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法国，政府行为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极为密切。频繁更迭的政府均怀着各自的目的而对史学研究投入了政治性资金甚至直接施加政治影响，并在档案、图书及文物的保护和编目等史学研究的相关领域也加强了政府政治行为的作用。但在近代法国较长的专制政权统治时期内，史学发展的主流一般与政府介入史学研究的政治意图相悖；在民主政权时期，二者也只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从整体上看，政府对史学领域的投资和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并未如愿以偿，而史学发展的主流也没有纳入政府政治需求的轨道。
    关 键 词：法国 史学研究 政府行为
    作者简介：作者张庆海，1969年生，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510631
    

    在史学发展度过了以神话为主要形式的阶段后，中西史学在其与政府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征。在中国，史著的编撰工作大都由政府主持，由它组织人力、投入资金，而绝大多数参与编撰的人员都封有官爵。对以此方式编撰的史籍，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正史”，它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史料，其余的私人所撰史著称“野史”。但在西欧，当近代国家尚未形成之前，史学研究基本属于私人行为，史著相当于中国史学中的野史。政府则很少介入这一领域，各国宫廷虽也分封了一些史官，但他们均属“宫廷史官”，其责任在于记述宫廷之事、颂扬宫廷美德，其所撰之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的历史。直至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才普遍向史学领域投资并施以政治影响。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参与了史学研究并体现出各自的特征，而政治因素直接介入史学研究领域则是近代法国政府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特征，也是政府对史学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又包括两个具体的方式：一是政府以书刊检查制度甚至使用警察干预手段强行介入史学研究领域，意图限制某种史学的存在和发展；二是政府倡导甚至直接投资某些与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专题研究，意图促进某种史学的发展。两种方式的目的是同一的，即幻想史学可以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一般而言，比较专制的政府倾向于重点应用第一种方式，如第一帝国、复辟王朝、第二帝国，但一般遭到史学界的反对；而较为温和的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则更酷爱第二种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史家所接受。那么，在近代法国，各届政府具体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史学研究的哪些领域之中?对史学施加了怎样的政治影响?目的何在?为什么政府倡导的史学在较长时期内与史学发展的主流相悖，却又伴有短暂的合流?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尚无系统的分析，国外史学界虽有一定的研究，但分歧较大，甚至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注：在对这些问题的原则性认识方面，Pim Den Boer认为，尽管政府介入史学领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从效果来说是良好的，史家从未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rinceton,1998,p.50；而Furet和Ozouf认为近代法国政府并未对史学发展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参见F.Furet & J.Ozouf,Lire et écrire:L'alphobétisation des Francais de Calvin à Jules Ferry,vol.I.Paris,1977,p.349。)。因此本文拟从专制政府与民主政府各自介入史学领域的目的与效果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希望可以折射出近代法国政治变迁的曲折历程。
    一、专制政权与史学研究
    
    近代法国的专制政权大都与皇权和教权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在统治时期对法国历史上各帝国的专制政治体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统治者投资甚至亲自参与此类研究，试图以此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对史学界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由的史学流派则采取压制甚至强行干预的措施，以减轻来自政治反对派的压力；另外，专制政权一般对档案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且不向公众开放。专制政权的这些措施一方面给史学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造成了某些时期史学的萧条；另一方面从反面刺激了反对派史学的发展。政府的愿望基本未遂。
    (一)专制政权对史学研究的限制和误导
    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即是在一切领域同旧制度旧传统决裂，而政府则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为了同传统文化决裂，雅各宾派甚至掀起了狂热的所谓理性崇拜的浪潮。在这种政治观念下，法国的历史被雅各宾派看成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肮脏的地牢”(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4页。)。而以过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则与法国的过去一道顺理成章地受到政府的鄙视和压制。一般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政府是较为民主的，但它却一直拥有近代法国最为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尤其针对历史学书刊的检查更为苛刻，如果没有政府的允可，任何史著都无法刊印。当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大多可以回避法国的过去而参与讨论时事，宣扬现政府的合理性，但历史学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直接的现实政治功效。所以，历史学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受冲击最大，至拿破仑称帝前，法国几乎没有任何史著出版，甚至于旧制度时期已经开始的历史研究也大都宣告停止(注：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国内的史著，有据可查的实属罕见，笔者仅查找到两部史著：一是多姆·布里阿尔(Dom Brial)于1790年完成的《年代考证法》，但他于1789—1790年完成的只是此书的最后几页；第二部也是布里阿尔的著作即完成于1801年的《高卢暨法兰西历史文献汇编》第13卷，但他声称这项原本为集体研究的项目现在几乎是他个人独立完成的。可见当时史学研究的萧条景象。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295页。)。法国历史档案的命运比研究领域更为悲惨，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焚烧贵族所存文献，孔多塞对此的评论精确地反映了政府此类行为的目的，他说：“今天，理性焚毁了表明一个等级的虚荣的无数卷册。其它残余还留在各公私图书馆里。它们必须一起毁灭”(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294页。)。受政府鼓励的农民大量焚烧地契及乡村贵族所存档案，政府则于1794年6月25日颁布了臭名昭著的“获月法令”，将政府所没收的档案分成四类，分类标准是依据政治需要从档案的内容划分的，对史学来说最有价值的文献不在考虑之列，其结果是除有关教会和贵族财产档案外的其他档案被焚毁，损失之多无法估计；同时，针对教会的反偶像崇拜的浪潮毁坏了大量的教堂艺术品(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5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大革命开始至拿破仑称帝的十几年间，是法国历史上史学地位最为卑微的时期，政府对史学的干预可谓空前绝后，政府的政治行为强大到使史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研究而缄口不言，要么对抗政府而选择死亡。
    拿破仑帝国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对所有的文字印刷品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有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与拿破仑的个人意志保持高度的一致，以致于在大革命时期热闹非凡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大都开始沉寂。相反，大革命时期一度萧条不堪的史学研究却得到政府的某种允可而有所发展。这是因为拿破仑政府不希望科学研究对自己的政权评头品足指手画脚，而是需要史学证明帝国以前的政府腐败和无能。所以，拿破仑不再完全杜绝历史著述，而是要将史学研究纳入政府政治需要的轨道，为现政权服务。如1808年哈尔马(Halma)神父请求政府允许他续写法国史时，拿破仑回答说，波旁家族的腐败和革命时期的混乱必须在著作中展现出来，必须让读者对帝国发出衷心的赞叹，如果哈尔马拒绝则让警察干预(注：参见J.K.Burton,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dans les Lycées et les écoles Primaires sous le Premier Empire,Annales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no.44,1972,pp.98—109；另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297—298页。)。事实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时期史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就是由警务部门负责的。在政府的控制和利用的政策下，史家是否可以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呢?拿破仑自己都持怀疑态度。他说：“很难相信，好的历史研究成果是在命令之下写出来的”，拿破仑甚至认为在政府命令下进行历史研究的人“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注：Napoléon I,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vols.15:97.Paris,1864.)。虽说拿破仑的结论有些武断，但笔者认为还是基本正确的，第一帝国对史学的强力控制确实造成了史学的萧条和某些史家著史精神的扭曲。
    复辟王朝在原则上延续了第一帝国对史学的政策，即一方面利用史学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而支持某些领域的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又担心反对派史家的著作不利于政权而对之严加控制。本王朝及王室的历史历来就是王室尊严及其政权合法性的根源所在(注：参见陈文海《试论中世纪中后期的法兰西王统理论》，《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旧制度时期的国王们大多封授一些“王室史官”(Historiographe du Roi)以歌颂的形式记述宫廷及王朝之事。自卡佩王朝至1824年，国王们共封授了104个王室史官(注：参见A.Chéruel,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Moeurs et Coutumes de la France.Paris,1884,pp.547—548。)。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将旧制度的一切传统打得支离破碎，复辟王朝掌权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旧传统，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证明复辟王朝合法，政权才可以稳固。因此，复辟王朝恢复了封授王室史官的传统，至于它共封授了多少此类史官，笔者目前尚无法确定其具体数字。但从有据可查的王室史官的著作来看，并未达到政府宣扬旧传统、王室权威的效果，也不具备史学价值，甚至显得有些荒唐可笑。更为极端的是，政府一方面利用王室史官为自己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将拿破仑对史家的威胁付诸实施——对政治上的自由反对派史家采取行政干预措施，其报刊检查制度非常敏感。“当1826年勒孟泰(Lemontey)去世之时，外交部马上没收了其全部文稿；多特里夫(D'Hauterive)因言辞激烈而作品受禁”(注：J.Baschet,Histoire du Dépōtdes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Paris,au Louvre en 1710,à Versaillesen 1763 et de Nouveau à Paris en Divers Endroits Depuis 1796.Paris,1875,p.449.)；基佐(Guizot)因在巴黎大学宣讲英国代议制政体并对法国现政府发表不恭敬的评论而于1822年、1826年两次被取消授课资格。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路易·波拿巴在第二共和国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乃至各利益群体纷争吵闹而使共和国声誉扫地之时，利用农民对拿破仑一世的崇拜，成功地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又在农民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不论从个人的情感还是政权的实际需要出发，都急需史学为其政权服务。为此，他采取了三项措施加强对史学研究的利用和控制。
    第一，鼓吹对拿破仑一世的崇拜。在第二共和国总统任上的路易·波拿巴就已经开始提倡民众崇拜拿破仑一世，他幻想民众将他作为其叔父的继承人来崇拜，进而为其建立帝国做准备。政府于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纪念拿破仑一世，仅在1850年就慷慨地用“512000法郎修缮拿破仑一世的陵墓”(注：C.Seignobos,La Révolution de 1848:Le Second Empire,1848—1859.Paris,1921,p.132.)。帝国建立后其崇拜热情更为浓烈。但第二帝国对拿破仑的热情在史学领域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拿破仑一世的性格与功绩成了战斗中的标语口号，新政府的朋友和敌人都作出极大的努力，借口历史研究来提出他们的原则”(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28页。)。在政府阵营，关于拿破仑一世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惟一值得一提的是耗资数百万法郎历时近整个第二帝国的由政府组织编辑出版的《拿破仑一世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共32卷，于1870年完成，此书资料翔实，后世认为它是第二帝国对史学的最大贡献。在帝国所支持的研究性成果中，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成就，即使像梯也尔(Thiers)这样的史学大家一旦追随政府，其所撰《执政府和帝国史》也受到自由主义史家的攻击，只是梯也尔个人得到了一些政治利益而已。
    第二，支持并组织有关罗马时期高卢尤其是恺撒的研究。路易·波拿巴决定亲自写一本关于恺撒的著作，他的书房挂满了高卢地图。政府为此还专门于1858年成立了高卢地志学委员会以推动关于恺撒及高卢的研究。而波拿巴之所以钟情于高卢和恺撒，原因在于高卢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地区，其政治体制是帝制，而波拿巴正是要通过对高卢和恺撒的研究证明帝制才是法兰西最久远和最合法的政体，其他政体不过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的。但政府在支持此项研究的过程中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政府的意图没能实现，却反而激发了共和主义史学的发展，从而充当了史学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地志学委员会的设立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考古学的探讨与应用使人们对基督教产生以前的事物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成为科学史学流派的共和主义者反对教会神学的科学依据(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p.81—83。)。
    第三，对自由反对派的压制。第二帝国对史学的投资在七月王朝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在资金的分配方面也有所调整，虽然各个研究机构依然享用着国家的投资，但帝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研究机构的控制。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自七月王朝以来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第二帝国建立后，研究院中的正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排挤波拿巴分子。1855年，波拿巴改组了研究院，亲自任命了一批波拿巴主义者为研究院的院士，企图将它改造成波拿巴分子的研究院，甚至还在研究院中设立了“皇帝奖金”以分化反对派。但波拿巴的愿望依然化为泡影，因为皇帝奖金非但没有分化反对派，却使波拿巴派内部勾心斗角，法兰西研究院依然是政治反对派的天下。时任教育部长的福图尔(Fortoul)曾试图从学术上对抗法兰西研究院，但也归于失败。对反对派史家施加强制性的行政压力是专制政权介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般手段，第二帝国也不例外。米什莱(Michelet)、基内(Quinet)和米基维茨(Mickiewicz)三人因发表反政府的言论而被解除了他们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职位，并被勒令停止演说。帝国后期，政治空气中透进了一丝自由的气息，但对史学的干预并未停止，史家勒南(Renan)因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他提出基督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而被开除出法兰西学院，由勒南的观点所引发的巴黎大学区的骚动也被教育部长鲁兰(Rouland)强制平息下来(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85。)。帝国对史学研究的粗暴干涉激起史家的反对而收效甚微，而且也为当代史家所谴责，他们认为第二帝国时期是史学研究与政府关系的极端时期(注：当代史家的评论见F.Furet & J.Ozouf,Lire et écrire:L'alphabétisation des Francais de Calvin àJules Ferry,vol.I,p.349；第二帝国时期史家对政府压制政策的反对本文还将详述，而第二帝国结束之初，临时政府即组织史家对有关第二帝国专制措施的档案进行整理出版，受到史家的欢迎。)。
    (二)史家对专制政权压制及误导的反抗
    如前所述，大革命、第一帝国、复辟王朝及第二帝国四个时期的政府均因政治目的而介入到史学研究领域，尽管每届政府介入史学研究领域的政治目的有别、强度各异，但它们介入的方式以及史家对政府政策的态度是大体相近的。本文现从政府介入史学的方式及史家的反抗入手，对专制政府统治时期法国的史学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略作钩沉。
    第一，史家对政府所倡导的史学倾向(即官方史学)的抵制和利用。
    由于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雅各宾派政府，对史学采取彻底封杀的政策，所以此时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官方史学，也就不存在史家对官方史学的抵制和利用问题。拿破仑政府对于史学的功利态度使大多数史家极为反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采取敌对的冷漠态度作为回应，致使第一帝国时期的史学在整体上显得萧条。而另有一小部分史家的史学研究是政府所无法控制的，如有些史家利用拿破仑的癖好而做自己的文章，甚至一些史家还获得了政府的资助，他们的史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需要达到了某种契合，但严格来说它们还不能完全归属于歌功颂德式的政治性著作，文中不乏真知灼见。如著名史家勒孟泰就是以攻击旧制度为名而获得了政府的研究资助，但他对路易十四以来的法国中央集权的研究是法国史学研究在此领域的开山之作，其结论与19世纪中期自由史家托克维尔的结论大体一致(注：参见Y.Knibiehler,Naissance des Sciences Humaines:Mignet et L'Histoire Philosophique au XLXe Siècle.Paris,1973,pp.51,268。)。类似的例子也可佐证这一事实，自由派教士多努(Daunou)奉拿破仑之命编写教会史，其结论与拿破仑的要求虽然相符，但他将教会作为客观事物进行考察，因此其著尚具史学价值。
    任命王室史官是复辟王朝倡导的官方史学的主要载体，政府企图通过王室史官这一传统形式达到宣扬旧传统和歌颂当权者的目的。但王室史官根本无力承当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王室任命史官的标准依然侧重于“文学、诗歌的技巧”(注：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54.)，这就使得王室史官在反对派史家严格的史学批判面前相形见绌了。虽然王室史官的成就不大，但他们歌颂旧王朝的做法却使自由的史家极为反感。自由派史家也以旧制度为题而著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关于王室特权、贵族权力、特许状等旧制度象征的研究，著作中充满了对旧制度的愤恨，基佐、米涅(Mignet)、米什莱、蒂埃里(Thiery)、基内等浪漫主义学派、政治学派的史家大多著述了有关旧制度的文章，公开与政府倡导的史学决裂(注：参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7—379页；另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294—388页。)。基佐等人的著作均是严格的史著，资料翔实，政治的自由观点明确，构成了反对复辟王朝及其传统的文化基石。
    第二帝国在史学中所倡导的对拿破仑一世和罗马帝国时期恺撒的崇拜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在史学方面的成绩亦是微不足道，但它的政策却从反面刺激了共和主义史学的勃兴。首先，“所有有地位的史家都未曾起来为这位统治君主的伯父(指路易·波拿巴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笔者注)喝彩”(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29页。)，相反，他们却与官方史学针锋相对——猛烈抨击拿破仑一世。例如泰纳认为，拿破仑一世使法国失去了两三百万青壮年，丢掉了15个郡的领土；郎弗里的著作更具煽动性，他提出，拿破仑是个暴君，而编制法典的功劳归于第一执政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神话，至于“教务专约”的缔结也只是为加强其个人权力，甚至拿破仑的个人品质也有问题，他娶玛丽·路易丝为妻完全是他想换掉年长妻子的虚荣心作祟，等等(注：参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307—379页；另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28—435页。)。总之，自拿破仑帝国以来，复辟王朝的史家歌颂他，七月王朝的史家同情他，仅有第二帝国的史家如此强烈地表示出对拿破仑的反感。究其原因，即在于第二帝国对拿破仑一世崇拜的误导，史家将拿破仑帝国与第二帝国当成孪生兄弟而加以反对。其次，政府倡导、波拿巴直接参与的关于罗马帝国及恺撒的研究同样遭到史家的抵抗。为完成既定使命，波拿巴聘请了许多专业顾问，至于花费多少则在所不惜(注：参见Jules Soury所整理出版的关于第二帝国在恺撒研究方面的资料，Journal Officiel,November,1870。)，但最终结果只有一本波拿巴著的有关恺撒的著作，但今天的史家已经找不到此书了(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p.82—84。波拿巴的《恺撒传》共两卷，确为波拿巴自己著述的，其内容主要突出了帝国体制的久远特征及其对法国的良好影响。)。相反，此项研究为共和主义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机遇。其一，对古代高卢的研究在第二帝国前尚属空白，帝国的官方史学虽具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但它毕竟是法国史学对此项研究的起点。其二，与此项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铭文学因此在法国兴起。共和主义史家应用考古学知识就阿莱西亚(Alésia)在法国东部的具体位置问题与官方主张帝制的史家展开讨论，他们反对将高卢时期作为帝制的起点、国家的发端。教士们对共和主义者的考古研究十分恐惧，因为考古发现事实上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注：参见J.Quicherat,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vol.I.Paris,1885,pp.71—79。)。波拿巴为共和主义者找到了攻击自身的科学工具。
    第二，大多数史家对政府的威胁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政府对史学研究的控制与史家的自主研究之间是矛盾运动的关系，一般地讲，政府对史学研究的控制力越强，史家的反抗力量越大。但在近代法国，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完全反映这一规律，因为当政府的力量强大到无所不在的时候，史家的反抗则只能以沉默形式来表现，大革命时期二者的关系即是如此(如果沉默是最高的反抗形式，则上述规律也就适用于二者之间在近代法国的关系)；史家流亡国外才能有机会发表不同言论，拿破仑政权时期即是如此。从政府控制史学研究的程度来看，复辟王朝与第二帝国远比大革命时期的政权与第一帝国民主得多，尽管我们今天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当时史家批判第一帝国的文献资料，但这恰好证明第一帝国至少给予了反对派史家发表自己言论的一定的空间。而今天所见当时史家评判大革命的文献基本出自法国之外的史家和政论家的著作，如英国政论家伯克的《法国革命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大革命的十几年时间里肯定有史家对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有所感触，但他们为什么没有留下有价值的史著呢?合理的解释是史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法从事史学研究。
    第一帝国对史学研究的控制虽比大革命时期有所放松，但它对史学的极端功利态度令史家十分反感，他们要么缄口不言，要么利用政府的嗜好而做自己的文章，只是在政府的监控下其成就终究有限。第一帝国时期史学的代表性成就没有诞生在国内，而是政府无力控制的流亡者所创造的。他们不受政府清规戒律的约束，自主地从事研究。虽然他们大多数在政治上是王党分子而为旧制度摇旗呐喊，但其中不乏主流史家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学术探讨。影响欧洲19世纪上半期的主要文化是浪漫主义思潮，其在法国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主要作品即发表于这一时期，如1797年的《论革命》、1802年的《基督教真髓》和1809年《殉道者》，其本人虽为贵族逃亡者，但这三部书的主题却完全不是旧制度遗老遗少的口吻：他认为，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者的幻想太多，太不切实际；他美化基督教，但又指出了它在法国社会的客观功用，且对其在法国的历史进行了虽有些夸张但仍属学术研究的考察，以此开创了19世纪法国教会史的研究。夏多布里昂的史学成就得到了蒂埃里的敬佩和赞许，他于1840年评论说：“所有在各方面研究这一世纪的人，在他们研究工作的起始时期，都会遇到这个最早的启发者。……你是大师”(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02页。)。拿破仑政权给了史家以发表不同言论的可能，导致了政府的图谋无法实现。
    由于复辟王朝尤其是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史学成为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向复辟王朝发难的重要思想武器。浪漫主义史学(此处称积极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20年代基本成熟，史学的政治学派亦于此时发端并定型，它们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主导流派，而以夏多布里昂为首的基督教浪漫主义史学则相形见绌了(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56；另见G.Vauthier,Chateaubriand,Historiographe du Roi,Feuilles D'Histoire du XVIIe au XXe siècle.Paris,1912,pp.354—357。)。19世纪20年代史学流派纷呈，但以浪漫主义史学和政治学派为代表的史学主流是有共通性的，即史家大多以王室特权、贵族权力、特许状、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当代政体为研究对象，借此力图说明复辟王朝的腐朽与没落，甚至原为史家所反感的拿破仑也成了史家手中的利剑。蒂埃里、米什莱、基佐、米涅等人领导了这次史学反抗运动，参加人员亦相当广泛，从贵族阶层的斗士布兰维利埃(Boulainvilliers)及蒙洛西埃(Montlosier)到具有初步而模糊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布里(Mably)均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的史学运动之中(注：参见F.Furet,M.Ozouf,Deux Légitimations Historiques de la Société Francaiseau XVIIIe siècle:Mably et Boulainvilliers,Ann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no.34,1979,pp.438—450。)。
    第二帝国时期的自由主义史家米什莱、勒南等人表现出比复辟王朝时期基佐等人更加坚定的抗争意识和不妥协的精神。基佐在复辟王朝时两次被驱离讲坛，但两次接受任命。米什莱等人则在被赶出法兰西学院后断然拒绝了政府的施舍，毅然自谋生路。米什莱被解聘后不得不靠卖文章而筹集《法国革命史》的出版资金和生活费，当时，科普读物等其他类别的书籍比历史著作畅销得多，他自1856—1861年连续写了《鸟》(L'Oiseau)、《昆虫》(L'Insecte)、《爱神》(L'Amour)、《妇女》(La Femme)、《海洋》(La mer)等畅销书。虽生活艰难，但米什莱并未屈服，《法国革命史》的基调丝毫没有改变(注：参见T.Zeldin,France,1848—1945，vol.II.Oxford,1977,pp.386—387。)。而在勒南被开除后不久，教育部长迪律伊(Duruy)曾试图为勒南在帝国图书馆安排一个职位，但被勒南轻蔑地拒绝了。
    综观法国近代专制政府统治时期史家的表现，尽管其与政府之间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尚没有发现史家作为群体而屈服于政府压力的现象，史学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学科地位。
    二、民主政权与史学研究
    
    近代法国的民主政权与专制政权是交替更迭的，与专制政权相反，民主政权一般对反对旧制度和旧传统的有关大革命及有限君主权力的历史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其意图在于说明现政权的合理性，但政府不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反对派史学研究的存在；同时，民主政权一般将档案向公众有条件地开放。因此，政府的这一民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多数史家所接受，史学研究也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
    (一)民主政权对史学的利用
    七月王朝的建立得益于复辟王朝时期史家的民主宣传，因而七月王朝对史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比其他学科更多的信任、兴趣和支持，定期向史学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并放弃了对史学的政治约束。基佐由于在复辟王朝时期卓越的贡献而受到国王路易·菲力浦的信任，他在七月王朝的政府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政府对史学的参与和支持，也主要是依靠基佐来完成的。基佐认为，史学具有稳定政局的教化功能，他说：“一个对本身历史好奇并有所了解的民族几乎总是心智健全的，并且对于当代进步的事件及未来社会也有更为公正的观念”(注：F.Guizot,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de mon Temps.Paris,1858—60，3：172.)，而史家则是“现存政府秩序的保护力量”，自大革命至复辟王朝，法国在各个领域都处于不安的躁动之中，七月王朝则急需稳定民众骚动的政治情绪，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用史学的政治宣传功效”(注：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65.)。七月王朝介入史学研究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专制王朝，它既不限定史学研究内容的范畴，也不压制反对派。这是因为：其一，它认为过去的历史无论从何种角度著述都会证明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旧制度的专制、大革命共和的混乱、拿破仑帝国的集权以及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都是这种合理性的有力证据；其二，它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基点是相对民主的，尚能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七月王朝对史学的温和介入只是对史学研究的一种引导，而非干预，更非带有政治色彩的强制干预。最典型的例证是，基佐在米涅、梯也尔等人的帮助下于1834年成立了“历史工作委员会”(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基佐代表政府为该委员会确定的职责是出版“任何有关我们国家的但仍未出版的重要历史”(注：Ibid.,p.66.)著作(主要指历史文献汇编)，甚至承诺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少资金。
    第二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利用史学以彰显其共和情结时是相当功利和实际的，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试图普及共和主义知识。其一，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倡导共和主义的史学研究。由于选民从七月王朝时期的25万骤然激增至900万，且大多数选民没有民主和参政意识，因而政府认为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教育选民。所以，政府提倡史家用史学知识写一些关于共和主义的小册子。其二，给法国大革命定位。大革命历来是各届政府和史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主要历史事件，在第二共和国建立之初，社会各界仍有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混乱和断头台的代名词。为扭转社会认识误区，政府采取了宣扬纪念大革命和支持史家对大革命的研究等两项措施。“1849年2月24日，政府规定将大革命作为节日庆祝；5月4日，共和国立宪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即发表声明，决定对大革命给予国家规格的纪念，时间定在7月22日教会圣玛德勒节(Madeleine)之后”，仅在1850年一年，政府就花费了“200000法郎纪念大革命”(注：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78.)。与七月王朝相比较，第二共和国对史学利用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
    第二共和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十分重视，但它仅限于纪念大革命，其对史学研究的支持尚未形成方案就因波拿巴执掌政权而被迫终止了。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它面临君主派的联合挑战，同样急需以大革命教育民众的共和主义精神，故而它也给予大革命研究以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议会的教育计划与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教育计划极为相似，议会因而决定首先支持对大革命教育政策的研究，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此事。随着大革命百年庆典的临近，委员会的职能也有所变化，成为负责各类“大革命文献的调查和出版”的基地。1889—1913年，此委员会出版了50卷有关大革命的资料文献集，其中包括奥拉尔(Aulard)编辑的22卷救国委员会文件集、吉约姆(Guillaume)编辑的6卷国民公会的报告和1卷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激进共和主义者掌权后，内阁在饶勒斯(Jaurés)的倡导下，于1903年拨给此委员会50000法郎用于出版大革命时期经济生活文献，奥拉尔领导了此项工作，并于1903—1914年出版了50卷的经济生活文献(注：关于此委员会的成立、职能的转变及成就，参见P.Caron(ed.),Manuel Pratique Pour L'étud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Paris，1947，pp.24—31。)。尽管第三共和国因政治因素而积极介入大革命的史学研究领域，但政府在介入时却是相当慎重和有节制的，它只介入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领域。教育部长高布莱(Goblet)于1886年在每年一次的学者大会上强调了政府介入史学研究的界限，他说，政府认为纪念大革命的最佳方式是“剔除传说，以历史资料的形式重建历史的真实”(注：引自Conseil Municipal de Paris,Rapports et Documents,Année,no.80,1886,p.9。)。第三共和国政府对历史资料的重视推动了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
    (二)史家对民主政权史学政策的回应
    七月王朝开始时，其史学政策是开明的，所介入的史学领域基本限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对于史家的自主研究介入甚微，因而史家与政府的关系也较为协调，政府对史学的介入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的积极效果。如历史工作委员会的史家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首先，出版了大量的从未刊行过的历史文献。“自1835—1852年，历史工作委员会共整理出版了103卷档案文献集”(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68。)，数量相当庞大，内容十分庞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法国北部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劫所造成的善本散失严重的原因，使得历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档案集在今天看来就显得愈发弥足珍贵了”(注：参见R.H.Bautier,Le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Bilan D'Activité.In Humanisme Actif:Mélanges D'Art et de Littérature Offerts à Julien Cain.Paris,1968,pp.29—46。)。其次，政府所管理的档案开始有条件地向公众开放。政府认为，“自路易十五以来的文件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再从属于政治”(注：X.Charmes,Le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Histoire et Documents,vol.II.Pairs,1887,p.6.)，于是规定以100年为限作为各类档案的开放时间。当时，政府所保存的档案中以外交部所存档案管理最为规范，但七月王朝以前的政府一直将它作为绝密材料而予以封存，七月王朝政府接受了米涅的建议，认为此类档案至少具有教育外交官的功能，遂决定有条件地开放。在今天看来，此时法国档案开放的时间界限太长，条件太多，但这是政府档案向公众开放的开始，对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委员会出版了一些颂扬君主立宪制的历史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的关于1484年图尔议会的著作(注：参见A.Bernier(ed.),Journal des Etats Géneraux de France Tenus à Tours en 1484 sous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I.Paris,1835。)。那些曾经在复辟王朝时期充当政府反对派的史家声称，他们要帮助政府“缓和政治情感”、“矫正公众偏见”，以建立符合君主立宪制的法国社会各界所能接受的“现代社会混合体(各主要利益阶层的混合体就是七月王朝政权的典型特征——笔者注)中的历史传统价值观”(注：J.Michelet,Histoire de France,Préface.Paris,1869.)。
    七月王朝早期对史学的介入取得了罕见的成效，政府与史家的关系也度过了近代少见的和平协调期。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资产阶级愈来愈不满与旧制度妥协甚多的七月王朝政体，转而宣扬共和主义。反映在史学研究中，即引证史学(即实证史学)在19世纪40年代向浪漫主义史学和政治学派提出了挑战，其代表人物如米什莱、基内、路易·勃朗及拉马蒂纳(Lamartine)等人用共和主义的语调重写被基佐甚至他们自己早已定格为君主立宪精神完美体现的法国大革命(注：引证史学关于大革命的主要著作有：M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Quinet,Le Christianisme;Esquiros,Les Montagnards;Blan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Lamartine,L'Histoire des Girondins等。)，君主立宪派的坚定信仰者和鼓吹者“基佐和梯也尔于40年代突破了对大革命的传统研究”(注：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65.)而具有共和的倾向。米什莱针对基佐关于史学的政治主张轻蔑地说，“历史重视我们，你们的债权人(指七月王朝政府——笔者注)召唤你们，我们正看到你们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毁灭”(注：J.Michelet,Histoire de France,Préface.)。基佐回应说，“米什莱和基内先生偏离正确轨道太远了……那个时代罪恶的天才引导时代精神进入了不纯洁的混乱之中”(注：F.Guizot,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3：182.)。幸运的是，双方的争论仅限于学术范畴，至多算是用学术来争论政治，却未有以政治干预历史研究的行为。引证史学所倡导的共和主义成为1848年革命的主旋律，其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建立起来。引证史学与政治学派及浪漫主义史学的冲突，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君主立宪政体本身不再是大多数史家的政治追求；二是政府在40年代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不介入史学研究领域的成功做法，开始尝试引导史学，因而超出了政府自己的能力范围而遭到史家的反对。
    如前所述，第二共和国介入史学领域的力度是较大的，范围也超出了支持文献整理与出版的政府可控限度，但第二共和国却得到了史家的广泛而自愿的支持与配合。米涅为迎合政府的需要而写作了关于美国的共和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巴黎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向巴黎市政厅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将学院名称改为“法国历史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 et d'histoiecle France)，以示对共和国的忠诚，声明说：“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法国自由权在数百年中的缓慢发展，并为现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注：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77.)。史家甚至参加政府一些带有历史学特征的活动，尤其是对大革命的庆典，米什莱甚至受政府之邀而欣然为庆典活动撰写了计划书，他在计划书中写道：“当法国大革命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并焕发出活力之时，它将使自己……成为一种宗教而被提高到祭坛的地位”(注：J.Michelet,Soldats de la Révolution.In Conseil Municipal de Paris,Rapports et documents,Année,no.80,1886,p.1.)。很明显，米什莱的态度正是政府所需要的。不过，第二共和国时期史家与政府的协调关系并不能说明政府介入史学的研究领域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史家都曾在七月王朝时期宣传过共和主义，他们衷心拥护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至于共和国对史学的态度是否超出了其应介入的限度，史家尚未觉悟共和国就覆灭了。
    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府逐渐将史学摆到一个不从属于政治的独立学科的地位。当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大体于此时获得了类似的地位。但史学研究与政府政治行为的分野并非一蹴而就，19世纪70年代，当共和国面临君主派的联合进攻而前途未卜之时，共和国政府也曾利用过史学作为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史家对此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当路易·波拿巴被俘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即引发了政治革命，而临时政府刚一建立即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在杜伊勒里宫发现的第二帝国文件档案。1870年9月24日，意在揭露第二帝国罪行的第一批文献出版，此后每周出版1至2卷(注：1870年9月4日后，许多报刊竞相刊载史家整理的有关第二帝国的文献，其中以“Journal Officiel”最为积极和典型，它于1870年9月24日率先刊登了第一批资料。)。史家不仅踊跃参加整理工作，也积极购买，此委员会在10月份即骄傲地向政府汇报说，这些文献发行量很大，根本无需政府补贴(注：参见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pp.78—79。)。不仅如此，史家在整个70年代都与共和派风雨同舟，写了很多小册子以史学宣传共和主义和教育法国民众(注：参见李爱丽编译《第三共和国初期共和主义在外省和农村的传播——1870—1877年共和教育协会活动述略》(载陈崇武主编《法国史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09—226页)。)。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和派彻底地击溃了君主派的联合挑战，其对史学研究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它不再主动利用史学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倡导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向史学领域投资。从此，法国政府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仅限于政府依据教育法定期向史学领域投入资金、聘用专业历史教师等，双方的关系进入稳定时期。
    三、申论
    
    纵观近代法国史学研究与政府政治行为关系的历史变迁，本文认为：自大革命乃至第三共和国早期，每届政府均带有或明或暗的政治企图介入史学研究领域，有的政府甚至使用强制方式压制政治反对派史家，但近代法国的史学却一直沿着自己的轨道独立发展，政府的政治行为虽对之产生了或多或少、或优或劣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并未改变历史学的本质特征。近代法国的史学研究并未成为政府的政治附庸。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近代法国政府，除大革命时期的政权和第一帝国政府，其对史学的介入一般较为温和、基本没有使用政治力量而对史家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复辟王朝两次将基佐赶离了大学讲坛，但又两次恢复了他的职位；第二帝国对待反对派的方式与复辟王朝大体相同，仅将米什莱、勒南等人赶下大学讲坛。而七月王朝政府的官方史学与共和派史学的论争更是局限在学术范畴。史家的人身安全是其自主研究的基本条件，否则，史学和史家就不得不屈从于政府政治的摆布。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史学和史家即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处境，当时史学的所有问题都被染上政治的色彩而成为斯大林政治斗争的工具，史家只要稍违斯大林之意即惨遭被捕、杀头的命运。结果，苏联史学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斯大林的声音、斯大林的意志，其代表性成果是连现代史家一提起都惭愧、愤怒的谎话连篇的《联共(布)党史》。不单单是史学，其他所有学科，包括自然学科都在斯大林时期遭遇了悲惨的命运(注：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0—452页。)。从这个角度看，近代法国政府介入史学研究领域的温和方式为史家保留了其能够自主研究的空间，这是近代法国史学相对独立于政府政治要求之外的基本原因。
    第二，近代法国各届政府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而资助、倡导对史学某一领域的研究，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政府所感兴趣的史学领域从内容上看都是富有争议性的，如大革命、旧制度、拿破仑等，它们都具有形象上的两面性，史家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相反的角度去理解它们，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复辟王朝任命王室史官研究旧制度以宣扬旧传统，但反对派史家也是从旧制度出发进行反政府的史学研究的。大革命史研究是民主政权所倡导和支持的，但他们内部也不统一，如共和派以此宣扬共和主义，君主立宪派则说它是立宪制成功的典范。拿破仑是近代法国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各政治派别均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喜爱或反对的政治倾向：拿破仑统治末期，史家对其十分反感，视其为专制的象征；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又使大多数史家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视其为革命遗嘱的继承人；第二帝国号召人民崇拜拿破仑，但共和主义史家却认为他是革命的终结者、专制的代言人，等等。可以说，这些富有争议的历史领域为主流史家的自主研究和诘难官方史家提供了恰当的有机可乘的选题。
    第三，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和自由一直是法国政治思想的主旋律，具体表现为反专制和反教会的自由主义思潮的长盛不衰。从大革命到19世纪前20年，理性主义是法国文化的主流；19世纪20年代后，实证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勃兴；40年代后，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主宰了法国文化。这几种文化思潮在本质上都与专制主义和神学思想相悖。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其文化意识同社会的主题文化是相吻合的。所以，近代法国史家一直追求史学对政治的独立性，这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有所不同，即史学追随、迎合政治在学科研究方面回旋余地不大。史学研究具有追求客观性的不可违反的基本要求，导致了其对政治因素介入的天然的排斥。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史家尤为重视研究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辨析，在得出结论时表现得小心翼翼。《历史文化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杂志于1866年创刊之时即宣布了在史料方面的严格要求；1878年创刊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更是在创刊号上要求所有投稿必须严格考证并规范注出所用史料的出处，否则不予发表，同时宣布杂志的追求目标就是史学的客观性。从史学本身的发展史来看，它只能接受政府对史料整理、分类工作的支持，而排斥政治性因素对研究领域的介入是其基本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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