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英文标题】A New Perspective on "Price Revolution"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16th Century
    【作者简介】朱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对于16世纪“价格革命”的原因，过去往往局限于货币数量论，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本文则通过对气候和人口、商业和市场、信贷发展几个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指出价格革命有更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这些多元因素与价格运动相互作用，影响了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
    【关 键 词】价格革命/人口/贸易/信贷

    近代早期席卷整个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传统的解释往往将其归因于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进这种倚重于美洲贵金属流入的观点（即货币数量理论），简单因果论的解释模式有着极其悠久的理论传统。早在价格革命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就提出了这种解释，他们认为发生于西班牙的物价飞速上涨是由于美洲金银大量进口所致。其后，法国思想家博丹也支持这一解释。而到了现代，费雪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即“PT＝MV”（分别代表价格、交易量、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在均衡条件下价格水平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① 这一方程式对后来学者影响极大，往往过分强调方程中货币对价格的影响，因而市场中增加了的货币量就成为历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早在1895年，德国史学家韦埃伯在其著作中就将16世纪西欧物价飞涨归结为美洲金银流入的影响。② 进入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汉密尔顿更是成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极其翔实的数据资料论证了美洲白银输入对于西班牙和欧洲的影响，从而使货币数量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式。③
        然而，这种解释模式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价格革命的真相，尤其随着详细数据的不断收集和史学界的理论更新，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价格革命”有了更新的认识，仅仅依靠贵金属数量理论并不能解释清楚这场价格运动的复杂性，尤其在涉及物价上涨的时间、地区等因素时，用单一的贵金属流通模式来解释便显得苍白无力。
        首先，汉密尔顿的研究主要是以西班牙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西班牙在欧洲具有独特性的原因就在于它受到美洲的影响深刻，但又将欧洲其他国家与西班牙的不同归结于美洲财富到达不同地区的时间差。④ 这种解释模式并不能包括欧洲所有地区。布罗代尔也认为，虽然我们都倾向于按照汉密尔顿的著作来描绘欧洲总体的价格运动，但伊比利亚半岛是与欧洲经济不同的区域。对于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早在15世纪后半叶价格就已经开始缓慢上涨，几乎每年上涨1％。而西班牙则是处在这一“价格革命酝酿时期”之外的主要国家。⑤ 因为16世纪开始对美洲的开发才使西班牙开始能够大量得到美洲的贵金属，因而汉密尔顿的研究正是基于16世纪开始的贵金属输入和价格上涨数据，这就不能反映出欧洲价格上涨的整体性特征。也正是因为价格运动的长期性和持续性，这段时间也成为经济史研究中的长时段，被年鉴学派史学家称作“漫长的16世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价格上涨从15世纪中期时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时期。⑥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从15世纪中期起，中欧白银大量出现与这一时期开始的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中欧实现了采矿业的突破，一方面发现了大量含银的富铜矿，并且发展起通过铅从富铜矿中分离出银的技术，另一方面发明了有效的排水机器和鼓风炉，德国血统的矿工和机械师傅是新方法尤其是银、铜、锌工业的发明者和传播先驱，中欧的发明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⑦ 在阿尔卑斯山以东和奥地利、德意志东部一系列新发现的银矿，和波希米亚、萨克森的老的银矿的再度开发，都减缓了长期以来的银荒带来的问题。1462年与1530年间，中欧地区的银产量增加了五倍多。在1526—1535年间达到最大，每年生产近300万盎司，这个数字在19世纪都未曾达到。⑧ 此外，葡萄牙人从非洲西部进口的贵金属也大量流入欧洲。
        但这些中欧出产的白银贵金属却大量流向中欧和东方。一方面是通过威尼斯和安特卫普的港口出口到利凡特以进口东方产品，⑨ 白银由此大量流向东方，另一方面还因为在东方西班牙本洋里亚尔更值钱，与先令的比价比在欧洲要高出许多，因此为货币投机商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白银更多是作为一种商品而进入东西方流通的，安特卫普、老挝等地都是这样一种商品投机的大型集散地。⑩ 美洲金银流入欧洲之后有三分之一消耗于利凡特和远东的贸易中，此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流往北欧和中欧地区以购买粮食。而且从美洲流入欧洲各国内的贵金属被广泛用于储存和私人奢侈用途，黄金和白银在国内使用广泛，大量用于金属餐具、装饰、宗教和世俗的各种用途，(11) 导致了贵金属货币实际上的短缺。在法国，相当大数量的贵金属流入金匠铺，主教和修道院长、领主甚至商人都寻求金银餐具、金链条、金戒指、金银圣物、烛台、十字架等，金银因而大量流入教堂。中产者的大量出现也使其家庭装饰品倾向于使用贵金属，因而据估算流入个人之手的金银和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数量达到同等规模。(12) 从西班牙到安特卫普，人们都抱怨贵金属的严重匮乏，欧洲各国贸易的增长远远超过金银的供应，于是不得不用增发铜币或信贷的办法来解决，货币也不断被重铸，面值不断增大。
        而且，影响价格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与美洲贵金属的流入并不同步。西班牙在美洲最早发现的贵金属是黄金，黄金进入西班牙的数量在16世纪上半叶是上升的，而在法国的数量却是下降的，1521年为5000单位，而1551年则只有1500单位，但法国的货币数量却是上升的，1521年为50，000单位，1551年为100，000单位，这说明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并非就是美洲黄金的进口。(13) 另外，欧洲各国16世纪的货币都遭受了贬值现象，这也是与贵金属的短缺有关，在英国1540—1550年间发生了货币重铸和严重的货币贬值现象，货币中的金银成分大大减少，但为适应日益活跃的经济需求不得不增发货币，而在欧洲贵金属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必然也相应减少。(14) 法国货币图尔里佛中含银量也不断降低，1541—1550年为50％，1551—1560年为39％，1561—1570年为11％，1571—1580年为17％，1581—1590年为18％，1591—1600年仅为5％。而货币却在不断增加发行，1493—1550年图尔里佛总量为4000万，1551—1610年则达到1亿。(15) 此外，从1500到1650年荷兰、匈牙利等国的货币白银成分都减少了50％，英国则贬低了三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主要是在16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在美洲发现规模巨大的波托西银矿，而之前则主要是黄金的生产。
        以上正是在运用费雪公式解释价格革命时所没有考虑的两个重要例外。货币数量理论公式“PT＝MV”通常将T和V视为不变量，依赖M的数量来判断P的变化，而且还须假设流入欧洲的贵金属全都作铸造货币之用，而不考虑流往东方或者储存的情况。由此可见，虽然有美洲金银的供应，但16世纪欧洲的贵金属数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量减少，将价格革命归结为美洲金银涌进的说法并不能够成立，因此必须将单纯从货币数量角度讨论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
        不可否认，自然气候原因起到一定的客观作用。16世纪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粮食价格飞涨引起的，欧洲许多地方农业收成欠佳，纷纷改耕为牧，以致许多地区的粮食不得不依靠进口为主，北欧和东欧尤其是波兰的粮食成为西欧和南欧的主要供给。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东欧日渐边缘化的后果，传统的说法认为是东欧“再版农奴制”的结果，但都没有考虑到16世纪气候变化的环境背景。古贝尔在对17世纪博韦地区的研究中，发现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次粮食歉收（1597、1630、1661、1691、1725），并且将其与太阳活动周期，即太阳黑子周期及耀斑联系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的波动性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16) 所谓的“17世纪危机”也与其相关，漫长的16世纪一直延伸到1650年，其间气候的变化对收成及经济政治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
        1450到1750年，英格兰的总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600。在法国，从1500到1592年，价格增长了十倍。在对巴黎食品市场价目表的分析中，鲍兰和穆芜莱发现，1521—1522、1524—1525、1531—1532、1545—1546、1562—1563、1565—1566、1573—1574、1586—1587、1589—1591年的粮食歉收都导致了价格的上升。(18) 在对多菲内地区物价的研究中发现，1572年的歉收造成物价昂贵，直到1580年才有好转，但接下来整个80年代都是在粮食歉收中度过的，谷物价格一直飞涨，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所好转。(19) 在英国的埃克塞特，一夸脱小麦的价格1543—1544年不到10先令，两年后上涨到19先令以上，在1546—1548年下降到不足7先令，而到1551—1552年则又上涨到20先令，几经波折后到1556—1557年涨到32先令。(20)
        同样，人口在近代早期的增长也对需求和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里格利带领的剑桥人口小组对从1541年开始的人口调查中可以看出，人口自然增长在整个16世纪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到17世纪时则处于整体的下降趋势。(21) 康沃尔指出，英国1430年人口为210万，在16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为230万，而此后进入高速的增长期，到1545年达到280万，16世纪中期短暂的降低之后，到1603年达到了375万，在8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63％。(22) 法国16世纪中叶已处于人口过多的状态，而且同之前14世纪的1500万人口数量相比，15世纪中期的人口量达到了最高点，即1700万，并且这一数字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从1560到1730年可以说是进入了人口的零增长状态。到1520年前后，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终于触发了严重的食品短缺，而16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则是食物供应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23) 资源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稀缺，尤其是粮食的市场需求增长远远大于人口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还伴随着非劳动人口的增加和脱离了土地的工资劳动者人口的增加，此外可耕地的相对减少和低生产率使许多耕地转变为养羊业以供应这一时期呢绒业的较多需求。日益增长的人口同市场供应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土地兼并，许多以前的小农业者沦落成为乡间或者城市的无地劳工，这样就增加了对市场产品的总体性需求。(24) 在16世纪上半叶，可以明显感觉到小麦的消费量有较大提高，洛林的小麦价格从1540年的144格罗索上升到1575年的300格罗索，增长了两倍，从1550到1570年的价格上涨尤其剧烈。(25)
        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需求弹性极小，总人口增加造成粮食总需求的增加。而气候和农业的衰退，又更加缩小了其弹性。在价格增长方面，工业产品则远不如农产品。从博登所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的一个世纪中，英国工业产品价格平均指数从98上升到247，而谷物的平均指数则从105上涨到了575，远远高于工业品。(26) 这也可以说明日益增长的人口在日益有限的市场中购买有限的生存必需品，必然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因此也可以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价格革命的重要推动器。布朗和霍普金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16世纪人口的增长，而非美洲矿产的发现，导致了谷物数量的下降，从而降低了购买力。(27)
        从1520年起，增长的人口对粮食、服装和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价格上涨又刺激了生产的发展，而基于信贷之上的购买力增长更快，大于生产和销售，从而导致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物价膨胀。英格兰南部1530—1640年食品价格上涨至少五倍，工业品两倍。(28) 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农场扩大化，越来越多采用雇佣劳动工人，其食品需求也增加，这都推动了市场发展。可以说，16世纪初期有一个远远超过以前的土地买卖市场，促使许多成功的农场主扩大了自己的土地，通过市场的活跃和投资的增加使农业生产日益转向商业化。贸易发展迅速，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上的货币异常活跃，供应量大大多于以前，为价格的高涨提供了条件。从1550年到1587年，英国各港口的船运量增长了四倍。煤炭的运输从1561年的8671吨增长到1586年的18，685吨，从伦敦进口的肥皂量从1566年的67.5块达到1586年的231.5块，同期铁的进口也增长了192％。从1550年之后贸易量就以3％—4％的速度增长。此外，服务业和休闲产品也大大增加。之所以会有发展这样迅速的贸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需求的旺盛，人口增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穆尔德鲁通过研究遗嘱对英国几个郡的消费所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从1520—1600年，家庭用品的消费增长率最高都达到100％以上。(29) 而同期英国人口增长了29％，1541—1580年，英国人口从2,773,851增长到3,568,068，这也是1550年后消费增长迅速的一个动力。(30) 而且消费的增长不独局限在富人之内，而是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都提高了。在英国，1520年后生育率提高，从而在16世纪中期劳动力非常充裕，提高了生产力，为消费提供了可能性。
        大城市的飞速扩张，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也增加了城市对农村生产的需求和依赖，这促使农业生产日益商业化和专业化。过去地方性的贸易结构逐渐为跨地区和全国性的新的贸易网络所取代。因此，为市场而生产的农民和农业也出现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将食用剩下的粮食出售，而是出售产出的大部分粮食用以购买自己不生产的商品。这样，就从过去的生存性农业转变为专业化的商业性农业。尤其在英国的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更为明显。土地的集中化为这种专业化生产提供了保证。通过购买邻近的土地，许多土地所有者极大增加了他们的农场规模，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大量减少，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增加了数倍。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促使商业化农业生产极大发展，它们同城镇网络的扩大一起推动了市场和贸易的发展。(31) 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变成了依靠商品化的农产品过活的人群，进一步促进了粮食贸易的发展。这说明了基于农业生产结构变化之上的贸易的变化，促进了市场交换的发展。
        哥德尔斯通认为，价格革命期间物价上涨了六倍之多，而市场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使得价格和交易量两个变量结合起来（PT）增加了13倍以上，因此也需要货币数量及其流动量（MV）的增加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极大需求。(32) 但是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欧洲的贵金属存量并不多，大量的流向东方和用于私人储存，皇家造币厂发行的货币量远远不够日常交易所需。因此，重铸货币以减少金银含量，增加面值、使用铜币等手段便成为应急之策。但是这时期价格上涨的速度也超过了货币贬值的速度，因此必须有其他一些支付手段出现以弥补贵金属货币短缺带来的问题。信贷及国家发行的年金债券在这一时期的长足发展正好满足了这一条件。
        关于金融和信贷在16世纪的发展，布罗代尔已经在其两部重要著作中作了翔实的介绍。尤其是这一时期欧洲的金融中心从西北的安特卫普转向法国的贝桑松和意大利的皮亚琴查，更是欧洲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16世纪意大利的银行中心热那亚的金融家大规模地贷款给西班牙，甚至受到指摘。(33) 这一个世纪尼德兰经济的重要特点也是信贷的发展和利率的普遍降低。穆芜莱也认为，这一时期的法国在日常交易中金银货币都不再是必需的了，很多时候都可以用信用货币来代替，把贬值的货币当作与面额足值的货币来使用，因而人们开始倾向于使用信用货币。有时商人去进行贸易时几乎不携带任何流动性货币资本，汇票也被广泛使用于记账和转账，而金银货币则更多被看做是一种商品。(34) 信贷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和贸易扩展的需要。贸易量空前增长带来对货币需求的激增，而欧洲金银却源源流往海外，存量远远不够，只能通过发展信贷技术，从而增加可利用的货币数量。安特卫普交易所在1531年的建立，德意志南部商人银行家族公司如富格尔、韦尔塞等家族的经营，以及西班牙在低地地区的金融活动，都促成了16世纪“金融革命”，公共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这个金融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促进了信贷的发展。
        当然这也是与贵金属的增加有一定关联的，16世纪中期美洲贵金属的开发进一步刺激了信贷的发展，以至于在16世纪的塞维利亚港口每次有关即将到达的金银船的谣言往往都会引发信贷业的震动。(35) 但贵金属到达欧洲后的进一步外流使得经济不得不依赖信贷技术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欧洲近代早期信贷的发展主要还是由于欧洲经济中可使用货币的缺乏和货币金银含量的减少的结果。信贷大量投放到市场，远远超过了实际贵金属的数量，对价格形成了极大的影响。
        随着人口、城市、贸易的发展，货币流通的速度大大提高。贵金属在欧洲的存量并没有以前预测的那样充斥整个欧洲市场，而是源源不断流向东方，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明朝的银本位制度的变革。(36) 为应付这一贵金属荒的挑战，信贷的使用逐渐在整个欧洲扩大范围，同前几个因素一道，哄抬起16世纪欧洲的物价。同时，也正是由于价格的增长，带动了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活跃以及信贷货币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价格的继续上涨，从而促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价格革命。
        注释：
        ①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② George Wiebe,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revolution des Ⅹ Ⅵ und Ⅹ Ⅶ Jahrhundert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5.
        ③ 以其发表于1934年的专著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最为经典。此外，他的许多论文如“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500－1700)”, Economica, (27)1929, pp. 338－357; “Imports of American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 1503－160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3) 1929, pp. 436－472等也具有代表性。
        ④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 1503－1660: A study in the Spanish Price Revolution”, in Peter H. Ramsey, e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1.
        ⑤ 布罗代尔、斯普纳：《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⑥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2页。
        ⑦ 约翰·内夫：《中世纪文明中的采矿和冶金》，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607页。
        ⑧ John U. Nef,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9)1941, pp. 584－586.
        ⑨ John H. Munro, “The Monetary Origi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South German Silver Mining, Merchant Banking, and Venetian Commerce, 1470－1540”, in Dennis O. Flynn, et al,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p. 15－16.
        ⑩ Jack A. Goldstone,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1984, p. 1138.
        (11)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1977, p. 24.
        (12) Jack A. Goldstone,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 1138.
        (13) Michel Morineau, “La Conjoncture ou Les Cernes de la Croissance”, in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eds.,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I: de 1450 a 166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7, p. 970.
        (14) C. E. Challis, “The Circulating Medium and the Movement of Prices in Mid－Tudor England”, in Peter Ramsey, e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 1971; C. E. Challis, “Debasement Coinag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0)1967, pp. 441－446.
        (15) Michel Morineau, “La Conjoncture ou Les Cernes de la Croissance”, pp. 961－963.
        (16) 布罗代尔、斯普纳：《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第391页。
        (17) John A. Eddy, “The ‘Maunder Minimum’: Sunspots and Climate in the Reign of Louis Ⅹ Ⅳ”, in Geoffrey Parker & Lesley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18) Michel Morineau, “La Conjoncture ou Les Cernes de la Croissance”, p. 944.
        (19) Michel Morineau, “La Conjoncture ou Les Cernes de la Croissance”, p. 945.
        (20) C. G.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21) E. A. Wrigley &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69, 177.
        (22) Julian Cornwall, “English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3) 1970, p. 44.
        (23) 拉迪里：《16世纪的法国农民》，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5页。
        (24)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p. 25.
        (25)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s Masses Profondes: La Paysannerie”, in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eds.,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Ⅰ: de 1450 a 166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7, pp. 567－568.
        (26) Peter Bowden, “Statistical Appendix”, in J.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Ⅳ,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7) E. H. 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 Hopkins, “Wage 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24)1957, pp. 289－306.
        (28) 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1998, p. 15.
        (29) 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4－26.
        (30) E. A. Wrigley &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p. 531.
        (31) Jack A. Goldstone,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 1129－1130.
        (32) Jack A. Goldstone,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 1134－1135.
        (33) Charles Wilson & Geoffrey Parker,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8.
        (34) Jean Meuvret, “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the Use of Coinag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pp. 93－94.
        (35) John H. Munro, “The Monetary Origi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South German Silver Mining, Merchant Banking, and Venetian Commerce, 1470－1540”, p. 25.
        (36)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1800”, in Dennis O. Flynn, et al,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p. 187－201.
     

转自《史学理论研究》(京)2008年4期第124～130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