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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世日本通过政治强制建立起来的身份制度以保障武士、领主和德川幕府的利益为根本旨归，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却导致了武士的贫困化和豪农豪商的崛起，这种经济实力的逆转使近世日本的身份制度走向动摇，武士的优位因缺少经济力量的支撑而难以得到保障，下级武士在经济利益和思想意识上与豪农豪商日益一致，并在幕末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结成联盟，成为推翻德川幕府的重要力量。 【关 键 词】身份制度/社会结构/商品经济/武士的贫困化/豪农豪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古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BSS015)；2015年度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立项资助计划”立项资助项目(68150003) 肇建于织丰时代①的身份制度被德川幕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日益巩固、完善，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站在幕藩国家的立场上力图论证“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合理性，身份制度和身份意识渗透到近世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支撑近世日本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制度体系，国内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仅有少量论文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涉及到身份制度，这些论文大多关注幕末，缺少对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通贯性考察，并且基本上只关注武士或町人，缺少对“士农工商”四民的整体关照，尤其缺少对农民群体的整体考察。此外，还有少量的研究著作涉及到身份制度，这些著作认为近世日本的身份制度存在着以下特征：(1)士农工商四民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身份和职业区分，并且身份和职业世袭，禁止身份和职业之间的流动；(2)武士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其身份地位高于作为庶民的农工商阶层②。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政治权力对身份制度的强制规定性，却没有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近世日本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身份制度的嬗变。文章试图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身份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来通贯性考察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嬗变，并关照到“士农工商”四民整体，以期重新认识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真实样态。 一、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建立及其特征 身份制度是近世日本的基本社会制度之一，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世日本社会正是在身份制度的约束下运转的。在其形成过程中，检地、刀狩发挥了主要作用。 1582年，丰臣秀吉开始实施检地，其目的是为了在其控制的区域内扫除中间性的土地所有者，实现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以强化自身权力。太阁检地在制度上确定了拥有主人、负担军役的人及其他的人的区分，持有知行地即为军役负担者，持有耕地即为年贡负担者[1]，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确定了“兵”和“百姓”的身份。此后，武士脱离农村集居城下町，逐渐脱离与农村的政治经济联系，靠领主发放的禄米维持生活。因此，检地在客观上削弱了地方小领主的政治经济实力，防止了“下克上”的发生，对于稳定领主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检地扫除了中间性的剥削阶层，也是领主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确立起武士对庶民的一元化统治。 1588年秀吉又发布了“刀狩令”，为避免农民拥有武器而导致“年贡难入，发动一揆，对给人不恭”，禁止百姓持有“长刀、短刀、弓、长枪、及其他武具”，让他们“只持有农具，专心耕作，以至子孙长久”[2]83。这条法令使武士成为唯一的武力集团，而百姓则成为负担年贡、专事农业的生产者集团，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得以确立，通过武士的武力垄断确立起武士对庶民的优位，促使兵农分离彻底化。 通过检地、刀狩，织丰时代已基本实现了兵农分离，武士成为集居城市、专司军事、行政职能、从领主获取禄米的治者集团，农民成为居于农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向领主缴纳年贡并承担诸役的生产者集团，町人则成为集居城下町、为封建领主及其家臣提供手工业产品和商品流通服务的流通集团，奠定了德川时代身份制度的基本框架，并规定了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近世身份制度是一系列制度、政策的衍生物，是作为结果出现的，而不是作为目的出现的。中外学界颇有论者将1591年丰臣秀吉发布的“定”称之为“身份统制令”③，认为该法令将武士和农工商、农民和町人的身份明确区分开来，禁止各职业阶级之间的相互流动，是近世身份制度确立的基础。然而，该法令是为了“出兵朝鲜、确保兵员、将武士束缚在主从关系中、确保兵粮米而出台的，不是以从法律上确定兵农的身份分离为目的而发出的”，因此，“将该法令称为‘身份法令’、以身份的法制化为目的来解释是不妥当的”[3]。近世身份制度是在织丰时代实施上述制度和政策之后衍生出来的制度，并在德川时代以惯例的形式来加以继承、完善和强化。无论是织丰时代还是德川时代，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令来规定这种制度。 第二，近世身份制度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强制实现的。兵农分离的本质是领主为了加强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贯彻领主权力而进行的，带有鲜明的强制色彩。丰臣秀吉于1590年平定奥州后，命令奉行浅野长政在奥羽地方检地，要求将检地推行至“六十余州，以至出羽奥州”。在刀狩令发布约40天后，加州江沼郡(今石川县西南部加贺市及山中町地区)一郡即收缴刀1073把，胁差1540把，长枪160根，笄④500根，小刀500把[2]84，由此可见刀狩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种制度的实施是以强权为后盾的，正因为如此，当幕藩国家的政治权力弱化时，身份制度也必然会走向动摇。 第三，近世身份制度在客观上导致了武士优位、领主优位、德川幕府优位的结果。检地基本扫除了中间剥削阶层，将领主权力直接贯彻到基层，实现了武士对农民的强有力控制，而“刀狩令”则剥夺了农民的武力，使农民在领主的政治经济剥削面前无力反抗，牢固地确立起武士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建立后，又屡次发布《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通过服饰、车马等方面的规定，来加强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秩序，还通过参觐交代制加强德川幕府对诸大名的控制。这一系列制度、政策的根本旨归就是为了确保武士对于庶民的优位、领主对于中下级武士的优位、德川幕府对于地方大名的优位。 第四，近世身份制度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石高制稳定与否。身份制度虽然确立了武士对于庶民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切断了武士与农村的直接联系，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第一条明确规定：“弓马者，武家之要枢也”[4]464，1635年的《诸士法度》还规定武士不得进行“买置商卖之事”[4]465，从而切断了武士与生产、经营的联系，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日本近世中前期的思想家室鸠巢也认为“武士之重宝第一为能兵，第二为良马，第三为兵仗，第四为弓箭，第五为甲胄，此外财产器物全非武士之宝”[5]103。在江户时代初期，幕藩领主进行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同时，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石高收入不断增长，使武士的统治地位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身份制度也比较稳定。然而，由于幕藩领主生活的奢侈、城市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参觐交代制带来的物力财力浪费，无不消耗着幕藩领主的财政收入。同时，农民对年贡增征政策的极力反抗以及定免制⑤的普遍实施，使得因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剩余脱离了幕藩的掌控而留在了农民手中。町人则利用从事商品流通工作的便利，攫取经济利润，其经济实力更进一步增大。由此，幕藩的石高收入必然受到影响，武士的优越地位也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而农民和町人的经济地位则在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世身份制度本身就蕴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