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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的外交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中欧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经历了数年的“批约”危机，里斯本条约最终于2009年12月生效，该条约对欧盟外交与安全决策体制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机构设置上也有改进，包括设立了常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新的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这两个新的职位，鉴于此，欧盟外交理应较以往表现得更加强大和有效，然而条约的生效有些生不逢时，恰好遇上了希腊等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很快危机又蔓延到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并逐渐对欧元的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也威胁到欧盟内部的团结，这一切使得欧盟不得不全力应对内部的债务危机与欧元危机，从而对欧盟外交及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构成了制约，使得欧盟在全球多边外交领域的作用及针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倡议方面受到抑制。 如果说近几年来欧盟的外交有什么变化的话，恐怕主要还是围绕应对内部欧债危机，通过采取一些外交行动寻求国际合作，包括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帮助等。总的看，欧盟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及双边关系基本上仍维持了原样，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和调整。在应对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欧盟的政策与国际外交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基本上也是保持与美国的协调，通过不断加大制裁对伊朗和巴沙尔施加压力。具体到中欧关系，近几年来没有大的变化，欧盟对华外交仍维持原有的框架，双方在贸易及一些政治议题领域出现一些摩擦，但合作的框架与合作势头得到了保持。 问： 近几年的中欧关系令人满意。在你看来，中欧关系还面临着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答：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与欧债危机有关，即欧债危机与欧洲经济危机背景下，欧盟及其一些成员国表现出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包括频繁针对中国一些输欧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等），这对中国对欧出口造成影响，影响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二是受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影响，欧洲实力相对有所下降，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大国的实力相对提升，中欧力量对比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压力和不适应，因而他们开始在贸易和一些政治性议题上表现得对中国较以往更加强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包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对中国民航飞欧飞机征收所谓碳税等。 当然，长期存在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军售禁令问题也仍未获得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长期性的，比如源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等产生的一些问题，需要采取长期的观点寻求加以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包括需要双方承认差异，在相互适应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增进了解，在磨合中不断累积共识、缩小差异；双方要从双边关系的大局着眼，维护并不断扩展双方共同利益，包括不断深化在倡导全球多边主义、塑造一个多极化世界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并思考采取具体行动和措施以深化合作等。 针对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和争端，应理性加以看待和处理，一方面要据理力争（适当时也要寻求WTO框架内的相关机制加以解决），同时也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对双方总体经贸关系产生严重损害的举动。对中国而言，需要在国内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社会建设、扶贫和民生领域的投入，打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欧洲人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认同度。 问：你认为英国会退出欧盟吗？为什么？ 答：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目前来看，在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区域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英国没有比退出欧盟更好的对外选择，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即便存在的话，也不足以支撑英国的大国地位；退出欧盟的英国其国际空间会严重压缩，更会损及英国在欧盟内的经济利益。 问：“双速欧洲”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发展？在欧洲债务危机结束后，这一现象会消失吗？ 答：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增多的差异，双速欧洲会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现在欧盟内在多个领域都存在双速欧洲的现象，欧盟成员国事实上也都已经接受了这一现象。在欧盟整体框架内维持双速欧洲的态势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它可能容纳差异和分歧。但长期来看，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持续前行，欧盟成员国逐渐趋向于一体将是大趋势。 问：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在你看来，我们在研究欧盟对外关系时，能使用什么理论？ 答：我以为，欧盟外交受自由主义理论或者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影响较大，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中更多强调多边主义与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与国际规范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可以尝试主要从这个理论角度去理解和解析欧盟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 当然，欧盟外交中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欧盟在其外交政策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硬实力的重要性（可信的军事能力是欧盟外交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并正在着力发展其防务能力，欧盟甚至也有实际进行对外军事干预的经验。 鉴于此，更稳妥一些的做法是循着两种理论结合的路径，对欧盟外交做综合的理论解析，并发现其总体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