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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功能： 财政与保护 研究者习惯于按照税率高低将关税分为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并且认为税率低的为财政关税，税率高的为保护关税。这样分类尽管并不精确，但关税确实具有获取财政收入和提供产业保护两大基本功能，而这两者有时又是并行不悖的。 先来看美国关税的财政功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税一直是美国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内战之前，关税与联邦财政支出之比在很多年份达到了90%左右的高度。在内战之后至一战之前，这个比率仍然处于50%左右的水平。不仅如此，在一战之前，也只有关税才是美国获取财政收入的常规手段，国内税大抵只是在战争或危机迫近的时候才被临时启用。一旦战争结束或者危机解除，国内税就逐渐退出舞台。例如，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美国关税收入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度下降了。这主要是由于在战争期间美英贸易不出意料地受到了损害，以至于关税收入也受到了影响，政府支出不得不仍求助于国内税和公债。 1789年的《关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税法案）已经提到了关税在获取财政收入、偿还公共债务、鼓励和保护制造业方面的作用。但是，当时关税率相当低，不足8.5%的平均关税率对外国（主要是英国）工业品的流入并不构成有效的阻碍，关税主要扮演的是财政功能。正如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指出的那样，1789年关税法案只是产生了保护主义的萌芽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关税率自1789年开始在波动当中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即使如此，关税率的上升也并不单纯是出于保护产业发展的需要，在不少时候政府是想借此增加联邦财政收入。由于关税率与进口规模相联系，在理论上势必存在一个使财政收入达到最大的关税率。现实地看，从某个特定关税率出发，提高或者降低关税率，都有望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当然，这要视这个关税率究竟处于怎样的水平（即比最优税率高还是低）。需要注意的是：当关税率上升时，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肯定是加强了；如果关税率的上升还增加了财政收入，关税的两项基本功能就同时实现了。 对于这一点，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1998年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针对1888年美国“关税大辩论”，他用一个测算做出了回答。当时的背景是：内战之后的美国政府为了应付公共债务等问题，依然延续了战时的高关税率政策，其结果是后来产生了大量的财政盈余，进而诱发人们对高关税率政策提出种种质疑。对此，民主党提议降低关税率以便减少关税收入；而共和党提议提高关税率，以便既通过打压进口来减少关税收入，又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保护。其测算表明，在给定关税率和美国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不变前提下，当时的关税率低于使关税收入达到最大的关税率，因而降低关税必然减少关税收入。但从实现减少关税收入的目标来说，共和党的提议也并不存在理论错误。 再来看美国关税的产业保护功能。前已述及，美国1789年关税法案已经提及关税对制造业的鼓励和促进等功能。保护美国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战略思想，经由汉密尔顿1791年12月5日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固然是由于这种战略思想具有理论合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使美国一些政治家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尽管并未在国会通过，但是：其一，在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执行《禁运法案》的时期，以及1812年至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美英贸易遭受了重创，这反倒提供了难得的保护环境。在这个环境下，美国制造业避开了英国（廉价）产品的冲击，很好地利用了国内市场，反而有了大幅度增长。而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廉价工业品 再度泛滥于美国市场，战争期间得到发展的美国制造业遭到了巨大冲击。不过，这些冲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美国政治家逐渐回归汉密尔顿具有先见之明的保护幼稚产业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将高关税率作为鼓励和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的手段。在1816年关税法案中，关税的保护功能不仅得到了加强，而且成为一个起点，此后100来年里一直行走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即使在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即使经受了党派和地区利益诉求的左牵右绊，美国依然成为西方保护主义的坚固堡垒。例如，1875年英国推行了几乎是单边零关税的政策，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制成品平均关税率分别为12-15%、4-6%、3-5%、15-20%、8-10%，而美国关税率却高达40-50%。 还要指出的是：除了通过设置高关税率将国内市场留给美国企业以便提供产业保护之外，关税收入还为财政支出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支出中的奖励和补助等，又从另一条渠道发挥了鼓励和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