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法国具有男女分校的教育传统，同时在女子教育中重视基督徒品德的培养，因此天主 教女修会在女子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9世纪法国天主教呈现“女性化”特征，教育女修 会有惊人的增长，它极大地推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关 键 词：19世纪 法国 天主教 女性化 女子教育
    作者简介：郑崧(1972-)，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
    

    17世纪，天主教为对抗新教而推进道德改革。根据1680年颁布的教皇令，禁止男女合校教育，禁止男教师担任女学生的教学。这一禁令的直接结果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天主教社会形 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教社会的男女合校的教育组织形式——男女分校教育。男女分校教育对法 国 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是重大的。一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首先流向了男子教育，使 得女子教育长期落后于男子教育。二是女教师的发展状况成为直接制约女子教育的因素。大 革命前，天主教女修会是法国女子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师资的主要来源。19世纪的法国，天 主教又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从事教育的女修会显著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 普及。本文就这一时期天主教女性化及其与女子教育发展的关系，女修会在近代法国女子教 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一、19世纪天主教的女性化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情感和习惯呈现出“性别的二态性”，即男 性 宗教情感淡漠，对宗教活动缺乏兴趣，而女性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宗教情感和习惯，甚至有 所加强。这种变化使得女性在信徒的数量和宗教活动的参加者上处于数量上的主导地位。有 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天主教的“女性化”。
    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在18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18世纪初，普罗旺斯地区84%的女遗嘱 人和70%的男遗嘱人要求死后为自己做安魂弥撒。到18世纪80年代，二者分别为67%和46%。[ 1](P10)比例的下降是世俗化的反映，而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则是天主教女性化趋势的表现 。这种趋势在19世纪继续发展。例如，在纳维尔教区，1844—1845年14岁以上的男女天主教 徒参加复活节领圣餐礼的比例分别为18%和56.9%，1886年分别为19%和59.4%。[1](P175)在 宗教感情相对淡漠的地区，这种“性别的二态性”现象就更为突出。在1868年的鲁瓦莱特地 区，81.9%的女性参加了复活节领圣餐礼，而男性只有18.4%。[2](P303)
    造成19世纪法国天主教“性别二态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男子与天主教在性 道德观上的冲突是导致宗教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曾经提及，男女分校是在天 主教道德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约束和压制性行为，而且教会 把矛头主要指向年轻的男子，谴责他们性行为的放纵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性行为。随着世俗化 进程的推进，男子对天主教的性道德观日益不满，因而对天主教会表现出日益疏远的倾向。 相反，17世纪天主教所倡导的这场道德改革对女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保护作用的，宗教 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产生了。到了19世纪，由于教会对原始避孕技术的态度而使这种差异更为 扩大。18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流产来限制家庭规模，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日益普及 。天主教会极力反对这一做法，并首先责难于男子。而男人们认为这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 他们反对教士的干涉，厌恶教士在讲道中唠叨天主教的那套伦理规范，因而远离教堂和宗教 活动。1867年，亚眠的一位本堂神甫报告说：“女人们相当普遍地参加告解，但男人们首先 因为这一恶习而远离圣餐。”[1](P186)
    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行为的“性别二态性”是根植于法国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差异的一部 分。19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社会的文化一样，在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 性别差异。例如，将某些活动，特别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角色限定为是女性的，而将实践性 的活动和角色限定为是男性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事务。天主教会本身也积极地 支持这种文化观念，正如贝尤克斯教规所说，妇女是“家庭宗教事务的代表”[1](P186)。 同时，虽然19世纪的法国男性日益转向世俗道德，但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教育和天主教所宣扬 的伦理品德仍是贤妻良母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当时一些不信教或宗教感情淡漠的男子送自 己的妻子上教堂，或者送自己的女儿到女修会学校上学的现象，不应感到奇怪和惊讶。同时 ，19世纪法国文化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男子追求独立和自主，维护父 权，追求对女子的绝对控制。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却削弱了男子的这种控制能力。相反 ，与宗教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深受教士的影响。被称为“良心的指导者”的教士通过对 女性的控制而将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家庭。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一名作家对此进行了揭 露，他说：“指导者紧紧地跟随妻子和母亲，他坐在她的炉边，统辖着一切，控制和管理着 包括家庭经济和孩子教育在内的每一件事情。丈夫以为自己和妻子的生活是隐秘的，但是他 错了，指导者作为第三者就在他的身边。指导者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卧室，他的凹室，溜入了 他和妻子的床榻，即使是婚姻生活中最隐秘的权利也无法逃脱指导者的监视。”[3]因此， 法国男子与教士的冲突是必然的，他们不满于后者对自己的私生活的干涉和自身权威的挑战 ，痛恨后者的精神控制，特别是对自己的常去教堂的女伴、妻子的控制。但身处男性文化中 的女性并不完全这样看待天主教会和教士。她们已经习惯了等级和权威，甚至愿意借助教士 的权威来抵消或减轻来自丈夫和父亲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教会 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女人们是平等的，独立于她们的男人们，组织和参与完 全属于女性的慈善和社会团体。”[4]
    当越来越多的男子疏远天主教时，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便突显出来。这种趋势体现在多个 方 面。宗教活动参加者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9世纪象征母性和圣洁的圣母 玛利亚崇拜在法国的兴起也是适应女性这个信徒主要群体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女修会的急剧 增加则是天主教女性化的突出表现。1808年，法国有修女12300人，1850年为66000人，1878 年为135000人（不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80年的时间里，共新建了400余个女修会，约有 20万名妇女加入了这些团体。在招募修女的高峰期，即50年代末，12名未婚女子中就有1人 加入宗教团体。到1880年，每千名妇女中就有7名修女，而在大革命前这一比例是千分之四 。1830年前，修女占全部教士（包括教区的和修道院）的2/5，到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半数 ，1878年已接近3/5。[1](P105)
    二、教育女修会与女子教育
    在女修会中，从事教育的修会是在大革命遭受取缔和镇压后最早允许恢复的，也是最受社 会欢迎的修会之一，因此它发展很快，在全部女修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1861年，在九万多 名修女中，有近2/3从事教育。1878年，在十三万多名修女中有五万多名修女从事教育。[1] (P108)总的来看，在19世纪上半叶，修会女子学校和世俗女子学校同步发展，但学校数量和 在校生人数还落后于后者。但在19世纪下半叶，修会女子学校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俗女子学 校。1863年，教育女修会控制了全国近一半的学校，其中包括8061所公立学校（世俗公立学 校为5998所）和5571所私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为7627所）。1870年，全国60%的女生在分属于 500个女修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2](P319)相对来说，女修会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地位比在初 等教育领域更为突出。就初等教育而言，1850年女修会学校学生占女生总数的44.6%，1875 年为56.7%，1900—1901年为40.5%。1880—1901年间，在女修会教育下的学生总数保持在11 0—130万之间。[1](P122-128)80年代，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宗教人员在公立学校任教，女 修会逐渐退出公立学校，而更多地转入创办私立学校。
    教育女修会的迅速发展与19世纪法国女子教育观以及历届政府的宗教政策、女子教育政策 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法国的女子教育基本上承袭了近代早期的教育观，而当时的教育垄断者——天主教 会就是这种教育观的主要阐述者。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天主教教育家费奈龙(1651—1715)认 为，培养具有基督徒品德的贤妻良母是女子教育的目标，为此教育内容应该是读写算基本知 识、持家之术以及广泛的宗教教育。启蒙思想家虽然承认女子有享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但他 们也大多不认为男女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应该完全相同。即使是激进的卢梭也和费奈龙一样， 认为男女有别，女子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很好地担负起相夫教子之责的贤妻良母，温顺 是女子首要的品质。因此，总的来说，启蒙思想家在女子教育观上与天主教所宣扬的基本上 是相近的，即性格养成以确保德行，教授持家之术。这种观念在19世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 化，女子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传统。而且，天主教伦理道德仍是 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思想体系，尽管随着世俗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它的影响逐渐削弱。 因此，和上个世纪一样，教育女修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1870年，里昂学区的官员向公共教育部长报告说：“人们、地方当局，首先是神职人员希 望修士，特别是修女担任学校教师。”[5](P55)女修会往往能够担负多种社会职能，除了教 育外，她们还从事医护、救济、照看婴幼儿等社会工作，这是地方神职人员和地方当局欢迎 她们的主要原因。对于地方当局来说，邀请女修会办学还可以节省教育经费的支出，减轻税 收压力。修女教师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可以吸引到信徒们的捐助，这无疑让地方教育主办者 感到满意，因此他们纷纷邀请教育女修会前来办学。1850—1853年间，有60%的新公立女子 初等学校转交给了女修会，后来尽管由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而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1863— 18 69年间仍达到33%。[6](P69)社会保守力量也看重修女在道德行为上的示范作用及宗教教育 ，视之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保证。即使是反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也认为宗教是女子道德最可 靠的保证，因而也是家庭安定的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和保守的贵族一样，都愿意将自己的 女儿送到女修会主办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使她们在“教会的膝盖上”成长。
    从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教育政策来看，在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都看重宗教 对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宗教政策比较宽松。尽管拿破仑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 制不断强化，世俗的国民教育不断推进，但限于师资和经费之不足，不得不为教会办学留下 很大的空间。在复辟王朝时期，政府法令允许宗教团体在市镇要求下为初等学校提供教师， 允许男女修会成员不必领取教学资格证书就可担任教师。1850年的法卢法案终止了国家对教 育的垄断，允许自由办学。同时，在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女子教育受到严重忽视。 1881—1882年，全国只有一所国立和三所公立女子中学。[7](P99)当20世纪初决定关闭所有 宗教学校时，许多地方因没有可以替代的世俗学校而引起民众的不满。宗教政策的宽松，国 家教育资源的缺乏，以及对女子教育的放任政策，使教育女修会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此外，教育女修会的发展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的巨大需求。1847年，仍有110万，占总数40% 的学龄女子没有入学。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这个比例更高。例如，安德莱地 区达79.4%，上维埃纳省达89%。[2](P319)造成女童入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师资的严重 不足。1879年新任教育部长茹尔·费里着手普及初等教育时，全国87个县中有67个县没有女 子初等师范学校。[8]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女修会因此成为重要的师资来源。在1840—1 877年间，女修会为卢瓦尔地区提供了近90%的女教师，为卢奈地区提供了2/3—3/4的女教师 。[5](P55)而且相比较而言，在宗教热情激励下的修女教师比世俗女教师更具献身精神和坚 韧的毅力，更能忍受恶劣环境的考验。1850年，一名学监抱怨道：“里昂的女子师范学校和 男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没有一人愿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果实带到农村去”。[5](P61)
    三、天主教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影响
    单就教育而言，天主教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法国女子教育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 世纪是法国女子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大革命前，只有30%的女性能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 名，到1890年已上升到95%。[1](P122)还有数据表明，女子教育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男子教 育。1837—1881年，女子入学人数从110多万增长到217万，增加了近1倍，而同一时期男子 入 学人数仅增加了50%。[6](P58)男女识字率的差距因此大大缩小。鉴于女修会学校所控制的 学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数量在学校和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对于它们在普及女子教育中所发 挥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和否认。她们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师资，在资金和师资 方面弥补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和配置的不均衡。正如研究法国教育史的学者雷蒙德· 格鲁和帕特里克·J·哈里根在评价19世纪后半叶天主教会对普及学校教育的贡献时所说的 ，天主教学校和世俗公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之间的相互竞争推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天 主教修会帮助法国完成了普及学校教育的最后冲刺，特别是它为女童提供了和男孩一样的正 式教育”。[9]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天主教女子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宗教教育是女 子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世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教育的弊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879 年 ，卡米莱·塞在呈递给行政立法院的一份关于女子中等教育的计划中指出了男女教育不平等 的弊端：“母亲讲着迷信的语言，父亲讲着理性的语言。当这些矛盾的思想进入变化的、易 受影响的大脑时，不知该相信母亲还是父亲的儿童开始怀疑了。”[7](P98)因此，在80年代 后，法国政府大力推进世俗女子教育，将宗教教育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19世纪是民族主义 和国家主义在法国不断传播的时期，但大革命给法国所造成的分裂却十分严重。当代历史学 家泰纳认为，这种分裂包括资产阶级和贵族、国家和教会、进步与反动、新与旧之间的对立 ，此外，还有城市与农村、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对立。学校教育原本可以通过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灌输政治忠诚来弥合这种分裂，可是19世纪法国学校教育本身也分裂为 天主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个体系。两个体系所包含的教育和政治理念、培养目标不尽相同， 甚至是对立的，这样的教育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共和制度下，资产阶级共和派 将教权主义等同于神权政治和君主制，将独立的天主教教育视为反动阴谋的工具和破坏民族 团结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是受我们的敌人……自由的现代精神和未来 的敌人，教养和控制的”。[2](P319)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经历了德雷夫斯案件严峻考 验的第三共和国政府终于决定实现学校教育的彻底世俗化，关闭包括女修会学校在内的全部 天主教学校。
    天主教的女性化促进了教育女修会的发展，女修会的发展推动了女子教育的普及。同时， 在教会的膝盖上成长起来的女性对天主教的女性化和女修会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一 般来说，从修会学校出来的女性在信仰上更为虔诚，更愿意献身于宗教事业，更乐于参加宗 教组织和资助宗教活动。1902年，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所有教会学校，西部费涅斯泰尔省的许 多妇女站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头，以自己的身躯阻挡前来执行命令的武装宪兵。[10]但女性参 加宗教活动和修会等组织，也并非完全出于虔诚的信仰。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妇女在宗 教组织中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丰富了日常生活，使自己在一个纯粹女性的团体中暂时摆 脱了男性的权威，感受到了平等和独立，在教育、医护、赈济等社会活动中体验了作为家庭 女性之外的价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近代法国传统女性是在女修会找到了最早的通向现代 职业女性的途径的。
    

    参考文献：
    [1]Ralph Gibson,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1914,Routledge,1989 .
    [2]Roger Price,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Hutchinson,1987.
    [3]Geoffrey Cubitt,The Jesuit Myth,Clarendon Press,1993,P.238.
    [4]Ralph Gibson,Why Republicans and Catholics Couldn't Stand Each Other in theNinetheenth Century,in Religion,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rance since 1789,editedby Frank Tallett,London,1991,P.117.
    [5]Sarah A.Curtis,Supply and Demand:Religious School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F rance,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Vol.39,No.1.
    [6]Joseph N.Moody,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New York,1978.
    [7]Mary Jo Maynes,Schooling in Western Europe:A Social Histor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1985.
    [8]滕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41.
    [9]Raymond Grew & Patrick J. Harrigan,The Catholic Contribution to Universal Sc h ooling in France,1850-1906,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June 1985,P.244.
    [10]Caroline Ford,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hange in Provincial Fr a nce:The Resistance of 1902 in Lower Britta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2(march,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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