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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一件被编者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汉文文书图版，①并附有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对该文书所作的简单考释，在判断其为“西夏写本”与介绍文书样式之外，主要是汇总了文书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军兵种名。②2006年，杨浣刊布《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③订正了孟列夫“西夏写本”说等重大失误，将其准确断定为流入西夏的“金国写本”即金朝文书；孙继民、杜立晖随即于2007年刊布《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④对文书进行了细致考订，又订正了杨文的部分错讹。2012年，孙继民将该文收于《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中，⑤并进行修订，提供了一份更精确也更权威的《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之原始图版标点录文。 众所周知，金史之所以素号难治，文献不足是最大的制约。至于其兵制，刘浦江又有云：“研究金朝兵制，难在一头一尾。”⑥而正如孙继民所指出的：该文书多达111行，作为“一件价值颇高且极其罕见的金代第一手资料”，恰恰就是在被公认为最难的金朝后期兵制的研究上，其史料价值最为突出。笔者根据孙继民《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之标点录文，⑦在考证文书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之上，认为对该文书应当重新命名；同时对文书中出现的人物族属问题也进行了辨析；并重点考察文书中与金朝后期兵制相关的万户、部将等职官暨自愿军、弓箭手等兵役形态。敬祈方家指正。 一、文书的形成年代与重命名 对文书开展学术研究，文书的形成年代以及与形成年代紧密相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等，都是首先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前已述及，杨浣、孙继民准确判定《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为金朝文书，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将文书的形成年代断为“公元1217到1220年之间”，⑧却是错误的。文书的准确形成年代，应是宣宗贞祐三年(1215)十月初。与之相辅相成，以往研究者对文书形成背景的探讨、对文书主要内容的理解，也基本上游离于关键史实之外。重新加以探讨并据之对文书进行重命名，皆极有必要。笔者认为，要判断《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形成年代，有如下两个关键点。 其一是文书自称“本府”(第9行)。从文书中出现临洮府(第6、28行)以及洮州(第12行)、(洮州)通祐堡(第17行)、巩州(第41行)等临洮路之下属州名来看，“本府”显然是指金朝临洮路之首府临洮府。熙宗皇统二年(1142)，金改熙州为临洮府，置熙秦路总管府；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再将熙秦路更名为临洮路。该总管府路下辖一府即首府临洮府，六州即积石州、洮州、兰州、巩州、会州、河州。⑨换言之，此文书当是由临洮府具体负责编订的，而不是含糊不清的“西北诸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其二是文书中出现的其时正在临洮府任职的“内族六斤”(第58行)。内族六斤，应为《金史·忠义传》的完颜六斤。⑩本传记其仕履经历为： 完颜六斤，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大安中，以荫补官，选充亲军。调阜平尉，迁方城令，改通州军事判官，以功迁本州刺史。顷之，元帅右都监蒲察七斤执之以去。未几，挈家脱归，除同知临洮府事，徙庆阳，迁保大军节度使。兴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11)可知此人的确曾任同知临洮府事。查《金史·宣宗纪》与《元史·太祖纪》，蒲察七斤于通州降元事在贞祐三年正月。(12)完颜六斤时任通州刺史，故为其裹挟，但他忠于金朝，寻即南归，遂得以再度被重用，从通州刺史(正五品)升任同知临洮府事(从四品)。考虑到金朝对临洮府长贰进行人事调整的时间在该年八月，原知临洮府事完颜赛不迁知凤翔府事，(13)代之以知中山府事陀满胡土门。完颜六斤也应当在八月前后与陀满胡土门大致同时履新。 贞祐三年十一月，临洮路金军连续大破西夏，金廷随即论功行赏。贞祐四年，初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迁知河中府事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移剌塔不也迁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14)完颜(内族)六斤由同知临洮府事得“徙庆阳”的时间，同样也应当在贞祐四年初。这样，完颜(内族)六斤任职临洮府的起止时间，是在贞祐三年八月至四年初，文书形成的时间也即在此期间。 至于更为准确的形成时间，则需要与文书的形成背景及主要内容结合起来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该文书在贞祐三年、四年间出现于临洮路不是偶然的，大背景是贞祐三年十月爆发的金、西夏临洮大战，具体缘由则是九月金廷于战前紧急下达的核实陕西等地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的诏令。宣宗于贞祐二年五月南逃开封，金都城中都于次年五月被蒙古大军攻破，金朝的统治从根本上被动摇，呈现出败亡之势。西夏趁火打劫，对金朝的陕西虎视眈眈，双方在陕西的摩擦、冲突不断加剧。此时的金朝局促于河南、陕西、河东等一隅，已然退无可退，加之十分依赖陕西的人力、物力和马匹资源，当然是竭尽全力予以固守。贞祐三年五月，宣宗在权臣术虎高琪支持下，“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决定在陕西反击西夏。八月，金置陕西行省，又令陕西宣抚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指挥陕西战事。(15) 贞祐三年前后金、西夏双方陕西攻防的焦点，就在金、西夏和南宋三方交界的临洮地区。西夏这一时期攻击陕西的主要突破口一直选在临洮路，金朝所获得的情报就是“夏人将图临洮、巩州，窥长安”，(16)这个军事情报是比较准确的。金朝防御和反击的重点也针锋相对地放在临洮路。在以宿将陀满胡土门、忠臣完颜(内族)六斤出任临洮府长贰的同时，权臣术虎高琪还以自己的亲信移剌塔不也为陕西统军司副统军亦兼知临洮府事，率统军司镇防军精兵万余驻扎该路之要地巩州(陕西统军副司置司于巩州、临洮府)。在调兵遣将加强临洮路军力的同时，作为备战的重要举措，金廷接受枢密院的建议，九月紧急下达了一份重要的诏令： 陕西、河东世袭蕃部巡检，咋与世袭猛安谋克例罢其俸。今边事方急，宜仍给之，庶获其用。又西边弓箭手有才武出众，获功未推赏者，令宣抚司核实以闻。(17)这份诏令的内容，一是针对陕西、河东的蕃部首领，重新发放其世袭巡检之俸禄。金代包括临洮路在内的陕西西路(转运司路)范围内世袭蕃部巡检的俸禄标准，大致是“月支钱二贯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绢三匹”。(18)这笔俸禄钱物，应该在此前因为财政紧张而被停罢。二是针对陕西弓箭手，命令及时推赏立功之人和遴选其中的才武出众之士。其主旨，则是在战前紧急安抚陕西等地的蕃部势力，争取“庶获其用”。陕西地区不论是世袭本族巡检的蕃部首领还是弓箭手，几乎尽皆是地方蕃部中的豪强势力，而宋夏、金夏战争的历史反复证明：能否得到这支骁勇善战的地方力量的支持，是有效抵御西夏进攻的关键因素之一。 金朝之临洮路，即北宋之熙河路大部，本大多为吐蕃青唐政权的统治范围，蕃部在其地的势力可谓盘根错节，是绝对无法轻视的地方豪强势力。更需要注意的是，陕西尤其是临洮路蕃部夹在金、西夏之间，其政治立场往往视双方实力的消长而首鼠两端。贞祐二年十一月，兰州蕃部首领程陈僧已经投靠西夏，(19)充当西夏攻金的向导。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危险信号。金朝在战事即将到来之际，紧急纠正以往“例罢其俸”等损害蕃部首领利益的政策，既是亡羊补牢的明智之举，更是备战的当务之急。由于弓箭手多归蕃部首领直接统领，笼络争取蕃部首领和及时推赏弓箭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然，不论是重新向陕西等地的世袭蕃部巡检发放俸禄，还是及时推赏、选拔弓箭手，首先都必须准确地统计和核实蕃部首领与弓箭手的具体人数。因此，这道诏令由金廷下达陕西宣抚司，再由宣抚司下达路、州地方官司来具体负责统计和执行，并须上报宣抚司加以核实。本文书显然就是这道诏令的产物，是由临洮府遵照宣抚司下达诏令加以统计并上报宣抚司，所以文书自称“本府”即临洮府，应该是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同知完颜(内族)六斤等官员联名上报的。这道诏令颁布时间在九月之“丙寅”(十日)，考虑到诏令下达，尤其是临洮路着手编订文书，以及上报宣抚司，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笔者将文书的形成时间断在十月初。 十月，西夏出动十万以上的大军，大举攻入临洮路。二十一日(丙午)攻破临洮府之渭源堡，歼灭了前来增援的金军，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亦作完颜胡失来)被俘，(20)这是西夏取得的空前胜利。笔者推测：本文书应是西夏在此战中从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处缴获的。《金史·宣宗纪》言西夏军一度“陷临洮”，但其他史料皆言陀满胡土门等严守临洮府，西夏“围临洮凡半月”终未能得手。(21)如果西夏军一度“陷临洮”之说属实，那么文书也可能是西夏于临洮府(或临洮府之临洮堡)所获，笔者倾向于认为西夏是在渭源堡从完颜胡失剌处缴获这一重要军事文书的。 十一月，金军发起反击，陕西副统军移剌塔不也部万余镇防军精锐由巩州出击，在临洮府与巩州之间的熟羊寨以少胜多，大破西夏军数万；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等里应外合，也在临洮府城下击退了8万西夏军的围攻。(22)西夏军当由此退出了临洮路。此后金、西夏在临洮路地区仍有较多的拉锯战事，但与文书及本文关系不大，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书形成于宣宗贞祐三年十月，由临洮府奉金廷九月诏令之命，负责编订然后上报陕西宣抚司，主要内容是核实临洮路之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的具体人数。该文书是金朝备战金夏临洮战事的产物，也在临洮之战中落入西夏之手。因此，就笔者浅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者将此文书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很不准确，孙继民提出的《金陕西临洮路马步军编册》前进了一大步，(23)但仍失之简单，似应重命名为《金贞祐三年十月临洮路上陕西宣抚司核实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编册》。 需要说明的是，杨文最早发现了俄罗斯学者孟列夫所撰《叙录》文书人名统计当中没有内族六斤这一重大遗漏，并准确地判定内族六斤即完颜六斤，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但在利用《金史》完颜六斤本传所提供的相关线索来推定文书的形成年代时，杨文不重点考求与文书形成直接相关的完颜(内族)六斤出任同知临洮府事及其在临洮府任职的起止时间，反而汲汲于他其后任职保大军节度使(鄜州)的时间，以此来逆推，以致认为文书的编订时间在“公元1217到1220年之间”，必然是不够准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