“欧洲人”认同，创造出原始的族群认同神话，把人们看作是自然状态下，在大迁徙时代从“某个其他地方”抵达欧洲，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他们到来的时刻恰逢他们领地的“原始积累”时期，数百年来，这些分裂的民族都在拼抢欧洲的这部分地区。 这种“返祖性”的民族神话，就是近年来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所尽力驱除的。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慢慢地，至少受过教育的人们都能理解，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在本质上都是被建构、可塑造的。然而，这样一个解读视角，远不足以支撑欧洲各国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甚至不足以说明“欧洲人”这一认同观念是被塑造形成的。毕竟，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不同的欧洲集合体，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在1882年写道的：“一个关税联盟从来都不能被称为祖国”。 构建“欧洲认同”的两种途径 从一个中世纪历史学家的角度，我只能看到两种构建“欧洲认同”的可能途径。第一种是最简单的，但也很危险，甚至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在与另一个可见群体的对立之下构建欧洲认同，就像庇护二世所尝试的那样，作为伊斯兰的对立。这里危险的是，“欧洲”可能会被定义为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民族，与其他“非欧洲”的群体相分别、对立。人们再一次看到，在坚决反对穆斯林移民一事上，基督教国家与欧洲的融合，尽管事实上，穆斯林正逐渐成为欧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建立欧洲认同的途径更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更艰难。这是一个欧洲人民逐渐创造的过程，不是基于与其他群体的对立，也不是基于一个想象的过去，而是基于对法律、司法以及共同未来的一套价值理念。这样一种共享的认同可能是极度脆弱的——再次引用勒南的话：“有着过去的共同荣光，当前的共同理念，一起成就过伟大的事业，并且还希望做更多，这些是一个群体之为群体的必要条件”。然而，欧洲的居民既没有过去作为欧洲人的共同荣光，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合作成就——要说也就是欧洲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的，1945年以来建立的这个脆弱的联盟与和平（巴尔干地区除外）。但是更加明确的是，没有人曾为“欧洲”献身，没有一块为“统一的欧洲”而立的纪念碑；相反，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标记，都在在强调了欧洲人内部的敌对，而非他们的合作。要超越这些，人们必须记得勒南的这句话：“民族的本质就是，其中所有的个体都有很多共性，并且他们也忘记了很多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才是那个对“欧洲认同”最具威胁的事物。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