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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原副社长高秋福回忆中以建交前访问以色列 包括佩雷斯和沙龙在内的以方领导人均称： “你们是我第一次会见的中国人” 作为新华社常驻中东地区的记者，我从去开罗赴任那一天起，就憧憬着到以色列去采访。以色列本来是个开放的国家，可是，在中国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却一直视之为不可涉足的禁区。 1989年3月，我抵达开罗刚一个多月，就接到新华社总社从北京发来的通知，要我做好访问以色列的准备工作。 4月13日，我收到由外交部外交信使带来的新华社总社函件，函件说：总部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关系理事会邀请你和钱文荣（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于5月初访问以色列，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此事已报请中央批准，请即在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办理签证。4月19日我又收到总社的明码电报说：请你于5月10日从开罗直飞以色列。机票已由邀请单位订购，可在开罗的西奈航空公司提取。 记得在1988年年初，我的前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穆广仁得到国内特许后曾到约旦河西岸采访，实际上也访问了以色列，但却没有受命同以色列官方接触。而钱文荣和我是首次以中国记者的身份正式应邀访问以色列。我们当时就猜想，出面邀请的是美国犹太人组织，而背后策划的可能是以色列外交部。他们想通过新华社记者的公开报道，增进中国民众对以色列的了解，同时他们也想通过内部报道，使中国决策层知道以色列政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真实想法。 我清楚地知道，我来到的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一个一直被我们视为禁地的国度，一个长期以来不准在外交场合或国际会议上与其人员接触的国度。 先期抵达以色列的钱文荣告诉我，新华社总社认为这次采访非同一般。对以色列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了解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外，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最为两国、甚至国际社会所关注。因此，了解以色列方面，特别是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们这次采访的主要任务。我们抵达耶路撒冷旅馆后发现，虽然由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陪同，但出面接待、宴请和安排日程的却都是以色列外交部高官。我们马上感觉到，双方对这次访问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不谋而合。 事情很快就得到证实。5月10日中午，作为主人出面宴请我们的，不是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而是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鲁文·麦哈夫，中文名字叫麦宇仁。他曾任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秘密访华，探索“打开中国外交之门”。现在，他是外交部二号人物，直言要安排我们会见“政府的大人物”。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以色列领导人是现在的总统、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西蒙·佩雷斯。走进他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他一边同我们紧紧握手，一边风趣地说：“欢迎超级大国中国首次派人来我们这个小国访问，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人。”落座后，他诚恳地表示，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以色列建国之父戴维·本·古里安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复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们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保持敌对关系。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建议，非常希望两国尽早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正式建交之前可以在农业、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先进行交流。 两天后，外交部长摩西·阿伦斯会见我们。他是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总理的亲信，他说：“两国关系近年有发展，但非常非常慢。如何加快步伐，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如果中国说今天晚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当即就会回答‘同意’，并马上签字，5分钟之内就建交。” 我们本来同以色列外交部约定，这次属“内部访问”，不作公开报道。但他们可能是出于“扩大影响”的考虑，当即就把“中国官方记者首次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发布出去，引来很多以色列记者前来采访。 我离开以色列抵达开罗后就向北京发回访问报告：以色列出于政治、外交和其他方面的需要，急于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建议从加强民间性交流开始。同时，向国内报告：我们访以之事已经公开化，阿拉伯国家反映平静。 1990年年底，海湾危机已历时三个多月，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以色列对海湾形势的看法和评估值得重视；以色列对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了解。征得国内批准后，我同总分社记者水均益于12月中旬到以色列采访，其间采访了沙龙。 为全面了解以色列对海湾危机的看法，我们提出采访持有三种不同政见的以色列领导人：已离开联合政府、以温和派著称的工党领袖佩雷斯，已由外交部长改任国防部长的阿伦斯，曾任国防部长、时任住房部长的著名鹰派将军阿里尔·沙龙。以色列外交部按照我们的要求，均作了周到的安排。但是，佩雷斯和阿伦斯的关注点均是两国建交问题，只有沙龙愿意谈中东的战事。 沙龙当时兼任移民住房公司董事长。我们是在特拉维夫的董事长办公室采访他的。办公室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他们坚持要检查我们的手提包，并要将照相机的快门按动一下。这是检查其中是否暗藏炸弹的通常做法。 检查完毕，我们走进办公室，只见一张浅咖啡色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红光满面的大汉。这位体重据说有120公斤、绰号叫“推土机”的“犹太之王”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客气地请我们落座。我们说明来意，先就中以两国建交听取他的意见。他说：“你们是我第一次会见的中国人。我希望两国尽快建交，也愿意前往中国观光。” 因为采访时间限定为45分钟，我们必须分秒必争，他作为军人最关注海湾危机问题。我们直言：“世人对阁下毁誉不一，但你终归是以色列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你是否就从这个角度谈谈对伊拉克和海湾危机的看法？”沙龙对伊拉克的军事实力了如指掌。他一口气向我们说出了伊拉克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数字。他的结论是，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属于世界最强大之列，且随时处于战备状态。对以色列、中东乃至全世界来说，海湾危机最危险的结局是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完好无损。对中东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无论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都将引发一场大地震，迫使各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谈到阿以冲突，这位被称为“以色列最强硬的极右翼政客”说，中东问题的解决涉及阿拉伯世界民主化、停止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合理使用中东地区包括水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解决阿以双方的难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纠结在一起，短期内不会解决，而建立巴勒斯坦国根本行不通，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沙龙被有些以色列人称为“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但从他同我们的谈话看，他还是懂政治的，只不过他的政治是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特定政治。他的谈话明确地展示了他的军人作风：坦率果决，观点鲜明。对我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他都明确而详尽地回答。当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时，我们的采访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超过预定的时间。临别时，沙龙邀请我们下次来访时到他在以色列南部的农场度周末，听他拉小提琴，看他夫人作画。 1991年10月，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在马德里召开，阿以关系有所缓解。在此前后，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0月份，以色列外交部代表团访华。我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公开确认了此事。这是我方首次正式确认中以两国之间在北京有“官方接触”。以色列报纸称之为“两国关系中近几个月来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总社重提在耶路撒冷尽快建立分社问题，主管部门很快批准。征得总社同意，我同总分社副总编辑周则鑫于11月底抵达耶路撒冷。 经过几年的谈判，中以建交确实已提上日程。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们非常高兴，特意安排我们采访政府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一到他的办公室，沙米尔首先询问xinhua（新华社）如何发音。这位一向以严肃和拘谨著称的老头儿，这时莞尔一笑，自我解嘲地说：“对贵国了解得太少了。这是我初次会见中国人。”随后，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应该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得知，其时两国政府已原则同意第二年年初正式建交。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这样，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经过40多年艰苦曲折的历程，两国终于走到一起。 （作者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和副社长，中国中东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