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美结盟可以说是美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第一个果实，从美国的所得来看，应该说是其外交的一大胜利，基本上达到了要法国公开介入战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恰恰是把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现实利益考虑之上的结果。如果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想取得法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法美结盟违背了美国为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而确定的“不卷入欧洲国家战争和纷争”这一原则，没有坚固的基础，只是美国在特殊情况下对原则的一种妥协而已。这一联盟最终走向解体，便成为1783年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 键 词：意识形态 法美结盟 美国革命
    作者简介：王晓德，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与法国结盟可以说是这个新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结出的第一个果实，自然也成为研究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无法绕开的主题。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认为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在外交上追求的基本目的是政治上保持在欧洲大国争夺之外，维护美国共和政体不受到外界腐败的“玷污”而永世长存；经济上追求商业开放的自由贸易，让具有商业优势的这个新国家的商船队在海洋上畅通无阻，进出口贸易不受人为障碍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外交活动明显包含着与专制欧洲的对立以及对欧洲大国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批判的倾向。法美结盟既有与上述目的吻合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之相悖。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认为，18世纪欧洲的外交是“不健全的、腐败的和背信弃义的”，与法国结盟使得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纷争纠缠在一起。吉尔伯特说得更直接，法美结盟“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时，未能实现美国欲要将其对外关系基于其上的原则，也意味着美国被拖进了欧洲政治的纷争之中”。乔纳森·达尔使用了“悲剧”这个词来形容法美结盟的结果，他对为什么使用这个词进行了详细说明。①另一种观点对法美结盟称赞有加，认为这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在外交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②还有的学者从维护欧洲均势以及实现美国更为现实的目的等角度探讨了法美结盟。③
    在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留下的诸多文献中，描述“自由”美国与“专制”欧洲的二元对立处处可见。他们无疑希望，在与“旧”欧洲的对比中，“新”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典范，保证人民自由的共和制度将取代暴虐的专制政体。因此，不愿意与欧洲为伍的观念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与法国结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相悖，一方面法国人信仰天主教，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当时很难得到主要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认同；另一方面法国是君主专制国家，这种政体是热爱“自由与共和”的美国人最为痛恨的。因此，仅从意识形态上看，充满着“理想”激情的美国革命先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具有“天主教传统的专制”法国结为联盟，而君主制的法国更不可能对威胁自己制度存在的共和制美国提供援助。然而，两个制度上完全对立的国家却结成了对付英国这个共同敌人的联盟，这说明最终决定法美两国政府政策选择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美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动员起来的本国人民在大陆会议领导下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外国提供的援助及其在道义上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法国是美国最有可能争取支持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大陆会议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就把得到法国的支持作为外交的主要目标。法国是英国的宿敌，一直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内乱，它将“乱中取栗”，支持起义者，打击英国，以雪1763年战争失败之耻。法美结盟尽管违背了“不卷入欧洲国家战争和纷争”这一新独立国家为自己发展对外关系所确定的原则，但却使美国得到法国援助具有了契约上的保证。法国站在美国方面公开参战，对美国为实现独立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美结盟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胜利，但这种联盟缺乏坚固的基础，其最终走向解体，便成为1783年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殖民地的独立与寻求法国的援助
    英国加强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严重制约了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特别是英国王室拒绝接受大陆会议呈递的《和平请愿书》之后，殖民地的精英对英王的幻想逐渐破灭，决心要在政治上与英国一刀两断，走向独立。他们寻求与英国竞争的欧洲国家的援助，是能否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陆会议内，负责外交事务的是1775年11月底成立的秘密通讯委员会，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主席。他名气大，在欧洲拥有广泛的联系，通过与友人通信，一方面把殖民地事务的真相告诉他们，了解欧洲诸国的反响，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来寻求与英国为竞争对手的欧洲国家对殖民地正义事业的支持。1775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致信对自由事业充满热忱的瑞士作家夏尔·迪马说，拥有强大力量的英国对殖民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极准备防止这种威胁发生，“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自卫。然而，当引发战争的事件总是不可捉摸时，在另一场战役之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有必要请求某一外国大国提供援助”。富兰克林非常感谢迪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信息，即整个欧洲都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在维护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富兰克林还想让迪马进一步了解，如果殖民地被迫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洲是否有国家或大国为了得到殖民地的商业利益而愿意与这些联合的殖民地结为共同抵制英国的联盟。他告诉迪马，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在战争爆发前已达到每年700万英镑，由于这些殖民地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这一数目显然继续呈上升的趋势。“作为秘密通讯委员会一成员，我请求阁下，因为您位于各国王室大使云集的海牙，您可以利用机会尽可能地发现几个王室倾向于这种援助或联盟”。④在此之前，富兰克林等人致信在伦敦的阿瑟·李，告知秘密通讯委员会已经与驻在海牙的迪马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与迪马通信，将他写给国内的信件通过迪马转寄。同时秘密通讯委员会指示阿瑟·李了解欧洲国家对殖民地行动的态度。⑤迪马是秘密通讯委员会正式接触的首位外国人，他在美国革命期间为大陆会议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在游说荷兰政府支持合众国的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情报对于大陆会议及时地了解外部信息以便做出正确决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迪马后来对他谈到的“整个欧洲”支持殖民地自由事业做了解释，以免富兰克林等人有所误解。他所谓的“整个欧洲”是指“不抱有偏见的、态度公正的和富有人道精神的欧洲公众”，不包括那些英国基金的持有者以及与英国达成谅解的欧洲国家王室。后者绝不会帮助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事业，反而为了各自的打算而牺牲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出于与英国竞争的考虑，只有法国和西班牙最有可能为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业提供援助或结为盟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充满着恐惧，殖民地摆脱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符合它们的利益。⑥在殖民地很多人的脑海中，法国的形象不算太好，专制的统治和罗马天主教的堡垒成为他们谈到法国时首先浮现出的基本特征。用乔纳森·达尔的话来说，大多数美利坚人从小就受到对天主教法国及其专制政府不信任的熏陶。⑦其实，这种对法国不良的印象主要还是法国在过去百年来一直作为英国和殖民地的竞争对手所致。约翰·亚当斯把殖民地在感情上与英国的联系列为与法国结盟的一大障碍。⑧当然，英国对殖民地的重税盘剥已经使这种障碍在大大缩小。实际上，大陆会议在寻求外国的援助上并没有太大选择的空间，在欧洲只有法国和西班牙才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可能对殖民地的自由事业提供援助，法国为大陆会议首要考虑结盟的对象。1776年3月3日，秘密通讯委员会指示已经派往巴黎的赛拉斯·迪恩，要他拜访法国外交大臣夏尔·格拉维耶·韦尔热纳伯爵，向这位法国外交决策者表明“殖民地无疑焦急地想知道在某些问题上法国的倾向，如果殖民地被迫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是否可能会承认这一事实，接待它们的大使，出于商业或防御或两者考虑与它们签署任何条约或结为联盟”。⑨到了此时，殖民地尽管尚未正式宣布独立，但已开始积极寻求外国的援助，大陆会议已经把与法国结盟提上了议事日程。
    法国无疑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动荡不安，但在殖民地正式宣布脱离英国之前也不敢轻举妄动，以防英国与殖民地和解之后把怨恨的矛头直指法国，如果出现这种结果，法国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迪马曾把富兰克林致他的信转给了法国驻海牙公使。在与这位公使的谈话中，迪马观察到，法国倾向于支持殖民地，但提供援助存在着实际困难，主要担心一旦殖民地与英国和解，将会帮助英国对付曾经援助过它们的国家。迪马随后在致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他的法国朋友透露，在法国尚未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法国将不会与殖民地结盟反对英国，更不会为后者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此外，殖民地不需要让法国或西班牙参加这场战争，“单凭贸易就足可以为美利坚人提供他们想要自行防卫的一切”。⑩法国政府此时不愿意卷入与英国的战争有出于自己利益的长远考虑，但决不会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事袖手旁观，因为这是法国多年等待打击其竞争对手的大好时机。秘密通讯委员会对这一点倒是看得很明白，1776年10月初，给迪恩的指示清楚地表明：“毋庸置疑，法国不可能对自己的利益视而不见，致使失去了摧毁她的天然敌人和我们宣称的敌人以及使其丧失威风的大好机会。”(11)他们确信法国会出于打击英国的考虑而支持殖民地独立事业的。
    富兰克林等人以为只要联合的十三个殖民地向法国伸出它们“贸易”的诱饵，就能够诱使法国对殖民地武力抵制英国提供援助或结为联盟。他在1775年7月7日致友人的信中宣称：“我们尚未请求任何外国大国的援助，我们也没有为了获得它们的友谊而让渡我们的贸易。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然而，如果我们迫于无奈，那么考虑到这一点是很自然的。”(12)富兰克林这里把美国的贸易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言外之意殖民地在这方面占据着优势和主动。换言之，只要殖民地愿意，就能赢得将与之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友谊，由此获得它们为殖民地实现自由事业提供的援助。1776年3月3日，秘密通讯委员会指示迪恩，要他向法国王室表明获得殖民地贸易的重要性，要让法国明白英国的财富主要来自与殖民地的贸易。(13)秘密通讯委员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利用殖民地在贸易上的优势来吸引法国与殖民地进行合作的谈判。
    二、法国对美国革命提供支持的原因
    法国愿意对宣布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提供支持存在着很多因素，既有削弱长期竞争对手英国的目的，又有加强与这个新独立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考虑，以保障本国现实利益的实现，但与“七年战争”的结果也有很大关系。这场战争以法国屈辱的战败而告终，英国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1763年英法签署了结束战争的《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和俄亥俄流域割让给英国，作为对其盟国西班牙把佛罗里达转让给英国的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割让给了西班牙。这场战争之后，法国在美洲的地位与战前相比黯然失色，从与英国竞争上来讲，法国实际上退出了美洲大陆。法国领导人一向把他们的国家视为地球上力量最为强大的文明国家，“七年战争”蒙受的屈辱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英帝国海洋霸权的确立更是对法国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国尽管不是在“卧薪尝胆”，但一直在寻求为1763年战争失败“报仇雪恨”的机会。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起来造英国王室的反，究竟能否成功，法国并无十分把握，但这却是法国王室多年来企盼的一个机会，打心底里希望英国会被殖民地的动荡搞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这是自1763年以来指导法国制定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从1763年英法两国签署《巴黎和约》到美国革命期间，秉承法国王室旨意负责外交决策的主要是先后出任法国外交大臣的舒瓦瑟尔公爵和韦尔热纳伯爵。这两个人对英国让法国蒙受羞辱始终耿耿于怀，一直寻求报复英国的机会，当然这种“报复”主要是为法国在与英国竞争中谋求更为有利的条件。(14)他们非常关注在“七年战争”期间帮助英国取胜的北美殖民地局势的变化，认为英国财富的来源和力量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其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及其市场，如果英国失去了这些殖民地，英国将会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自然会重新崛起，恢复和扩大其在海外失去的领土与属地，实现重建法兰西“美洲帝国”的构想。这样，在舒瓦瑟尔公爵看来，危险之源以及希望之源都存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如果没有来自这些殖民地的援助，英国不可能征服加拿大，不可能剥夺法国在纽芬兰的捕鱼权。只要这些殖民地追随英国，英国就有力量保持一个很少能够受到其他国家挑战的海洋帝国。然而，要是这些殖民地起来造反，通过战争实现了独立，那么靠着与它们结盟，甚或靠着它们保持中立，法国将能够与英国的海洋优势展开竞争。因此，舒瓦瑟尔建议密切观察这些殖民地的局势，尽可能地挑唆起它们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一旦它们举旗造反，法国就在暗中提供援助，而这种援助既可以达到削弱英国力量的目的，又不会冒过早卷入与英国战争的风险。(15)
    为了给政府外交决策提供准确信息，舒瓦瑟尔派了几个密使潜入英国和北美了解殖民地的动向，卡尔布就是其中之一。从给这位法国密使下达的五条指令来看，卡尔布受命了解殖民地居民的政治目的，是否需要外部提供援助，进一步考察殖民地军事部署以及打算脱离英国的计划等。(16)卡尔布到达北美后，对东部几个主要殖民地进行了考察，他的观察非常详细，甚至看到了美利坚人打算反抗英国的计划，包括将成为抵抗领导人的名单。其实，此时殖民地与母国的矛盾尽管在发展，但尚不足以达到扯旗造反的程度，殖民地的精英人士大多还是希望在英帝国的内部解决问题，这样要求外部援助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对此，卡尔布也看得比较清楚。1768年3月2日他从波士顿发回的报告称，各种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丝毫不存在诱使这些殖民地接受来自外国援助的手段，殖民地的领袖人物认为，接受任何外国的援助都对他们的自由构成威胁。事实上，他们十分确信自己事业的正当性、英国国王的仁慈以及殖民地对母国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局面下，殖民地从来没有考虑过采取极端的措施。一个月之后，卡尔布在乘船返国前从纽约写道，即使英国王室与殖民地存在着断绝关系的可能性，但两者之间实际敌对的爆发还很遥远。(17)卡尔布提交的报告对法国政府决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舒瓦瑟尔本想寄希望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矛盾能够演化为导致前者走向独立的大规模冲突，法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打击英国。这一冲突虽迟早会到来，但时机尚未成熟，舒瓦瑟尔也就只好作罢，不得不暂时搁置了既定的计划。
    1770年，舒瓦瑟尔被解除了外交大臣职务，主要原因是他试图劝说路易十五在福克兰群岛争执上支持西班牙反对英国。这件事表明，尽管法国一直在寻求报复英国的机会，但此时显然不愿意公开得罪力量强大的英国，以免法国卷入与英国的公开冲突之中。其实，法国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属北美殖民地局势的变化。1769年9月30日，富兰克林从法国返回北美，他以在法国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谈到，法国政府非常关注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发生争执，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小册子被翻译和刊印。富兰克林由此得出结论，“欧洲所有国家(英国除外)似乎是站在我们一边”，它们“认为英国力量的增长带来某种危险，将很高兴地看到英国内部发生裂变”。(18)舒瓦瑟尔的政策被接任的韦尔热纳所继承，当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时，法国终于等来了机会。1774年，韦尔热纳确信，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最终决裂近在眼前。经刚登基的法王路易十六批准，韦尔热纳派遣了一名秘密特使前往北美，此人名叫阿沙尔·德·邦武卢瓦，曾在圣多明戈呆过多年，在此期间访问过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城市，自称与那里的许多政治家很熟。按照指令，邦武卢瓦的这次使命是亲自拜访这些殖民地打算抵制英国的领袖人士，一方面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让他们感到，如果殖民地与英国发生战争，他们可以从法国获得援助。邦武卢瓦1775年年底抵达费城，在他的老熟人费城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戴蒙的引荐下即刻见到了秘密通讯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进行了实质性的接触。秘密通讯委员会向邦武卢瓦明确表示希望法国能够提供帮助，他们“确信，如果得不到一个在海上保护他们的国家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支撑下去，只有两个国家能够援助他们，即法国和西班牙”。(19)邦武卢瓦的报告翌年2月才被法国驻伦敦大使吉内斯接到，吉内斯于3月初将报告转交给法国外交部。(20)邦武卢瓦的报告主要是对殖民地局势的客观描述，给法国政府决策者传递了殖民地比较真实的信息。与此同时，法国戏剧家和冒险家博马舍1776年2月29日提交给韦尔热纳一份备忘录，列出各种理由，敦促法国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秘密提供与英国进行战争的援助。(21)这份备忘录，再加上邦武卢瓦的报告，使韦尔热纳等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等待多年的大好时机，他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对“造反”的殖民地提供援助这一基本方针。
    为了让法王路易十六以及政府各部门大臣了解情况，韦尔热纳在上述报告和备忘录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政策文件，以他对“英属美洲殖民地事务的思考”而著称。在这份文件中，韦尔热纳首先列举了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中法国与西班牙面对的潜在危险，认为这些“不同的推测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可能在未来导致发生一场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他设想，如果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招致失败，英国将会转而驱兵攻击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他建议法国和西班牙应该援助英属北美殖民地，使英国深陷于与殖民地的战争之中，因为战争的继续对法国和西班牙是最为有利的。为此，韦尔热纳提出了六点政策建议：一是法国应该继续巧妙地使英国内阁对法国和西班牙的目的不产生怀疑；二是采取适当措施给北美革命者在军火和资金上提供援助；三是在殖民地的独立未实现之前与北美革命者签署协定不符合国王陛下的尊严与利益；四是法国和西班牙如果提供援助，除了实现政治目的之外，不要期望有什么其他回报；五是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过分明显的无动于衷可能会被英国人以为是畏惧的结果，英国人只尊重能使他们感到担忧的人；六是所有这些深思熟虑导致的结论是，两国王室应该积极准备使用抵制或惩罚英国手段，当与英国维持和平几乎是不可能时尤其应该如此。(22)此时，英属北美殖民地尚未宣布独立，作为一个老练的现实主义外交家，韦尔热纳看到了这些殖民地的独立已经不可避免，自然在为应对北美局势的激变积极做准备了。
    路易十六同意韦尔热纳在这份文件中提出的政策主张，韦尔热纳随即让他的第一秘书雷内瓦尔起草了关于法国通过什么途径对北美殖民地提供援助的第二份政策文件。在这份文件中，雷内瓦尔提出了法国面对的三大问题以及符合法国最佳利益的解决方案。他把英国描述为法国的天然敌人，总是“剥夺、羞辱和毁灭法国”。因此，法国必须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削弱英国的力量。目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迫切需要军事用品、资金和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而法国能够满足他们这些需求。他建议法国支持这些殖民地与英国开展斗争，这样做至少可以产生三种结果，首先是削弱英国的力量和提升法国的实力；其次是造成英国贸易的急剧减少和法国贸易的大大增加；最后是最终重新获得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的属地，如海岸捕鱼地、圣劳伦斯湾，更不用讲加拿大了。雷内瓦尔进而强调，法国应该鼓励英属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但在这些殖民地取得一些成功之前不要公开站在它们一方介入。雷内瓦尔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与英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立即备战符合法国的利益，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得到这些殖民地的同情，必要的话，与它们合作致力于打击英国这一共同的事业。这份文件主要涉及法国如何能够援助这些殖民地，在什么时候法国应该援助它们，这种援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等。(23)在这份文件中，雷内瓦尔对形势分析之后提出了对殖民地起义者秘密提供武器援助，这一政策主张在法国王室国务会议上几乎无人提出异议。
    上述两份政策文件对法国面对的问题以及采取的对策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这样，到了1776年上半年，法国就确定了所奉行的基本方针，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中，法国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秘密为这些殖民地提供抵制英国的军事装备和钱财，但在形势未明了之前不便公开卷入，以免英国政府镇压了殖民地的“叛乱”或与殖民地和好之后迁怒于法国，使法国重蹈“七年战争”的覆辙。在法美达成结盟协定之前，这些考虑成为法国决策者制定相关外交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法国的秘密援助与观望等待
    在富兰克林等人到达巴黎之前，法国政府对“反叛”的殖民地提供援助乃是其深思熟虑的一种既定方针。当然，对法国政府来说，在北美战事胜败未卜的情况下，官方的公开援助显然不可取，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将战争物资交付给正在与英军作战的殖民地。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颇费周折。1776年初博马舍向韦尔热纳建议，以他本人的名义成立一家私营贸易公司，法国政府提供的枪支弹药以及其他军需品就可通过该公司秘密运往北美殖民地。正在为此事焦虑不安的韦尔热纳即刻接受了这一建议，博马舍随即成立了罗德里格·奥尔塔莱公司。该公司是这样运作的，先向政府借款100万里弗尔(当时法国通行的货币单位，相当于一磅白银，1795年由法郎取而代之)，然后用这笔钱以低价从政府军械库中购买过时的武器，接着把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用品以赊账的形式销售给大陆会议，期望用出口到欧洲的殖民地烟草来偿还所欠之款。为了使该公司赶快按照计划开展业务，韦尔热纳1776年致信路易十六，请求国王在授权他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提供100万里弗尔援助的文件上签字。他在这封信中还谈道，他将写信给西班牙外交大臣马奎斯·格里马尔迪，详细通告法国援助北美殖民地的计划，建议西班牙王室做出相同之举。(24)路易十六很快批准了韦尔热纳的请求，6月博马舍经营的公司就接到了来自法国财政部划拨的100万里弗尔，9月，西班牙国王批准的相同数目的资金也划到了该公司的账上，以后公司还陆续接到来自法国政府的数百万里弗尔的拨款。(25)
    按照韦尔热纳与博马舍事先达成的默契，法国政府的介入要严格保密，就连英属北美殖民地在欧洲的代表也不大清楚其中的蹊跷。1776年6月3日，阿瑟·李在致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谈到，法国在援助美利坚问题上依然是小心翼翼，但政府中赞成援助美利坚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他强调，西班牙更是谨慎，但可以断言，当法国采取行动时，西班牙将会通力合作。(26)阿瑟·李的这一分析主要是基于自己对欧洲局势的观察之上，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到了6月底，博马舍才给在伦敦的阿瑟·李透露将成立一个公司，为“反叛”的殖民地军队发送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希望能够从殖民地种植的烟草中获得补偿。(27)两人之间的通信往来都使用化名，以免信件被英国拦截，引起对法国政府来说不必要的麻烦。罗德里格·奥尔塔莱公司从表面上看纯属一家私人经营的商号，但在实质上完全受命于法国政府，按照韦尔热纳的指令行事。法国政府无疑希望通过提供援助使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继续下去，然而这种做法却不符合法国政府公开宣称的外交政策，因此只能“隐蔽”地进行，甚至对受援对象都严格保密。博马舍以后在致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解释说，法国国王、内阁大臣以及政府的代表对运往殖民地的所有军用物资表示公开反对，因为至少在表面上这种行为违犯了法国政府与外国签署的条约以及法兰西王国的国内法令。不过，博马舍向秘密通讯委员会承诺，他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克服困难，缓和禁令，促进与这个新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28)在美国与法国签署正式结盟协定之前，法国政府通过博马舍经营的公司将合众国进行战争需要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大西洋彼岸。据估计，博马舍主持公司事务一年期间，成功地向北美起义者运送了8船战争物资，总价值达600余万法郎。(29)法国的援助尽管不是大陆会议获得进行战争所必需物资的唯一来源，但对处于几乎“绝望”中的大陆军来说，博马舍公司运送的军火或其他军需品无疑具有“输血”之效，对增强大陆会议领导人的战争必胜信念和鼓舞大陆军的士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谈判代表到达法国之后，法国政府尽管没有过分怠慢富兰克林一行，但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他们的要求敷衍搪塞，不从正面给予肯定的答复。法国显然还是心存疑虑，担心合众国难以抵挡英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而最终屈服，因此只能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即使提供援助，也只能是“秘密”进行，不愿冒公开得罪英国之风险。法国一方面希望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合众国打击英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与英国公开交恶，以免在局面未卜的情况下卷入战争。法王路易十六1777年初在回答合众国谈判代表请求支援的信中写道：“法国并未阻止美国人获得他们能够通过贸易得到的资源，但法国向他们建议，他们应该遵循所有法国签署之条约中的准确含义的约定条款，因为国王不希望成为首先违背者。”不过，路易十六特别强调了他对这些“联合诸邦的仁慈与善意”，同意提供秘密援助。(30)这封信不长，只有数百字，但确定了法美同盟形成之前法国对发生在大洋彼岸战争奉行之政策的基调。
    与此同时，北美战事向着不利于新独立国家的方向发展。在整个1776年，大陆军屡战屡败，英国军队在布鲁克林战役中击溃了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纽约，把华盛顿的部队驱赶到新泽西一带，绝望的情绪笼罩着这个新国家。合众国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不能得到法国政府及时的援助或法国站在美国方面公开介入，独立事业可能就毁于一旦。大陆会议指示富兰克林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谋得与法国结盟，让法国公开站在美方一边参战。法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观望等待，一方面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继续对合众国提供秘密援助，希望这场至少消耗英国力量的战争持续下去，给自己视北美战局的变化决定是否介入留下充足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合众国的独立未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法国尽量避免与英国公开发生冲突，以免在合众国失败之后给英国留下报复的口实。当然，法国并不是在消极“观望”，而是积极备战，等待时机成熟。因此，就法国而言，“观望”只是拖延卷入战争的时间而已。1777年9月8日，富兰克林等人在致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中谈到，自他们来到法国以来，法国王室采取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法国“对英国表明遵守所有条约的决心，并且通过下述举措证明了这一决心，即归还公开带到法国港口的战利品，囚禁了那些被发现涉及从法国准备以武装船只进攻英国的人，常常警告来自美国的那些船只离港，屡屡下命令禁止出口战争物资”。不过，他们还谈到法国王室私下“对我们表示了真正的友谊，希望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对我们在这里尽可能多地获得供应品保持缄默，以免让英国怨恨有了充足的理由，私下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援助，正在准备战争”。(31)美国谈判代表尽管对法国王室拖延公开与英国为敌颇有怨言，但也深知其中之原因，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向法国王室施压以求法国尽早站在合众国方面介入战争。
    其实，到了此时，北美的战事开始向着有利于合众国的方向转变。1777年10月17日，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击溃了攻入纽约北部的英军，英军将领约翰·伯戈因率5000名将士投降，此前屡屡战败的大陆军取得了这场史称“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这场战役的结局对于合众国军民战胜英军显然是个巨大的鼓舞，一些学者将之视为美国革命的转折点不只是限于战争进程向着有利于美方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还是指那些打心底希望英国力量受到削弱的欧洲国家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尤其是抱着“观望”态度的法国从这场战役中看到了合众国事业能够成功的希望，坚定了法国与美国结盟打击英国的信心。约翰·亚当斯确信，这场战役使法国那些犹豫不决的决策者决心走向结盟。(32)当然，法国政府对美国革命的支持从“隐蔽”转向公开，受很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在于与美国并肩对英作战既符合法国的长远利益，也是法国的一项既定战略，法国表面上“无动于衷”，实际上是等待时机，萨拉托加战役的结局对这一时机的到来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法美结盟及其对美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由马萨诸塞州战争委员会秘书乔纳森·洛林·奥斯丁带到了法国。1777年10月30日，他作为秘密信使从纽约出发。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法国的南特港。靠岸后，他即刻前往巴黎附近的帕西，将这场战役的结果通报给住在这里的美国谈判代表。12月初，法国政府就基本上了解了北美战事的状况。与此同时，为了阻止法美联盟的形成，英国首相弗雷德里克·诺斯勋爵成立卡莱尔委员会，试图在英帝国的范围内调解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富兰克林有意将英国调解的信息透露给法国王室，让法国人感到如果不及早采取行动，英国就会抢先一步与美国和解。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法国等国的疑心，大陆会议专门让美国谈判代表表明，自《独立宣言》发表以来，英国国王或其代表与合众国之间没有达成过任何协定。为此大陆会议特做出下述决定：一是合众国在几个欧洲国家王室的代表受命向各自居住国的王室请求提供紧急援助，以阻止外国部队进而派往美国，也敦促这些王室认识到承认合众国独立的需要。二是英国国王或其任何代表与合众国之间达成协定的建议，均与合众国的独立以及大陆会议授权下签署的协定或形成的联盟不相一致，将遭到大陆会议的拒绝。(33)尽管大陆会议做出了不与英国和解的保证，但法国对此还是有所担心。法国之所以很快与美国谈判代表达成通商和结盟协定，阻止美国再次倒向英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778年1月8日，路易十六致信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谈到，英国已经向殖民地发出了和解的信号，法国和西班牙务必要阻止殖民地“与母国重新联合”。(34)大陆会议绝对不会接受不承认其独立的任何调停建议，但英国的举措客观上加速了法国王室站在美国方面介入战争的过程。韦尔热纳随后写了一份提交给法国国王关于1774年之后法国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他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写道：“伯戈因投降的消息在英国引起几乎一致的要求，应该与美国媾和以及与法国开战，很快英国议会就出现了回应。议会中最能干的议员倾向承认美国的独立，然后与之结盟，就像陛下与西班牙统治家族结盟一样。这一把两国人民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联合将使它们成为和平与战时的联盟，法国将不得不为这一联盟付出代价。”(35)韦尔热纳决心通过与合众国结盟阻止英国与其“殖民地”和解。
    美国代表知道与法国谈判的局面已经改观，他们在巴黎“被动无奈”的等待即将画上句号。1777年12月8日，富兰克林等人致信韦尔热纳，请求他考虑差不多一年前呈递给法国政府关于签署“友好通商条约”的建议。(36)韦尔热纳很快做出回应。12月17日，受韦尔热纳之命，法国谈判代表康拉德·亚历山大·热拉尔来到美国谈判代表住处，正式通知富兰克林等人，经过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国王陛下决定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与合众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富兰克林等人即刻将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37)在谈判中，法国提出，法美两国在达成通商条约的同时应签署一个军事联盟的协定。富兰克林等人本来对法国作为盟国介入战争就没有太大的异议，只是不希望把合众国的未来与一个欧洲大国联系在一起。此时，美国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获得对英战争的胜利，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人面前，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获得外部国家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他考虑，美国也就无暇他顾了。1778年1月初，热拉尔告知富兰克林等人，法国准备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和军事盟约，军事盟约的条款由法国提出，热拉尔对富兰克林等人详细解释了法国政府签署军事盟约的目的。据热拉尔1月9日写给韦尔热纳的报告称，富兰克林等人表示赞成。他们“有点欣喜若狂地赞成这种安排。富兰克林先生承认，他从中看不出有任何不崇高和不公正的条款，也看不出与最慷慨高尚的目的有不一致的地方”。(38)1月8日，路易十六向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通报了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希望西班牙能够与法国联合行动，公开介入战争。西班牙王室未能给予明确回复，法国只好单独采取行动。法美谈判代表经过一个月的交涉，于1778年2月6日在巴黎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和《联盟条约》。
    法美《友好通商条约》共33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在“商业和航海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对如何实施最惠国待遇做出具体的规定；法国在自己的海域内对美国商船及其货物提供保护，法国战舰对公海上航行的美国商船提供护航；美国承诺对法国臣民的商船及其货物提供类似的保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同意与北非国家斡旋，给美国商人在地中海一带的商业活动提供安全；法国人和美国人均不得在另一国领海内进行捕捞活动；“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战时禁运品例外，并对禁运品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合众国将从来不向运往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征收出口税；相互同意一方在另一方港口有驻扎领事、副领事、代办和代表的自由；除了法属西印度群岛已经开放的自由港之外，法国同意向美国商人开放在欧洲的一个以上的自由港。(39)美国在发展与法国的贸易关系上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联盟条约》共13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在目前英美冲突期间，如果战争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作为盟国，法国和美国将使之成为共同的事业；该联盟的目的是“有效地维护合众国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政治上的自由、主权以及无限制的绝对独立”；合众国可以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美洲的北部地区”和百慕大；法国明确表示放弃对这些领土的要求，但将保持其占领的任何加勒比岛屿；在未得到另一方的正式同意之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得与英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40)这两个条约于1778年5月4日和7月16日分别获得美国大陆会议和法国王室的批准，开始生效。
    美国与法国结为军事联盟尽管违背了大陆会议与法国谈判的初衷，也是当时很多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急欲让欧洲国家承认自己独立合法性的美国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法国结盟促使了处于“犹豫不决”的法国公开介入反英战争，开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先河，对其他欧洲国家改变对美国革命的消极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赴欧洲的美国使节对此早有认识。1777年10月6日，被大陆会议派往意大利托斯卡纳公国的谈判代表拉尔夫·伊泽德在巴黎致信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欧洲大国似乎正在等待凡尔赛王室关于承认美国独立的决心。他认为，只要法国开了先例，所有那些其利益使之希望削减英国权力的国家将紧随法国之后。(41)1778年1月2日，大陆会议派到奥地利的代表威廉·李致信查尔斯·托马森，谈到普鲁士首相对他说，国王陛下将不是承认美国人独立的最后大国，但是阁下必须清楚，对陛下来说，率先承认将是不“正常的”；至少法国应该树立先例，因为该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与贵国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威廉·李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法国与合众国签署了相关协定，普鲁士国王将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42)与法国签署两个条约之后，富兰克林等人在致信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中强调，合众国现在与法国结为盟国，这“对维护其自由和独立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联盟将无疑促使了与西班牙和波旁家族的联盟，可能也促使了与荷兰和其他欧洲大国的联盟，因为这些国家对贸易自由很感兴趣，无不希望削弱英国的力量……当法国决心维护其与我们的贸易时，一场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43)这些身处欧洲的美国谈判代表也许过高地估计了法美结盟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要这些国家效仿法国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甚至结盟远不是仅凭法国参战所能决定的。因此，他们设想欧洲大陆那些深受英国海洋霸权之害的国家将支持美国独立的局面几乎没有出现，但法美结盟的确改变了合众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地位，尤其是法国对合众国独立的承认使这个新国家履行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具有了实际意义，这种结果显然有效地改善了合众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给美国争取更多国家的援助提供了广阔空间。
    法美结盟对西班牙积极投身于对英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班牙和法国是一个长期视英国为竞争对手的联盟，两国王室均属于波旁家族，所以法西联盟在历史上被称为“家族联盟”(Family Compact)。在法美盟约缔结之前，西班牙王室基本上与法国王室同步行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基本上保持了步调一致。受法国王室政策的影响，西班牙王室在法美结盟之前也对“反叛”的殖民地提供秘密援助。西班牙对合众国的援助并不是愿意使之摆脱英国获得独立，而是出于削弱其与法国共同敌人的考虑。这在客观上使迫切需要欧洲国家承认的合众国对西班牙王室寄予希望，力图促使西班牙站在美国方面公开介入战争。法国与合众国签署结盟条约之前，曾经征求过西班牙王室的意见，希望西班牙能够与法国联合行动，加入法美联盟。美国谈判代表对此颇有信心，相信此事必会成功。(44)他们对西班牙加入反英联盟前景的估计显然有些过于乐观，不过也不是毫无根据，也许单凭美国之力很难使西班牙迈出公开与英国为敌这关键性的一步，但他们相信法国有这种能力。法美结为联盟之后，法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敦促西班牙早日入盟或者至少介入这场反对英国的战争。西班牙王室尽管对法国单独与美国签署盟约颇有微词，但法国政府施加的影响在西班牙对外政策中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国没有说服西班牙加入法美联盟，但却通过1779年4月12日与西班牙签署协定促使了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西班牙的参战带来交战双方力量的变化，大大缓解了法美联盟面对的军事压力，尤其是法美联盟方在战舰数目上开始占据优势，这对于战局的改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5)华盛顿曾致信古维诺尔·莫里斯说：“如果西班牙人将让他们的舰队与法国联合，开始(与英国的)敌对，我的疑惧将会完全消失。没有西班牙的介入，我担心英国的海军将打算以其强大的力量挫败法国。”(46)华盛顿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西班牙介入战争对扭转战局的重要性。1779年6月29日，韦尔热纳致信法国首任驻美公使热拉尔，谈到西班牙作为盟国介入战争的影响，“西班牙的部队开始与法军联合，致力于给英军以沉重一击，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的独立”。(47)詹姆斯·麦迪逊认为西班牙对美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8)美国争取西班牙成为盟国的外交努力尽管遇到了挫折，但西班牙并没有成为美国打赢这场战争的障碍，反而在提供给合众国的援助上成为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欧洲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参战后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以及西班牙力图与法国政策保持一致的结果。
    对处于战争状态的美英两国来说，战争的局面无论有利于哪一方，进行战争本身都会使它们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代价。战争只是一种手段，追求有利于自己的和平条件才是交战方进行战争的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法美结盟加大了美国迫使英国让步的“筹码”，客观上加快了英国承认合众国独立的媾和进程。美国与法国签署结盟条约之后，英国竭力想造成这一联盟的分裂，向合众国境内寄发致当地民众的呼吁书，散播一些自称是被截获的信件，目的是让美国民众清楚法国为“阴险小人”，而英国才是合众国的真正朋友。富兰克林的英国友人戴维·哈特利在诺斯首相的授意之下，致信富兰克林强调与英国结盟优于与法国结盟。(49)桑顿是安插在阿瑟·李身旁的英国间谍，他向英国王室提供的秘密情报表明了美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英王乔治三世对这些情报非常重视，1778年3月上旬连续给诺斯发信数封，声称如果桑顿所言属实的话，法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战，因为法国担心美国人也许在危难时刻会置其于不顾。这种结果势必导致“目前动荡的局势将很快结束，这只老狮子将会重新发威”。(50)乔治三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诺斯加快与合众国和解的步伐，设法阻止法美盟约在大陆会议上批准生效。
    英国在法美结盟之初发起的这场和平攻势最终没有成功，但却表明了英国试图与合众国“妥协”的意向，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法国借美英战争从中渔利。美国正式启动了与英国的和谈之后，法美联盟自然就成为美国要挟英国的一个重要条件。1782年12月26日，富兰克林致信塞缪尔·库珀谈到，正是美国与法国之间密切的联系，才使得“我们在与英国谈判中有了砝码，也才使得我们在整个欧洲受到尊重”。在富兰克林看来，美国的政治利益在于“极为严格地遵守和履行我们与法国结盟的保证，与此同时对英国采取不完全使她丧失和解希望的行为”。(51)富兰克林希望美国严格遵照法美盟约的规定，恰恰就是不想让英国有隙可乘，以此加大迫使英国让步的砝码。从英美最后达成的和约来看，英国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条款并没有过多地讨价还价。就连老于世故的韦尔热纳也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1782年12月4日，韦尔热纳致信雷内瓦尔，谈到英国对美国的让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认为“英国人是在购买和平，而不是缔造和平。他们在诸如边界、捕鱼场地以及亲英分子等问题上的让步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限度”。(52)英国对美国让步的原因很多，战场上的失利是最主要的考虑，但促使美国与法国分离也是英国当时外交上追求的一个近期目标。1783年6月1日，哈特利向美国和谈代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主要涉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哈特利认为出于各种原因，法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法国支持美国主要是出于实现其欧洲利益的考虑，只有英国才是美国的真正盟友。(53)哈特利具有官方背景，他的说法在英国政界很有代表性，在谈判中英国对美国的让步无非就是使之成为现实。对于这一点，很多美国要人看得很清楚。如邦联国会外交部长罗伯特·利文斯顿就认为，英国对美国让步之目的是将“我们的友谊转向英国，法国最终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敌人”。(54)利文斯顿这里只是想提醒美国和谈代表要对英国政府多加防备，不要让其分离法美同盟的“阴谋”得逞，但却道出了英国对美国让步的深谋远虑。
    法国对美国的有形援助在法美结盟之后更为明显。据统计，在革命期间，大陆会议从法国总共获得2600万法郎的援助，1777年为200万法郎；1778年为300万法郎；1779年为100万法郎；1780年为400万法郎；1781年为1000万法郎；1782年为600万法郎。(55)法国国王还为别的国家提供给美国贷款充当担保人。1781年3月，大陆会议派约翰·劳伦斯前往巴黎请求法国国王提供资金援助和对一笔贷款给予担保。5月16日，韦尔热纳致信劳伦斯，告知国王陛下很高兴地以馈赠形式答应援助600万里弗尔，也同意愿意担保荷兰提供给大陆会议1000万里弗尔的贷款。“如果这笔贷款遇到困难，陛下甚至决心尽可能快地从他自己私房钱内出这笔钱”。(56)法国派出正规部队与大陆军联合作战取得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1781年10月19日，在美法联军包围之下，被困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半岛上的英军将领查理斯·康沃利斯率8000余名将士投降，这场战役完全改变了北美战事。客观上讲，法国的这些有形援助不是合众国取得对英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却大大有助于合众国改变在战场上的“劣势”和国内的财政状况。1781年5月8日，亚当斯致信富兰克林，称赞他从法国王室争取到的援助对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当合众国正在整顿其财政时，近两三年提供的类似这种援助实质上大大有助于共同的事业，将奠定法国与合众国之间也许永久持续的信任和感情的基础，这比这笔钱的价值要高出十倍”。(57)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德华·埃弗里特1831年10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称，法美结盟是美国革命的大事，“挽救了合众国”。(58)埃弗里特这里是要人们不可忽视法美结盟对美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这正是美国谈判代表竭力为法美联盟辩护的原因，就连极力反对与欧洲国家结为政治军事联盟的约翰·亚当斯也一度转变了态度，认为法国在美国独立中的利益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可值得信赖的联盟，与英国的冲突决定了两国在遏制英国海上霸权形成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合众国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法国抵制英国针对其而采取敌对阴谋的天然屏障，法国是对美国抵制英国针对其贪婪欲望的天然保护”。(59)亚当斯甚至断言，他在欧洲生活的时间越长，考虑合众国的事务就越多，对他来说与法国的联盟就越加重要。这一联盟是合众国安全建立在其上的牢固基础。(60)亚当斯等人为法美联盟的辩护很难说是肺腑之言，但却与美国革命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相一致。美国革命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美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而且需要外部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法国出于削弱竞争对手英国的考虑扮演了支持美国的主要角色，美国也正是从与法国的结盟中获得了战胜英国的重要资源，法美联盟对于美国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论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家，外交决策者很少不受美国人信奉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样就会使美国外交多少打上了一些非现实的“理想”色彩。其实，如果把对外政策的制定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上考虑，势必会误导决策者对局面的判断，导致执行一些“损人又不利己”的对外政策，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法美结盟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反例。在君主制度盛行的时代，美国革命领导人可以说是充满着“理想”的一代，追求“自由”、维护“共和”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对欧洲君主制的批判以及对暴政的痛恨，充斥于他们的著述和彼此通信中。如果仅从追求的目标上讲，美国革命那一代人不可能与欧洲任何君主专制国家进行合作，更不要说结为联盟了。
    然而，他们在外交实践中却打破了意识形态框框的限制，完全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之上，这样才出现了共和制的美国与君主制的法国结为联盟的例子。1780年5月，英国一位将军在下院发表讲话认为，距离、传统、语言和宗教等因素注定法美联盟不是天然的。约翰·亚当斯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当两个国家大体上具有相同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盟国；当两个国家具有相反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敌人”。(61)亚当斯的这种看法在革命一代中具有代表性，大陆会议的很多成员后来转变了态度，欢迎与法国结盟，他们认为在与英国的斗争中法美两国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共同利益。托马斯·杰斐逊出任美国驻巴黎公使期间，与韦尔热纳打交道甚多，他在1782年1月30日致麦迪逊的信中谈到，韦尔热纳是欧洲的一位伟大大臣，但他对美国制度有着非常不完善的思想，丝毫不相信这种制度。他“致力于纯粹专制主义原则决定了他对我们的政府毫无感情，但是他对英国的担忧使他把合众国看作一个砝码”。(62)美国人看法国制度与韦尔热纳看美国制度所持观点大概区别不会太大。法美两国在制度上是完全对立的，但丝毫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共同的利益决定了法美结盟至少在美国革命期间是符合两国追求的近期目标的，对迫切需要法国提供援助的美国更是如此。从美国所得来看，法美结盟应该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胜利，美国基本上达到了要法国公开介入战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恰恰是把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现实利益考虑之上的结果。如果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想取得法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从法美结盟中所得远远大于法国，法国只是希望通过结盟把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牢牢地拴在它与英国竞争的战车上，当然这只是法国的一厢情愿，与这个新独立国家所确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外交理念相悖。在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肩负着为全世界树立“楷模”的使命，因此不能卷入欧洲君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与纷争，否则争取“自由”的美国革命便失去了实质意义，只能在互惠条件下发展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原则尽管包含着自由的美国与专制的欧洲在政治上二元对立的“理想”色彩，但从长远来看无疑符合这个新国家的实际利益，可以让美国摆脱了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使美国从这些纷争或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因此，“不卷入欧洲国家的纷争”自然成为绝大多数美国精英人士的共识，从美国革命开始之日起就对这个新国家制订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法国结盟显然与这一外交原则不相一致，但却是美国实现独立大业之必需。在美国外交史上，原则和利益通常是一致的，原则往往服务于一个较长时段的现实利益的实现，不过丝毫不排除两者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发生冲突。在现实利益与常常带有“理想”色彩的原则的选择上，美国领导人会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服务于眼前利益的前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服务于长远利益的后者。法美结盟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旦实现了美国革命所确定的目标，他们会很快使“不卷入”原则复归到指导外交决策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美结盟并没有坚固的基础，只是美国在特殊情况下对既定原则的一种妥协而已。因此，在美国实现了结盟所确定的目标之后，法美联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共和制的美国与欧洲一个君主大国的利益绑在一起只会损害美国作为自由“避难所”的形象，还会使摆脱了对英国依附的合众国转向对另一个欧洲大国的依附，不可避免地卷入它们之间的权力争夺之中。美国人尤其看重后一点，因为这与他们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美国人可以真诚地感谢法国人对他们追求自由提供的援助，但他们决不会为报答这种援助而牺牲本国的长远利益。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久的利益，敌人和朋友永远是由利益来确定的。用亚当斯的话来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家之间爱恨习惯很容易发生改变，“实质的利益也会发生变化”。(63)亚当斯这里的本意是指合众国的利益从英国向法国的转变，但同样适用于革命结束之后美国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长远利益决定了法美联盟对美国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法美联盟的废除尽管在美国政府内部出现过争执，但其在1783年之后的美国外交中基本上没有发挥过作用，最终在名存实亡中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如果仅看美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就会感到美国不是根据国家的私利来决定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是用非常“崇高”的语言把自我利益包裹起来，给外交活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其实，美国任何时候都是以如何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实现来确定外交政策。在这方面，法美结盟提供了最能说明问题实质的例子。
    注释：
    ①参见Samuel Flagg Bemis,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55, 184;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85; Jonathan R. Dull, "Fran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n as Tragedy," 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 Albert, eds.,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 of 1778,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pp. 75-78.
    ②参见Edmund S. Morgan,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17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84; David Schoenbrun, Triumph in Paris: The Exploit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p. 177-178.
    ③美国学者的观点详见两本关于法美联盟的论文集，Lawrence S. Kaplan,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a Candid World,"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Hoffman and Albert, eds.,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 of 1778.
    ④参见Franklin to Charles William Frederick Dumas, December 19,1775, in Mary A.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8, pp. 2-4.
    ⑤Franklin et al.,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to Arthur Lee, December 12,1775,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9，p.63.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网站上获得(下同)。
    ⑥参见Dumas to Franklin, April 30，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 p.86.
    ⑦参见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3.
    ⑧参见John Adams to Horatio Gates, March 23，1776, in Paul H. Smith, ed.,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vol.Ⅲ,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78, p. 431.
    ⑨Franklin et al.,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to Silas Deane, March 3, 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p. 78-79.
    ⑩Dumas to 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May 14, 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91.
    (11)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to Deane, October 1, 1776,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p. 5.
    (12)Franklin to Joseph Priestley, July 7, 1775, in William B.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2.
    (13)详见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Instruction to Silas Deane, March 3, 1776,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2, pp. 371-374.
    (14)从1763年到1775年这一时期，法国档案中的回忆录、日记、信件和报告充斥着相同的目的，即对英国进行报复，对其商业以致命打击，恢复法国的商业，最终重振法国在欧洲的威望。参见C. H. Van Tyne, "French Aid before the Allianceof 177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Ⅲ，no. 1(October 1925)，p.23.
    (15)舒瓦瑟尔公爵的观点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p. 330-331.
    (16)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 417.
    (17)卡尔布提交报告的主要内容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p. 417-418.
    (18)Franklin to Samuel Cooper, September 30, 1769,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2, p. 211.
    (19)Achard de Bonvouloir to Comte de Guines, December 28, 1775,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p.11.
    (20)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p. 335-336.
    (21)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371.
    (22)详见Comte de Vergennes: Considerati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America, March 12, 1776,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pp. 18-24.
    (23)详见Joseph Matthias Gérard de Rayneval: Reflections on the Situation in America, April 1776,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pp. 24-29.
    (24)参见Vergennes to Louis ⅩⅥ,May 2,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pp. 89-90.
    (25)这一过程详见Blanche Evans Hazard, Beaumarchai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Edwin L. Stocome, the Printer, 1910, pp. 13，20.
    (26)Arthur Lee to 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June 3, 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95.
    (27)参见Beaumarchais(under name of R. Hortalez & Co.)to Arthur Lee(under name of Mary Johnston), June 26, 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98.
    (28)"R. Hortalez & Co."(Beaumarchais)to 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August 18, 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131.
    (29)参见Wharton，ed.，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vol.Ⅰ，p.372.关于法国在与美国正式签署条约之前提供的援助详见Tyne，"French Aid before the Alliance of 1778," pp. 20-40.
    (30)Louis ⅩⅥ: Answer to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January 13, 1777,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pp. 32-33.
    (31)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to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8,1777,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4, 1984, p.515.
    (32)参见Charles F.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 Ⅰ,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6, p. 271.
    (33)Journals of Congress, November 22, 1777,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p. 425-426.
    (34)参见Louis ⅩⅥ to Charles Ⅲ, January 8, 1778,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467.
    (35)转引自C. H. Van Tyne, "Influences Which Determined the French Government to Make the Treaty with America, 177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1, no. 3(April 1916), pp. 532-533.
    (36)详见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to Vergennes, December 8, 1777,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5, 1986, pp. 260-261.
    (37)详见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to 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8, 1777,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5, pp. 305-309.
    (38)Conrad Alexandre Gérard: Report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January 9, 1778, in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p. 57.
    (39)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February 6, 1778, in Hunter Miller, ed.,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Ⅱ,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 pp. 3-29.
    (40)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February 6, 1778, in Miller, ed.,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Ⅱ, pp. 35-41.
    (41)详见Izard to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6, 1777,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403.
    (42)William Lee to Charles Thomson, January 2, 1778,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p. 464.
    (43)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to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8, 1778,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5, pp. 727-729.
    (44)参见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to the President of Congress, February 8,1778, in Willcox,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5, pp. 634-635.
    (45)关于西班牙与法国海军联合的战舰具体数目详见Arthur Lee to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0, 1779,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p. 292.
    (46)Washington to Gouverneur Morris, October 4, 1778, in Theodore J. Crackel and Philander D. Chase, eds.,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vol. 17,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8, p. 254.
    (47)Vergennes to Gérald, September 7, 1779,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p. 310.
    (48)参见Irving Brant，James Madison：The Nationalist，1780-1787，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Bobbs-Merrill，1948，pp. 278-279.
    (49)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Ⅰ, pp. 324-325.
    (50)乔治三世从1778年3月3日至10日致诺斯的四封信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Ⅰ, p. 659.
    (51)Franklin to Samuel Cooper, December 26, 1782, in Ellen R. Cohn, ed.,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38, 2006, p. 504.
    (52)Vergennes to Rayneval, December 4, 1782,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 107.
    (53)详见Hartley's Memorial to the Commissioners, June 1, 1783,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p. 465-469.
    (54)Livingston to John Jay, December 30, 1782,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Ⅵ, p. 175.
    (55)详见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Ⅰ, p. 489.
    (56)Vergennes to John Laurens,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Ⅳ, p. 418.
    (57)Adams to Franklin, May 8, 1781, in C. James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11,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9.
    (58)Edward Everet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Revolu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33, no. 73(October 1831),p.450.原文可在http://digital.library.cornell.edu/n/nora/nora.1831.html上获得。
    (59)John Adams to Samuel Adams, July 28, 1778, in Robert J.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6, 1993, p.326.
    (60)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 August 4, 1778,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6, p.348.
    (61)Adams to Edmund Charles Genêt, May 17, 1780, in Richard Alan Ryerson,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9, 1996, p. 321.
    (62)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Ⅰ, p.351.
    (63)Adams to Edmund Charles Genêt, May 17, 1780, in Ryerson,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 9, 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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