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受到各方的关注。目前，出水文物已超过万件，不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站就设在彭山县汉崖墓博物馆内，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考古人在抗战烽火中所进行的川康古迹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科学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和山东龙山的城子崖为代表。战争爆发后，两地的考古被迫进入到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然而，田野考古的炬火并未因之而熄灭，广阔的西南成为这一新兴学科勃兴的又一主场。 川康古迹考察由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馆前身）、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的人员联合组成。在李济的领导下，考察团从1941年5月正式开展古迹考察和文物发掘工作，以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永陵为代表，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吴金鼎、曾昭燏、夏鼐、高去寻、陈明达、王介忱、赵青芳……他们构成了考察团的基本力量，也成为今天的考古人经常回望、不断汲取力量的名字。 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1928年在山东城子崖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区别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193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主持了云南苍洱的考古发掘。他是此次川康古迹考察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夫人王介忱也是伦敦大学的考古学专业毕业，无偿地参与了他所主持的项目，使中国的考古发掘从此有了女性的身影。 曾昭燏，中国杰出的女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中央大学胡小石的得意弟子，1937年获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战争爆发后舍弃在英国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 彭山崖墓发掘期间的后勤工作、后期整理、服饰研究等繁重工作均由这位杰出的女性完成。 当然还有夏鼐，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1939年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返回了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这位领导和组织了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大学者，其考古生涯正是从川康古迹考察团开始的。他承担了六座崖墓的发掘工作，并留下了珍贵的发掘日记。 陈明达则是古建筑学家，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学习古代建筑，是刘敦桢的主要助手。抗战时期曾在西南35个县进行古建筑考察。为了加强考古中建筑学的研究，考察团特别邀请他来负责崖墓古建筑部分的测绘和摄影。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众成员在彭山县江口镇东南的寂照庵内的一张合影。寂照庵是他们当时可以找到的最好居所。 在半年多时间里，考察团先后探明崖墓共900余座，发掘了8处遗址、77座崖墓、2座砖室墓。1942年12月，严寒的冬天来临，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不得不停工撤退。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分装三条大船，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总计达22吨的文物，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成为目前南京博物院颇为重要的收藏。 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第一次证明了崖墓这种四川特有的墓葬形式为中国本土文化之产物，以实物形式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四川彭山地区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寨子山550号崖墓出土的秘戏石刻，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其最新开放的雕塑馆展出。 今天你去成都，永陵博物馆依然是不错的选择，琴台路也是当地人喜欢聚集的繁华之地。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是抗战时期中国考古人科学发掘的首个古代帝陵。永陵未发掘之前，陵墓高大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修建了现代的琴台建筑。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突然被一道砖墙所阻，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断定其为重要的古墓葬。1942年秋，冯汉骥等考古人员进行了第一期发掘。1943年早春，川康古迹考察团结束了在彭山的考古便前来支援。吴金鼎作为团长，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莫宗江、卢绳等也一同前往。由于科学发掘，中国这座唯一的建于地面之上的帝陵，出土了王建本人的石像雕刻、重要的玉册、玉大带以及雕刻有24乐伎的棺床……郭沫若曾说，若是在和平年代，这样的考古发现怕是要轰动世界…… 李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从重庆坐船要走三天，没有基本的药物，甚至没有纸张可供书写，没有印刷设备来出版书籍，但有六年的时间，一大批文化机构栖息于此。这里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13万册中文图书、上万册的西文书籍和两万册中外杂志成为做研究的最好保障，大家把借书说成是“上山去取经”。这里的九宫十八庙、板栗坳、张家祠堂见证了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史语所的《六同别录》的完成…… 西南地区的考古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水准，丰厚的收获也是抗战中的奇迹。而那些在李庄一面接受最为艰苦的乡村生活，一面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先生们，才是中国文化奇迹的重要创造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