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拄着拐棍、满头白发的小老头,走了,那么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20年前,刚刚工作的我,要写一篇关于文物保护的稿件,找到了张先生的办公电话。“您好,我找张忠培院长。”电话那头,口音很重,却也基本能听懂,“我就是。你是谁?”听完采访意图,张先生很直白地说,关于这一点我最想说的是法人违法,“可是你们又不敢写。”初出茅庐的我,脱口而出:“您敢说,我就敢写!” 当时,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很不到位,法人违法事件屡屡发生,却因为常常涉及地方政府而得不到惩处,甚至大量相关事件被掩盖起来无法曝光。我的稿件刊发出来后,张先生拍案叫好,“光明日报有胆识!”当然,这是后来与张先生熟悉后得知的。 此后很多年,我与张先生只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他对我的认识就只停留在这是光明日报负责文物报道的记者,直到2012年初夏的一天。那天他偶然得知,我读完了他写的《中国远古时代》,而且做了厚厚的学习笔记。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没想到,你一个记者也会读这种专业书。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到家里来问我。”“我连入门级都还达不到,都不知道该问您什么呢。”我一时语无伦次。“不会问,聊天总会吧。”张先生笑道。 从那以后,我与张先生成了朋友。他是考古圈著名的烟枪,也因此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每每遇见他,我会调皮地说:“烟一定要少抽哟,不喜欢听您咳嗽。”他总是笑着道:“已经少好多了。”而他总跟我说起光明日报上关于考古的最新报道,还会告诉我这一考古成果在全国考古学中的价值。要是有一段时间没遇见我,他会给我打电话,对一些重要稿件发表意见。“我是忠实读者,每天都看你们报,文博类的文章更是一定要看的。”他对我的稿件更会认真点评,鼓励为主,但不足的地方也一定不客气地指出来。在一次活动中,他指着我对黄景略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作者注)说,“她是光明日报的李韵,负责文物报道。你一定要看光明日报,他们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了。 2014年6月16日至20日,在丝绸之路申遗的关键节点上,本报刊发系列报道《丝路遗珍·丝路精神》。张先生看后,专门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进行表扬。他说,此组报道十分出色,突显了中央级“文化大报”的特质。这个系列的开篇是我写的,他少不了进行细细的点评,并言简意赅地讲述了丝路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中的作用和意义。在电话最后,他十分真诚地说:“作为忠实读者,我注意到近十年来,贵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报道日益精彩,从考古发现,到遗产保护,还有博物馆发展,现在又拓展至农业遗产、记忆遗产等,好报道、好文章、好言论、好版面不时看到,令人欣喜。希望你们能将这种势头继续下去,牢牢守住宣传文化遗产的领军地位,始终高举科学保护的媒体大旗。” 今天,那个满头银发、爱穿红毛衣的小老头,那个普通话极差、总把我叫成“李云”的小老头,那个每天必看光明日报、不断鼓励我多学点考古知识的小老头,走了,突然就走了……今天,北京好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