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外交的两个重要利益点遭到严重威胁，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与促进经济繁荣。战争让英国深刻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捍卫英国本土安全，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外交上英国在战后最关心两件事，一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类似拿破仑噩梦的再度发生；二是极力维持欧洲的和平。战后的和平外交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的宗旨。
    关 键 词：英国外交 欧洲均势 卡斯尔雷 坎宁
    作者简介：刘成(1964— )，男，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编 者 按】国际政治中均势、“软权力”外交的运用不仅在当今世界大国关系间仍然屡见不鲜，而且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源远流长。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建立以来，欧洲国家即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过各类外交实践，直至1815年英国组织第七次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重建恢复欧洲整体和平的维也纳体系，均势(balance of power)外交才成为欧洲主要大国的政治共识。但当时各国对如何维持欧洲均势仍有分歧，英国率先奉行坚持宪政、仲裁纷争的和平外交，不仅制衡了神圣同盟镇压革命的干涉外交，维持了欧洲大国间的均势，而且间接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独立和联邦运动。以维持欧洲均势为宗旨的和平外交，在远东则演变为英国联合美国制衡列强瓜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蕴含的“软权力”要素，使美国无需诉诸武力即独自成功地得到列强的认可，并成为其后美国越来越广泛地在全球运用“软权力”外交的源头。本栏发表的三篇论文即分别展示了均势、“软权力”外交的悠久历史渊源。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与促进经济繁荣。一方面，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上述两个重要利益遭到严重威胁。战争让英国深刻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维护英国本土安全，维持欧洲和平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英国通过这场战争彻底打败了劲敌法国，消除了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统霸欧洲对英国安全造成的巨大压力。为此，英国在战后最关心两件事：一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类似拿破仑噩梦的再度发生；二是极力维持欧洲的和平。因此，和平外交成为卡斯尔雷、坎宁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的宗旨。①
    一
    1814年4月4日，拿破仑宣告退位，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上皇位，实行君主立宪制。1814年5月30日，第六次反法同盟与法国皇室签订《第一次巴黎和约》，恢复正常关系。第一次巴黎和约对法国比较宽大优待，藉以提高复辟后波旁王室的声望并抚慰法国民众。1814年11月2日至1815年6月9日，欧洲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外交会议，欧洲列强的真正意图开始显露出来。
    在维也纳会议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夺取波兰，进军西欧，成为欧洲新霸主。奥地利要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故反对俄国干预中欧事务以及对波兰的领土要求。普鲁士希望彻底肢解法国。英国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获得海外贸易及补给据点。因此，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②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法国的主张，认为只有采取刚柔相济的政策才能维持一个和平的法国。[1]20英国最担心俄国在法国之后独霸欧洲，而一个强大的中欧可以成为阻挡俄国(或法国)扩张的屏障。然而，中欧的强大取决于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协调一致，这两个德意志最大的邦国正在争夺中欧领导权。俄国竭力保持普、奥之间的对峙状态，并采取压奥扶普的政策。[2]83
    在会议上争执最大的波兰及萨克森王国所属问题上，俄国与普鲁士的意见一致。俄国和普鲁士建议将被俄、普、奥瓜分的波兰大部分地区组建为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普鲁士获得整个萨克森王国，作为对其在波兰损失的补偿，取消萨克森原国王。该计划遭到英、奥、法的一致反对，因为它必然导致俄、普两国势力的上升。在塔列朗的安排下，1815年1月3日，英、奥、法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三国将联合阻止俄普计划的实施，并向俄国发出警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为此交战，破坏难得的欧洲和平。于是，俄国和普鲁士收回了建议，最后波兰的领土由俄、普、奥三国瓜分，仅剩下克拉科夫(Kraków)一个自由城市；普鲁士另获得萨克森40％的地区，剩余部分依然归萨克森王国。此外，按照梅特涅的方案，德意志的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了一个松散联盟。至此，卡斯尔雷促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联手对抗俄国的最初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个结局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一种均势局面。
    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的各战胜国最终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在欧洲大国间创造了一种政治军事平衡。尽管如此，法国在战后依然是一个欧洲强国，《第一次巴黎和约》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法国。由于和约承认了俄国对波兰的占领，俄国从此直接面对西方。英国的主要对手(法国和俄国)并没有改变。荷兰、德意志邦国和撒丁王国的国力得到了加强，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共和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越发感到只有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才能保障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利益。③
    1815年9月26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像一个基督教民族大家庭那样行动，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引导臣民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镇压法国革命引发的宪政改革和自由主义运动。英国虽然不愿意看到俄、奥、普三国的结盟，但作为保守的托利党人，卡斯尔雷也反对在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实行激进的宪政民主制度。为此，卡斯尔雷以摄政王乔治反对在同盟协议上签字为由，拒绝参加该同盟。即便如此，很多英国人却认为卡斯尔雷支持神圣同盟，主要归因于卡斯尔雷不愿意或不能向公众充分解释英国在此问题上的目标。
    英国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防止法国再度扩张的制约机制。滑铁卢战役后，路易十八再次复位。1815年11月20日，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及《四国同盟条约》，对英国应得权益再次做出确定，特别是海上霸主地位。[3]280,342－358由于列强有意报复法国又一次挑起战火，故《第二次巴黎和约》对《第一次巴黎和约》作了比较苛刻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法国保持1792年疆界改为以1790年的疆界为版图，法国失去了在比利时边境的部分领土；二是将拿破仑自愿流放至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改为强制放逐至位于大西洋中央的圣海伦娜岛，拿破仑失去法兰西帝国皇帝的称号；三是将法国不需支付任何赔款，改为法国须赔偿七亿法郎并归还他国艺术品；四是盟国在北部及东部边境驻扎十万大军，费用由法国负担，为期三年至五年。然而，英国并没有反悔将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等原法国殖民地交还法国，这在《第一次巴黎条约》中规定下来，英国的做法连拿破仑也感到吃惊。但对英国而言，遏制法国是为了保障欧洲安全，但适度强大的法国有利于保持欧洲均势。换句话说，一个强大而不谋求霸权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符合英国利益。
    《四国同盟条约》的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他不相信神圣同盟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希望重组一个有英国参加的新同盟。作为维也纳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重新确定并修订了1813年的“四国同盟”协定，目的主要是防止法国因不满第二次巴黎和约的条款苛刻而发动战争，通过大国合作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保证欧洲各国的边界安全。④盟约重申《储蒙条约》有关规定，任何盟国如果受到法国攻击，每个盟国将出动六万援兵；同盟将实行“定期会议制度”⑤(Congress System)，解决共同问题及商讨一致行动。
    至此，维也纳体系已经形成，它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欧洲大国定期会议的制度，即“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盟约第六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应定期召开会议，其目的是商讨共同利益，考虑每个时期最有利于各国安定和繁荣的措施，维持欧洲和平。”⑥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创了以会议解决争端的先例，欧洲协调机制是对上述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大国的一致行动来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与均势。
    二
    
    卡斯尔雷是“定期会议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在拿破仑战争后，各战胜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经常性磋商机制，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定期会议制度”就是这种目的的逻辑性延伸；《四国同盟条约》是执行巴黎和约的保证，而不是干涉其他欧洲国家内政的文件；英国的职责是协调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以保证和平，而不是充当任何大国联合体的领袖，或干涉欧洲大陆的事务。[4]232俄、普、奥三国却认为，欧洲各国的任何革命运动都是战后欧洲秩序的最大威胁，四国同盟应随时准备镇压各国革命。因此，卡斯尔雷虽被誉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但英国与其他三国寄希望于“定期会议制度”的目的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造成英国在1815年之后的欧洲外交中的格格不入。[5]147
    1818年9月，欧洲协调的首次会议在德意志的亚琛召开，会议决定恢复法国的国际地位，法国加入四国同盟。1818年11月15日，五国共同发表宣言，重申四国盟约第六条“定期会议制度”之规定，维持和平，保障已签订的协定。在会议上。亚历山大提议签订一项公约，规定各国应互相保证彼此的领土所有权和政治制度，建立一支以俄国军队为核心的国际军队。他的提议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卡斯尔雷最终说服亚历山大放弃了这一提案。[1]22
    卡斯尔雷担任外交大臣十年并兼任英国下院议长，他在本质上属于18世纪的贵族政治家类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态度强硬，包括支持利物浦政府在彼得卢大屠杀后颁布的“六项法案”。英国民众特别是激进派反对他的外交政策，认为大国协商就是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专制政体沆瀣一气，充当了梅特涅的马前卒。当然，对于因工业革命而经济大繁荣的英国来说，保证对外贸易的正常活动至关重要，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都可能中断或干扰贸易活动，用协商方式保持欧洲的和平状态是一种现实并符合英国利益的外交政策，“定期会议制度”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⑦
    卡斯尔雷热衷于“定期会议制度”，主要目的是防止法国威胁的东山再起。法国战败后的四国同盟，特别是五国同盟的形成，即法国加入欧洲大国同盟之后，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不同，它没有欧洲革命运动的现实困扰，也没有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利益，因而不必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惧怕革命，不必过多介入欧洲事务。只有欧洲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时，英国才值得干涉欧洲事务，而一旦不再担忧欧洲均势问题，英国的不干涉主义思潮就会抬头。
    由于西班牙、意大利(皮德蒙特、那不勒斯)及葡萄牙相继爆发宪政革命，“定期会议制度”的宗旨问题再次引起争论。1820年1月，西班牙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事件发生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发布了一份由卡斯尔雷起草的报告，表明英国在大国干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试图超越同盟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和原则，更能削弱或甚至毁灭同盟的真正功能。……当实际危险恐吓欧洲制度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原则行动，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也不会，采取一种建立在抽象和带有疑问的原则之上的预防措施。”[6]1823年4月21日，英国议会重声：“西班牙目前状况无疑严重加剧了欧洲的政治骚乱”，但是现在干涉西班牙事务尚存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同盟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是为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⑧由此表明了英国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坚定立场。
    1820年7月，那不勒斯起义爆发后，梅特涅建议召开五国会议。1820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在特洛波召集了五国会议。沙皇的态度非常坚决，即采取一致行动镇压革命。梅特涅支持沙皇的建议，因为意大利的革命威胁了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省份的统治，提高了奥国内部少数民族的革命热情。因为英国和法国只派出观察员，特拉波会议实际上成了神圣同盟三国的一次聚会。11月19日，俄、奥、普三国签署了《特洛波议定书》，宣布缔约国的君主有权对任何国家的起义实行武装干涉。英国强烈反对俄、普、奥的干预政策，认为革命没有威胁欧洲和平，大国协调机制不应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1821年1月19日，英国发表一份强硬抗议，指出除奥地利外，普、俄均无权干预意大利革命，五国同盟没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权力。由于英、法的反对，俄、普、奥的合作更加密切，大国间出现了分裂。1821年1月21日，俄、奥、普、英四国召开莱巴赫会议(特洛波会议的继续)。会议邀请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参加。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镇压了革命，恢复了斐迪南一世的王位。4月10日，奥军又会同撒丁王国军队剿杀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在莱巴赫会议上，英国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动用军队干涉皮埃蒙特革命，再次与其他三国发生对立。
    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后，西班牙革命和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依然方兴未艾。法国成为五国同盟成员后，在干涉西班牙问题上与“三皇同盟”的立场趋于一致。于是，英国在五国同盟内更显势单力薄。卡斯尔雷已经感到，英国与大陆国家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因此，他本人没有参加特洛波会议和莱巴赫会议，而是派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斯图尔特勋爵(Charles William Vane)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在当时的欧洲(以及美洲)，绝对主义王权国家与共和(民主)国家之间的两极化倾向比较明显，拿破仑法国的威胁已不再存在，英国对定期会议制度作出某种调整可能对英国更加有利，而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正是作出这种调整的最好人选。
    三
    1822年8月12日，已晋为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的卡斯尔雷因精神分裂症自杀，坎宁接任卡斯尔雷出任外交大臣和下议院领袖。坎宁不喜欢“定期会议制度”，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与同盟产生严重分歧，这促使“定期会议制度”在维罗纳会议后最终解体。
    坎宁接受的是伊顿和牛津教育，1794年依靠议会改革前的议员指派制度而成为议员的，属于皮特自由派阵营。坎宁不支持欧洲的自由主义和革命行动，但又认为一个专制的坏政府应该被推翻，而“定期会议制度”就是在维护专制君主统治。而且，坎宁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家并不熟悉，他的过于张扬的个性也很难使他采取其前任的“私人外交”路线。他因个性原因在保守党内树敌很多，乔治四世因怀疑坎宁与妻子卡洛琳有染也很讨厌他。即便如此，坎宁凭借其出众的才华，在1822年至1827年间接替了卡斯尔雷的职务，在1827年4月12日又接任首相，虽然上任几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1822年8月30日，坎宁此时尚未被正式邀请担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领袖，他在利物浦选区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明了对英国外交策略的思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之间围绕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展开了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我们无需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要保持自己可靠而固有的宪政制度不变，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只需付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7]80
    坎宁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摧毁1815年后的欧洲协商机制，他这样做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战后英国公众舆论是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支持英国政府与欧洲大陆保守主义君主保持密切联系，也厌恶大陆强国再三试图通过协商一致的行动来干涉欧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坎宁非常希望得到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因而反对英国继续参与“定期会议制度”。第二，大国协商机制束缚了英国的自由行动，坎宁希望采取更具灵活性的大陆均势机制。因此，除了只涉及执行维也纳和约的巴黎大使会议外，坎宁拒绝派遣英国代表参加五国会议。
    坎宁上任后(第二次出任外交大臣)，裴迪南七世依然要求欧洲大国帮助恢复他的王朝统治权，扑灭西班牙宪政派的革命。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同盟各国在威尼斯的维罗纳召开会议，讨论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南美殖民地、希腊反抗土耳其等问题。
    在西班牙问题上，他也与卡斯尔雷的立场一致，反对欧洲大国对西班牙危机的干涉行动。当然，坎宁本人也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曾为捍卫英国的旧制度在下院奋斗了三十年。他在回应奥地利梅特涅的指责时曾说：“在抵抗法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我们确实在抵抗‘变化’的精灵；但是，我们也在抵抗‘外国统治’的精灵。只要这两个精灵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就会激发另一个。但如果分开它们，或使它们相互对立，那些最有力和最持久的反对革命的人完全可能不知道选择哪一方。”[7]81坎宁向大陆国家表明了这样一个信号，从维护英国利益出发，所有英国政治家(包括卡斯尔雷)在西班牙问题上都不会有新的立场。坎宁认为，英国与奥、俄、普等国的协商已经很难达成一致，决定退出大国间的“定期会议制度”。
    在坎宁第二次出任外交大臣之前，据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报告，俄、奥、普、法四国已在维也纳开会讨论西班牙问题，并试图发表一份反对西班牙革命的联合声明。1822年9月27日，坎宁走马上任外交大臣才11天，他给驻维也纳会议的全权代表惠灵顿公爵发出指示：“大陆同盟国家意欲通过武力或威吓的方式干涉西班牙问题。任何这样的干涉对英国都是毫无价值和危险的。……因此，我指示你……坦率而果断地声明，英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成为任何干涉(同盟)的一员。”[8]
    1822年10月15日，惠灵顿公爵抵达维罗纳会议。在会上，法国主张对西班牙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俄国予以坚决支持。惠灵顿公爵寄希望于梅特涅的反对，但后者考虑到奥地利帝国东部的利益，不敢公开拒绝俄国沙皇的要求。11月初，奥、俄、普、法四国代表同意了梅特涅的建议，即各国独立发表一份内容相似的反对西班牙革命的外交声明，惠灵顿公爵坚决反对却无济于事。
    坎宁认为，法国与西班牙战争一旦爆发，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法国战败，可能引发另一次法国革命，而这可能意味着又一次欧洲战争。如果法国胜利，可能爆发另一场伊比利亚半岛战争，葡萄牙政权在1820年夏之后已经掌握在自由派手中。无论发生上述哪种情况，英国最终都可能被卷入战争。而且，主要出于商业的考虑，英国反对法国干涉西班牙内政，对英国而言，整个南美洲是个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坎宁决定承认原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的独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曾极力阻挠英国的外部市场，而那些借机起义的原西班牙殖民地则对英国打开了大门。坎宁认为，这些地区成为和平而独立的国家，双边贸易将进一步增加，这些殖民地重新回到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不符合英国的经济利益。听任法国对西班牙的干涉，意味着英国试图将法国逐出新大陆的努力将前功尽弃，法国将因此在美洲大陆再度得势。
    因此，英国在处理西班牙问题上是矛盾的：一方面，英国要防止法西战争的爆发，就要极力做好劝解工作，特别是说服西班牙接受某些条件；另一方面，英国如认同西属南美洲国家的独立，将严重破坏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西班牙就不会听从英国的劝说。英国是坚持在南美洲事务上的立场不变，还是全力防止欧洲战争的爆发？英国似乎只能两选一。
    1822年11月19日，惠灵顿公爵向坎宁报告说，法、奥、普准备向西班牙政府递交外交谴责公函。因此，英国只能希望做好法、西双边的调解工作，防止战争的爆发。坎宁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英国必须暂时放弃对西属美洲国家的承认。[8]为此，英国一方面让法国保持克制，为西班牙新政府的妥协保留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劝说西班牙新政府作出退让。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发表声明说，10万法军整装待发，将恢复裴迪南七世权力。2月4日，乔治四世向上下两院传话说：国王本人谢绝参与可能被认为是外国列强作出的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任何维罗纳事项。他已经并将继续指派最尽职的官员缓解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紧张状态，如果可能，将避免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灾难。⑨
    国王的讲话中没有任何英国可能采取的断然举措的内容。如果英国向法国宣战，俄国和普鲁士必将站在法国一边。此时，坎宁只能指望西班牙政府能在最后作出妥协，令英国失望的是，西班牙政府最终没有向法国让步。3月18日，坎宁承认维护和平的努力几乎穷尽，但英国在当时情况下仍无需卷入。3月31日，英国以保持中立换取了法国的三个保证：一是不对西班牙进行持久的军事占领；二是葡萄牙不遭受攻击；三是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不受威胁。[1]301823年4月6日，法国军队越过毕达索阿(bidassoa)河流，战争最终爆发。1823年5月，法军占领马德里，11月革命被镇压，裴迪南七世封建王朝复辟。
    法军武力干涉西班牙事件对坎宁外交努力是一种沉重打击，它意味着英国试图影响伊比利亚半岛局势的某种失败。在当时情况下，英国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对抗法国，即使这样做也得不到三皇同盟国的支持；坎宁藐视欧洲同盟的态度，也排除了英国与其他大国集体向法国施压的可能性。法国与三皇同盟国在西班牙问题上各有企图，但镇压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在1822年4月22日召开的非正式四国会议上，法、俄、奥、普四国制订了一份有关“同盟军队”的详细计划，内容是威吓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革命者。[9]
    1823年9月24日，坎宁指出：法国自始至终地策划了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一场直接干涉，法国利用“定期会议制度”麻痹了英国，使英国没有做出强硬反对的行动。因此，英国必须拒绝参加这样的会议，必须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行动，反对法国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法国为了平息英国的愤怒，并希望在西班牙问题上得到英国的支持，郑重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西班牙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10]
    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与美国在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上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美英两国已于1814年12月24日签订了《根特条约》。条约解决了两国的诸多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国家独立得以巩固。1823年10月，坎宁邀请美国参加有关西班牙问题的会议，欲与美国联手共同反对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对拉美各国的干涉，禁止再把拉丁美洲殖民化，促使美国门罗总统下决心不让欧洲大国染指西半球。⑩
    同盟三国特别是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同意美国的加入，而且，美国已经承认了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美国国内也不完全赞同与英国的合作。在亚当斯的坚持下，门罗政府决定采取独立政策。[11]230－231在坎宁看来，门罗主义至少有利于防止欧洲大国再次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的目标。因此，他接受了美国单边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在英国商业利益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下，1824年年底，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为独立的共和国。
    在寻求和平方式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上，坎宁的立场也是非常坚定的，只要不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商业核心利益，英国就不动用军队，也不卷入他国事务。在他看来，法国军队侵入西班牙的行动，冒犯了英国的荣誉和情感，但英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和平途径尚未穷尽之前，不要用武力对抗法国。1826年12月12日，坎宁在下院充分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破坏了大国均势，我们应该用战争去恢复它！我已经说了，当法军进入西班牙时，如果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战争方式予以回击并表示我们的愤怒。但是，是否没有其他的战争之外的方式来恢复大国均势呢？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大国均势是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和英国之间调节的。多年后，俄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又过了一些年后，普鲁士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君主国。因此，在保持大国均势的原则不变的同时，就要增加和扩展调节的手段。英国试图在另一个半球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如果法国得到西班牙，就不应该是包括“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我引入新大陆这个词就是为了修正旧大陆的均势。(11)
    欧洲同盟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分歧，坎宁知道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分歧难以弥合，因而中断了“定期会议制度”，进而利用奥、俄等国间的矛盾，最后在1826年秋，终止了从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定期会议制度”的欧洲四国的大使会议。[9]
    四
    法国军队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地位后，葡萄牙的专制主义大受鼓舞。1823年5月，若昂六世次子米格尔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由此引发了葡萄牙长期的内争动乱。以米格尔为首的绝对主义王权的维护者试图获得法国的支持，推翻以若昂六世长子佩卓的立宪派合法政府，而后者则希望得到英国的庇护。葡萄牙于1822年才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坎宁非常担心葡萄牙也蹈西班牙覆辙。
    在葡萄牙事务上，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必然对葡萄牙内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法国干涉西班牙之后，英国国内情绪有利于坎宁在葡萄牙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1825年，坎宁宣称“葡萄牙一直是并且永远属于英国”。坎宁的言论虽然言过其实，但也有一定的历史缘由。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英、葡两国结成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同盟，葡萄牙向英国提供了靠近地中海的深海港口以抗衡法国东南部的土伦港。1703年12月27日，双方签订了美休因商业条约，英国免税出口毛织品给葡萄牙，而葡萄牙则以低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关税出口葡萄酒到英国，即以布匹换葡萄酒贸易。英国人喜欢法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但战争造成英国市场上的法国葡萄酒严重匮乏。而且，葡萄牙还有巴西这样一个大殖民地，英国当然不希望巴西也落入大陆国家的手中。因此，在葡萄牙发生内乱后，为了防止葡萄牙成为法国统治下的西班牙的卫星国，坎宁无论主观上多么不愿意，也必须干涉葡萄牙事务。英国外交的最大矛盾再次表现出来：作为远离欧洲大陆、陆军力量薄弱的岛国，英国不易干涉外部的事务；作为一个大国，为了保证它的利益，又不得不卷入各种国际冲突。为此，坎宁不仅亲自出马离间俄国与奥地利的关系，阻止大陆国家形成一致意见，甚至最后还派遣英国雇佣军在海上击败了米格尔一世的舰队，帮助玛利亚二世于1834年5月底重登王位。
    希腊自15世纪起就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1821年3月，希腊爆发起义。1822年1月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宣布希腊独立，土耳其政府调兵镇压起义。此后一直到1825年埃及军队入侵希腊之前，双方对峙处于僵持状态，希腊内部派系的矛盾也使得希腊问题复杂化。
    英国人受历史与文化教育的影响，对希腊具有好感，当希腊爆发挣脱土耳其控制的运动时，英国民众的情感完全倒向希腊一边。但是，作为政治家的坎宁却没有简单地考虑问题，因为任何严重衰弱土耳其的行为，都将促使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这是英国理解“东方问题”的实质，它几乎拷问着19世纪的所有英国外交大臣。
    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真正揭开了“东方问题”的魔盖，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全部被拉入其中。“东方问题”在本质上是“西方问题”，指的是奥斯曼帝国衰落、巴尔干民族主义兴起、欧洲列强争巴尔干的野心所引发的一切问题。土耳其极力维护自己的虚弱帝国，即要对抗来自外部强国的威胁，又要平息帝国内部的震荡。俄国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借此在巴尔干取得不冻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地中海，成立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包括巴尔干半岛在内的斯拉夫联盟。奥地利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奥斯曼帝国以制衡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希望在巴尔干获得领土，但因为奥地利帝国内有很多斯拉夫人，又担心巴尔干民族主义影响到自身帝国的稳定。法国也担心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但又希望奥斯曼帝国保持虚弱状态，无力干涉业已激发起来的新兴民族主义情绪。对英国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意义重大，它既是欧洲均势的核心点，也是保证印度及东方贸易陆地通道的关键点，并希望奥斯曼成为阻止俄罗斯在地中海扩张的屏障。简而言之，俄国和奥地利希望改变土耳其帝国的现状，英国和法国主张维持原有现状不变。在具体问题上，各国利益又是相互交叉，冲突与合作兼而有之，糅成一团，使得东方问题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
    希腊宣布独立后，欧洲列强开始干涉和争夺。从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考虑，1823年5月，英国政府承认了希腊交战国的地位，向希腊政府提供两笔贷款。但是，英国并不想在希腊问题上走得太远，试图在双方的争斗中保持中立，以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英国人在情感上同情希腊，但政府更担心土耳其的过度虚弱将给俄国提供机会，而俄国一旦占领土耳其海峡并威胁地中海的商业通道，无论在贸易和政治方面，无疑都是对英国的一个沉重打击。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才能保证东方航线的安全。
    俄国的立场非常鲜明。俄国政府为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与土耳其之间早就存在着矛盾，希腊独立战争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大好时机。1822年8月，俄土外交关系因俄国支持希腊而破裂。但是，俄国也担心独立后的希腊会成为英国的盟友，于是提出在希腊本土建立三个自治省的计划。法国主要关心在土耳其的巨大经济利益。法国投资者拥有土耳其的大量债券，如果土耳其帝国瓦解，这些金融债券就会成为废纸一张。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大国在希腊问题上都保持了某种克制。然而，在1825年年初埃及与希腊开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也在计划推翻土耳其素丹的统治，却不愿放弃这次难得的扩张机会。土耳其承诺，阿里只要帮助自己打败希腊，就可以成为他所占领区的主人。1825年2月11日，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登陆。1826年4月11日，埃土联军占领西部重镇梅索朗吉，8月占领雅典城。1827年6月24日，雅典卫城落入土军之手。至此，希腊军队控制区已所剩无几。英俄不能容忍这样的结局，但法奥却依然拒绝大国同盟对土耳其作战。
    1826年12月12日，坎宁再次重申了关于葡萄牙的原先立场：“在英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有的同盟关系都不能与英葡同盟相比。英葡同盟一直非常有利于英国，从来没有给英国带来麻烦和负担。”而且，“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希望或主张干涉葡萄牙民族的内部事务”。但是，葡萄牙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内部事务的范畴。他本次发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快速行动起来，采取所有的攻击方式来援助葡萄牙，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12)。坎宁的讲话主要针对的是西班牙，表现出坎宁保护葡萄牙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英国又非常担心俄国对土耳其的单独宣战，让俄国成为这一地区的新主人是英国最不能接受的。因此，英国开始加强与俄国的协商，于1826年签订了一份英俄彼得堡协定书。1827年7月6日，俄、英、法三国签订《伦敦条约》。奥地利因梅特涅反对援助革命分子而拒绝参与，普鲁士认同了奥地利的做法。根据《伦敦条约》，在土耳其享有宗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希腊实行内部自治，并决定派出联合舰队迫使双方停火。同年10月，在纳瓦里诺海战中，英法俄联合舰队击溃土埃舰队。
    坎宁在处理希腊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保证希腊的自治，但仍然在法理上服从土耳其帝国的管辖。这就是他极力主张签署1827年《伦敦条约》的目的。但是，在这份协定的效果尚未证明之前，坎宁就在1827年8月8日去世了，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坎宁逝世后不久，因希腊起义而蕴涵的危机终于爆发出来。1828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随后法国出兵占领伯罗奔尼撒。他的继任威灵顿公爵目睹了事态的急速转变，并认为希腊的半独立状况将成为俄国继续干涉的借口，于是决定承认希腊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土耳其被迫接受《伦敦条约》。希腊军民利用土军被牵制、被削弱的有利时机，迫使土军撤出大陆希腊地区。1830年2月3日，俄、英、法三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希腊被正式承认为独立王国。1830年4月，土耳其政府接受了伦敦议定书，承认希腊独立。然而，俄土战争并没有因希腊的独立而画上句号，“东方问题”因俄土战争的扩大化变得日趋严重，英国后来在此问题上也越陷越深。
    如上所述，坎宁与卡斯尔雷的外交原则是一致的，两人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外交风格上，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分歧。(13)两人贯穿始终并压倒一切的外交目的，都是维护和提高英国的威信和繁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都试图通过大国均势来维护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其实，英国的大陆外交政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英国最明智的外交手段，就是采取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策略，维持大国均势，防止出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
    注释：
    ①国内学者比较强调卡斯尔雷、坎宁外交政策的差异性，如倪昕：《试比较坎宁与卡斯尔累的外交政策》，《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关于对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的论述，参阅王晓焰、朱寿庆：《试论卡斯尔雷的欧洲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关于对坎宁外交政策的论述，参阅苑爽：《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运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1815年2月后，英国会议代表改为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会议最后一周，因威灵顿对拿破仑作战，又由卡斯雷尔接替。
    ③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近百年中，英国总是努力保持符合英国利益的欧洲均势，极力调整国际力量的平衡，当某一国家或集团的势力过度膨胀时，英国就会感到某种不能忍受的威胁，总是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结为同盟。
    ④《第二次巴黎和约》是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完成版。维也纳协定不仅是1914年之前国际政治的基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讨论新的国际协定的出发点。参见Richard Langhorne,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2, No. 4, October, 1986, p. 313.
    ⑤“定期会议制度”是通过大国协商与合作来保证欧洲安全的机制，被认为是现代集体安全机制的最早范例。
    ⑥www.jstor.org/stable/3020820.
    ⑦这种国家协商机制后来在“国联”和“联合国”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⑧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viii.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fourth day of February, 1803 to the thirtieth day of April, 1823, London, pp. 1137-1138.
    ⑨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HL, 04 February 1823, vol 8 c. 1.
    ⑩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因为加拿大、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贸易等问题，英国是与美国存在严重分歧的唯一欧洲大国。但是，英国一贯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使解决这些分歧也不需要其他大国的参与。可见，英国试图用新大陆平衡旧大陆，但并没有准备让旧大陆来平衡新大陆。
    (11)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HC, 12 December 1826, cc. 396-398.
    (12)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HC, 12 December 1826, Vol. 16, cc. 361, 369.
    (13)坎宁和卡斯尔雷的个人关系一直不和，坎宁曾劝说首相波特兰公爵以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取代卡斯尔雷的战争及殖民地大臣的职位，否则他将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卡斯尔雷为此挑战坎宁进行决斗。1809年9月21日，两人进行决斗，卡斯尔雷射伤了坎宁的大腿。
    参考文献：
    [1]John Lowe. Britain and Foreign Affairs, 1815-1885[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3]Foreign Office.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M].London: James Ridgway and Sons, Piccadilly, 1838.
    [4]Charlotte Evers and Dave Triumph, Britain 1783-1851, From Disaster to Triumph?[M].John Murray: London, 2005.
    [5]Michael Lynch.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800-1914[M].Hodder Murray, 1999.
    [6]Castlereagh's State Paper of 1820: Minute of the Cabinet, 5 May 1820[EB/OL].http://historyhome.co.uk/forpol/statepap.htm.
    [7]E. M. Lloyd. Canning and Spanish America[J].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ies, 1994, (18).
    [8]Norihito Yamada. George Canning and the Spanish question, September 1822 to March 1827[J].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09, (52).
    [9]Harold Temperley. Canning and the Conferences of the Four Allied Governments at Paris[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24, (30).
    [10]Harold Temperley. French Designs on Spanish America in 1820-5[J].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25, (40).
    [11]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1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