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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知先生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两个特点 上文分别对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概要性的述评，最后，笔者还想结合《文集》，就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运用上的特点做出一些总结和归纳。 前文说到，纵观日知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虽然涉及的领域和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历史比较研究的意识、视角和方法是贯穿始终的，对这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行一些梳理、归纳和总结正是笔者撰写这篇札记的初衷。应该说，日知先生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比较成功的，笔者认为，其成功之处与其说是得出了很多正确的和无懈可击的结论，不如说是发现或提出了很多值得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日知先生“晚年致力于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为后人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33)因此，就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运用而言，也可以从日知先生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可以帮助相关研究者在今后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沿着先生的足迹前行。对此，笔者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一谈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方法运用上的特点。 第一，在历史比较的过程中，遵循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史实的统一。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要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一方面需要对现象本身做出近距离的和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另一方面还要具备从个别现象抽象出普遍规律的理论素养。对于历史比较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始终从历史事实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理论出发去探讨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对个别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历史发展过程有一种宏观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知。可以说，在日知先生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史实的统一。对此，王敦书先生有很精当的概括，他说：“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34)下面仅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在日知先生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第一篇“绪论”部分，他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古代文明三大地区与中西古典文明两大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的认识：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代以来，在此人类史上最早产生文明和国家的地带，古典文明的历史潮流，尽管发生的历史时间不一，地理气候具体条件不一，但作为古典文明和国家，一切有人居之所，始终息息相关，相互促进，形成古代文明的一个整体，完成其创造性的历史任务。人类文明在此起源了，此即古典文明世界，亦称古代文明世界。(35) 这种文明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接近(欧亚大陆的连续性)，也表现在时间上的统一上(即从城邦到帝国的演进和发展)。在这一宏大的叙事之后，日知先生就从古代中国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通过一个个小的专题，对上述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做出了具体的说明和论证。可以说，从早期的《古代城邦史研究》起，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都遵循了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一方面，宏观的和总体的认识是建立在微观的和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具体的和历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为了证明或服务于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就比较研究的内容而言，在日知先生的论著中，既可以看到不少宏观的和整体性的比较，但更多的则是十分具体的历史比较研究，当中既有两种政治制度(36)和两类社会人群之间(37)的比较，也有两个历史人物(38)或习俗(39)的比较，甚至从对一个词汇的理解，(40)一条资料的认识，(41)都会成为一篇文章的考察对象和切入点。 同时，还可以看到，日知先生不仅关注于具体史实的研究和探讨，而且也一直没有忽视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尤其是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肯于下功夫钻研，不仅写过很多有关的论文，做过经典著作的翻译，(42)还力图把这些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再举例赘述了。 第二，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中，日知先生始终对历史资料的掌握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始终坚持着从原文出发，并力图了解和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这个覆盖范围极广、资料难于掌握、语言工具要求极高的艰深的研究领域，要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谈何容易，需要在古今语言的学习和资料的研读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再加上时空的遥远和文化上的隔阂，需要坐多年的冷板凳，出成果十分不易，仅仅学习和掌握某一种古代语言，深入进行某一个古代文明的研究，可能就要耗费研究者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精力。但日知先生不畏艰难，靠着满腔的热情、执着的追求、较好的天分和不懈的刻苦努力，自学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及古代希腊文，掌握了拉丁文及俄文、英文、德文等多种古今外文，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古代文明，再加上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献、资料和历史的谙熟，(43)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各个古代文明之间，从原始文献、最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从日知先生的这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他对做好历史比较研究所要进行的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视的。试想如果没有掌握这些语言工具，只是借助于某一种现代语言的翻译，或从已有专著中提供的二手资料出发，是不可能对该古代文明有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的。与此同时，要使比较研究得以深入，就需要对作为比较对象的双方都有精深的理解和研究，为此，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言也就成为了基本的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谈到日知先生对外国语言的学习和原文资料的重视的时候，刘家和先生这样回忆到： 在他的视野中，不仅中西历史本身的研究是可以相通的，而且其间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是可以相通的。他常对我们说：“要用治中国史的办法治外国史。”最初时没有太留意其内在的含义，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研究路数，才知道，那就是不能再把外国史的研究建立在二、三手材料的基础上了；现在我们治外国史，要像治中国史一样，扎根于原始资料，而视野必须达到学术前沿。这也就是顾炎武所 主张的“取铜于山”制作精品的治学路数。这当然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在林先生看来，必须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地做下去。(44) 总之，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成功运用是需要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的，日知先生已经用自己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实践为相关研究者做出了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有兴趣的初学者，虽然自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但仍不失为一个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文章的最后，笔者想借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那句话作为结束，即“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以此表达对日知先生的敬意，并与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朋友们共勉。 注释： ①语出《文集》“整理说明”，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I-II页。 ②参看王敦书：《垦荒播种创学业，学贯中西通古今——庆祝林志纯先生九十华诞》，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③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页。 ④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⑤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⑥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7页。 ⑦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第465页。 ⑧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27页。 ⑨刘家和：《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 ⑩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51页。 (1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87-488页。 (13)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7页。 (14)据日知先生弟子吴宇虹介绍，“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林先生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中国史的知识和水平，亲自给世界史研究生开授了几门中国古文献课”。而且，他还指出，对中国史的学习和探究正是其开创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古典学”的重要准备和基础，“林先生利用他深厚的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能力，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并把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定名为中西古典学”。参看吴宇虹：《林志纯先生和我的亚述学研究》，《历史教学》，2012年第8期。 (15)与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联名发表，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 (16)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 (17)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4-15页。 (18)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在1979年出版的由日知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均收录于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中就已初见端倪，在这本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上古史的教材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其中，“古代文明都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的普遍发展道路”，“专制主义不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帝国时代的产物”等规律性认识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中也可以看出日知先生后来的很多研究和思想的雏形。 (19)以上文章均收录在《中西古典学引论》一书中，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 (20)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69-471页。 (2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29-30页。 (2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443页。 (23)参看宋敏：《中国古代民主政治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启良：《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24)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1页。 (25)日知先生在《〈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一文指出，“所谓‘原始民主制’，指存在于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而持续于奴隶制城邦阶段的原始民主制度，大多数是贵族政治，这是基本的情况；民主政治在有的城邦，有的时候强些，有的时候弱些，或来不及发展就夭折了。这些看法只是以古希腊、罗马史为根据，因为只有这些古代国家的政治制度，近代的研究比较充分些”。他认为，随着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不仅存在于古代的希腊罗马，也存在于古代南亚、西亚和东亚地区，当然也包括了古代中国。在《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见了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一文中，日知先生对“原始民主制”和“古典民主制”的关系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原始民主制则是由氏族社会脱胎而出，由原始社会末至奴隶社会初，先后经历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并以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出现于各地奴隶制城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原始民主制发展成为古典时代的奴主民主制，在有的地区，例如雅典，达到古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最高点和终止点……古典时代的民主，事实上即是由原始时代氏族民族、军事民主发展下来的城市公社和国家的民主”。 (26)《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 (27)《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 (28)《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 (29)两文见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73-482页，亦收入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 (30)参看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88-489页。不过，日知先生并不主张废弃“封建”一词而另用新词，因为即使误译，但语言还要遵守“约定俗成”原则，只是在使用时要清楚地认识到二者在内涵上的差异。见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494页。 (31)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第311页。 (32)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第530-536页。 (33)参看刘家和先生为《文集》撰写的序言，见《日知文集》第一卷，第III页。 (34)参看王敦书：《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35)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三卷，第8页。 (36)如希腊“执政官制度”与中国“公卿执政制度”的比较，见《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 (37)如希腊“公民”与中国“国人”之间的比较，见《〈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林志纯：《日知文集》第四卷)。 (38)如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比较，见《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写作提纲(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五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39)如司马迁和希罗多德都曾经记载过的亚欧北方民族的用敌人头颅作饮器的风俗之间的比较，见《用敌人头颅作饮器——司马迁、希罗多德同记亚欧北方民族一习俗》(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一卷)。 (40)日知先生有很多篇文章都旨在讨论某个关键词汇的内涵和意义，如《文集》第一卷中的《“史前”一词可否使用？》，《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文集》第四卷中的《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释共和——共伯[和]可以休矣》。 (41)如《文集》第一卷中的《〈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解》，《文集》第四卷中的《〈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 (42)日知先生曾经撰写过很多篇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古代社会的论文，并亲自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一文。在他的最后一部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一书前言之后，还附上了一篇名为《学习恩格斯1884年的一篇遗稿》的短文。 (43)日知先生早年曾经治中国古史，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转到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对此，先生的弟子吴宇虹在《林志纯先生和我的亚述学研究》一文中做了专门的介绍，他指出，“他自幼熟读国学经典，中国史研究功底深厚”，1950年刚到东北师大任教的时候应聘的是中国史教师岗位，“来校后，由于历史系缺少英语和俄语好的教师，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开始专业大转向，从中国史教学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研究工作”。吴老师还介绍说，在中国史领域，他不仅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还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领军学者之一”。 (44)参看刘家和：《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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