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底，偃师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内的几座新发掘的探方内，几位穿着冲锋衣的考古技工正带领民工进行发掘，郭朝鹏、郭淑嫩耐心地用小刷子清扫土层，郭晨光、王飞精心地进行现场记录和绘图，神情专注，一丝不苟。 在全国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上，有成千上万名像他们这样的技工活跃在考古最前线，以河南籍、陕西籍居多，从事对古代遗迹的调查、勘探、发掘、测绘、记录、整理以及对文物的保护、修复等基础性辅助性工作。他们大多是由当地村民转化而来，不是考古专业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编制甚至没有获得正式的职位，只是按工时和工作量得到报酬，但日复一日积攒下的手艺和丰富经验，让他们的“动手能力”甚至超过工地上名气大的考古学家，很多轰动一时的文物发现，都是经他们手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是田野考古的主力军，是考古界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和骨干力量。每一项考古成果中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他们的经验、技术，对于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高中生“带”博士生 “这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片。”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处正在进行发掘的工地上，隔了两三米远，王宏章一眼就给记者在地上发现的一块陶片“定了性”。解释起来，你却不得不服，因为这块陶片明显不同于其他——器表饰篮纹，胎中夹较大粗砂，这是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陶器特征。 事实上，辨别出夯土、路土、墓葬、灰坑、房址等土层的性质，认出陶器的器类、时代、所属文化，是考古人员的基本功。王宏章只有高中学历，不过，他却是公认的这片工地上最有“实战经验”的发掘操作人。从1984年应聘到考古队至今，王宏章在二里头遗址已经经历了两任考古队长，是目前二里头遗址考古技工中级别最高的——特级技工。他几乎做遍了考古工地上所有工种，摄影、钻探、发掘、清理、修复。他经手过这座中国明星考古工地最早的航拍，也亲身参与发掘了遗址中的很多重大发现。比如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等，对于这片已经发掘了几十年的遗址，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21岁那年，王宏章高中毕业，在二里头村农技站干了一段，觉得没意思，正好考古队招人，他就报了名。“考试很容易就通过了，考题就是写一写对考古的认识，看看我们的文化水平。”因为认真细致，王宏章成为第一个正式留下来的人，他和其他十几位技工去北京培训了半年，他主要负责照相，而像田野发掘、器物修复这些，则是跟着比他更早来到这里的老技工一点一点学的。 王宏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发掘，就在如今二里头工作队驻地西侧，总共五个探方，自己负责其中一个，一位北京的老师在现场指导。很快就有人挖出了铜器，大家兴奋不已。二里头遗址虽然以距今约3700年的青铜酒爵世界闻名，但这里的铜器远不如殷墟多，想亲手发掘出一个是很难的，可遇不可求，也许三五年也碰不到一个。除了酒爵，二里头遗址最有名的出土物是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发掘时王宏章就在现场。这件超级国宝上粘嵌的细小绿松石多达2000多片，即使用牙签一点一点挑也是很艰难的。最终，考古人员确定将其整体提取，王宏章等人用铁丝将龙形器周围的泥土整体切割下来，打包运到北京。“这件国宝太重要了，没有运走之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24小时轮着看守工地，队长许宏老师也守在现场。” 日复一日，发掘、修复、整理报告，王宏章对遗址熟悉到了无法再熟悉的程度，手上，也不知不觉积累出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他被多次派出支援其他重要的考古工地，安阳、商丘还有新疆新源等多个工地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能在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找到文化堆积、捡到遗物，并准确地辨认出陶片的器类和时代，连共同参与调查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教授华翰维都赞叹不已，甚至想邀请他参加西亚的发掘。天南海北学考古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这片工地上流动，王宏章一直守在这里，学问归学问，动手是动手，即使是博士生来了，也先跟着他们学怎么辨别土质，怎么给不同土质的泥土划线，怎么清理一具骨架，怎么复原一件破碎的陶器。 她的探方里“走出”考古所长 一个考古工地，特别是持续发掘几十年的，往往会变成一座“大学”，培养出大量优秀技工。王宏章告诉记者，二里头遗址附近的村民，这些年出了不下三四十位考古技工，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省内外一些考古机构现场发掘的顶梁柱。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坚守，他们的要求不高，毕竟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在外挣钱或许多一些，但守着家比什么都好。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位绘图高手，叫王丛苗，也是二里头村人，出嫁到了四角楼，工作队队友笑称她还没有嫁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范围。王丛苗跟考古的缘分始自1984年，从那时起给考古队绘图一直到现在，二里头遗址相关的报告、书籍当中，大部分手绘线描的遗址剖面图、器物图都出自她之手。而在干考古之前，她没有任何美术功底，就是靠着师傅的指点和自己的苦练，成就了一个电脑绘图都替代不了的人才。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告诉记者，整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能够有此高质量手绘技艺的才十个人。 让王丛苗自豪的不只是绘制了成千上万幅考古图片，在自己年复一年负责的考古探方里，不少当年跟着自己实习的考古院校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各地考古机构的所长、院长。对于他们，王丛苗等考古技工无疑是发掘之路上最早的引路人，至今见了面仍会叫一声老师。而王丛苗对很多自己的学生们也由衷地钦佩，“他们有书本知识，比如一个探方，我写的再多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他们写的却很细腻”。 考古技工是个苦活儿，所以女性并不多，不过，一些格外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文物发掘清理工作却是女性的强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有位车马坑清理高手游慧琴，闻名省内外。新郑最知名的车马坑博物馆里，墓道上的多个车马都是游慧琴复原出来的。游慧琴今年60多岁，退休之后仍然奋战在考古一线，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她正受邀在石家庄一处车马坑遗址进行发掘。 车马坑的发掘清理难度很大，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经过两千年的地下岁月已经跟泥土合为一体，只留下颜色浅浅的一些痕迹，不易辨认。清理者必须非常熟悉车辆的构造，车是被拆成什么样之后埋下的，车衡、车辕、车轴、车舆、车饰、轮子、辐条都在什么位置，如果遇到几辆车叠压在一起的就更麻烦，可能几十天才能清理完。游慧琴的清理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跟我省知名考古学家蔡全法学的，因为常年在潮湿的车马坑里工作，游慧琴也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如今已离不开护膝。游慧琴也带过十多个徒弟，不过，目前能够独当一面的并不多。 一流的考古技工全国都缺 一个好的考古技工也许不是工地上最有学问的人，却是谁都无法替代的。好的考古技工全国都缺，不止一个考古工地上的考古人如此告诉记者。 著名考古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告诉记者，考古往往需要带着问题去做，你能想到什么，你才可能发现什么，但是，能发现什么一定程度上又直接取决于考古技工。比如，二里头遗址有一些古人打的井，井壁上有用某种工具凿出来的痕迹，薄薄的一层，一位技工高手能够由着泥土的劲儿，用考古铲把这些痕迹清理出来；反之如果经验不足，用力过猛，这些痕迹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考古的细节就会缺失。所以，很多考古学者都认为，保这些考古技工们一代又一代“帮传带”传下来的绝活儿，才能使大遗址的田野工作具有可持续性。 不过，考古技工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如今，考古工地上的年轻人已经比以往少多了，他们更愿意去附近的工厂打工，而在考古工地，风吹日晒，吃苦不说，收入并不高。最近几年，不少考古单位都尽力给技工提高了收入，不过，相比南方的一些考古工地及其他很多职业，技工的工资并不算高，而由于学历所限，他们在学术地位上并没有上升空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站长樊温泉研究员告诉记者，站里的大部分技工都是50岁左右，再有几年他们退休，田野考古会面临很大压力。目前，考古技工的后继乏人已是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陕西、河南、山东、河北这些考古大省。 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在我国考古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资深技工，也没有学术地位、没有经济地位，很多人都缺乏保障，默默无闻地当着临时工，成为一群在流动中挣扎生存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非常不易。“一流的考古，不仅需要有一流的专家、一流的领队，也需要有一流的技工。技工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考古的水平。要打赢一场战争，既得有多谋善断的将领，也得有忠勇冲锋的战士。战士们同样是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考古”考古技工 研究者认为，考古技工的出现应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爱琴海地区、中南美洲等地的考古发掘有关。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本国招募工人费用太高，也不现实，因此主要雇用当地居民进行考古发掘。上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20年代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的考古发掘都雇用了中国工人，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和庄永城等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技工。白万玉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发掘定陵的现场指挥。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比如安阳殷墟、北京周口店等都有中国技工参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的考古工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技工，包括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连春等，他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胡占奎力气很大，人很能干，会说两门外语（蒙古语、俄语）；魏善臣会说蒙古语，并且甲骨拓片做得很好。这些技工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跟随研究所辗转各地，为战争期间转移和保护文物做出很大贡献。考古工地使用技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国各地开展了多次“亦工亦农”的考古培训班，他们为中国田野考古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新时期各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学生的增多、劳动法制法规的健全、以前培养的技工老龄化以及当下技工的待遇和生活质量偏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等诸方面原因，目前技工的总体数量正在减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