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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中华口述史学会副秘书长 荣维木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全根先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 陈 墨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徐国利 口述史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史学形态，其内容比传统史学涉及的领域更宽，风格更为生动，传播的覆盖面更广。中国口述史发展时间不长，学界对其内涵与意义的认识仍存争论，口述史研究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何对口述史进行科学定位，思考中国口述史健康发展的路径，本报记者对话相关专家学者。 将口述史视为史料过于狭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对口述史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史料，也有学者认为是史学。我们该如何理解口述史的性质？ 荣维木：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史料学，什么是史学。我不太赞成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这是因为，史料学是对用以表述历史的素材进行研究，关注的是史料的留存形式以及不同留存形式在历史研究中功用的大小；史学是对如何描述历史进行研究，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不同的史料来客观、全面、科学地反映历史真实。也就是说，口述史料是描述历史的一种素材，而口述史是描述历史的一种方法。如果模糊了它们的性质区别，历史研究将陷入困境。 全根先：作为一种史料类型，口述史料早已见诸历史文献，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许多内容属于口述史料。但口述史料并不等同于口述历史。口述史料，亦称口碑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指采访者通过被采访者的口述而收集的史料，也包括当事人以第一人称表述的日记、自传、回忆录等；口述历史，是指以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作品。在口述历史之上，还有口述史学，它属于历史学理论研究范畴，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应当视之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徐国利：口述史可以理解为口述史学，这首先是由于口述史具有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口述史从史料采集到文本书写，贯穿着一套自成一体的方法，即口述史的方法论。史学方法论本身是可以成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如史学中的历史考据学。口述史的学科地位得以成立，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正是方法论层面的原因。其次，口述史也有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即口述史料。口述史的书写需要也必须通过与文献资料互证，但文献资料并非其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起到一个辅助和校正的作用。因此，理应将口述史视为史学，如果仅将其视为史料，未免过于狭隘了。 若干问题掣肘口述史研究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口述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 徐国利：中国当代口述史已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四大方面。一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战争史。这是中国当代口述史开始最早、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尤以抗战方面的成果最多，影响最大。二是现当代人物研究。三是妇女史口述史。主要集中在抗战妇女史、少数民族妇女史和当代妇女史等问题上。四是对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此外，一些学者结合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展开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等，往往与口述史方法相结合，这方面的成果也是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及成果的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及其成果，从表现形态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保存和出版。二是利用口述史料及文献资料进行的口述史研究论著和口述史叙事书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的口述史研究中，存在哪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荣维木：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对口述史料的轻信和片面利用。口述史料是表述历史的素材，但若不把这些素材和其他门类的史料串连起来加以分析，而直接用以解说历史，就有曲解历史的危险。比如，在人物研究中，日记被认为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口碑史料，尤其名人日记更是如此。但是，日记反映出来的当事者所经历的史事却不一定真实。举例来说，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溃败，蒋介石日记对其有深刻反省，称其58岁受到的耻辱以此为大，检讨失败原因时他还对汤恩伯的扰民和消极抗战表示强烈不满，这应该是他的真情流露。但是，查阅一下战役期间军委会的会议记录就会发现，无论是兵力分配还是作战筹划，监控共产党的根据地在蒋心目中仍为首要。这就难怪美国怀疑他过分依赖盟国而没有把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放在首位了。这说明，口述史料虽然是解读历史的重要素材，但脱离了与其他史料的互证，就不能准确地解读历史。 二是对口述史料的呈现条件缺少具体分析。由于回忆者个人条件的差别，有些口述史料难免不实。最常见的有三种情况：回忆者只对史事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有所了解，而不知其余；回忆者受情感支配，叙事难免片面；因年代久远而叙事有误。无论是哪种情况，未加分析的口述史料都不足为凭。 三是口述史料的收集远远落后于口述史研究所需。一般来说，凡是当事者或从旁亲见亲闻者的回忆，都比后人对于传闻的间接记述更加准确。但口述史料不同于文献史料，后者只要见之于世，它的应用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而前者却需要挖掘才能得到呈现和留存。例如，抗战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质量较佳的抗战口述史料仍感缺乏。亲历过抗战并能记忆的老人不多了，搜集他们的口述史料就带有急迫的抢救性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口述史料整理和运用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全根先：口述史理论研究薄弱和缺少公共平台是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大多仍是引用、阐发西方学者的观点，深度研究成果稀少。虽然当前以“口述史”为名的著作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般的资料采集、整理阶段，没有提升到研究层面。同时，目前缺乏一个权威的口述历史搜集、保存、管理与传播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很少被社会分享。 陈墨：口述史研究内容狭窄及口述史素材档案化程度不够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一些专业及专题性的口述史著作内容过于狭窄。例如，采访科学家，只谈科学研究技术方法和研究过程，而不谈人生遭遇和思想历程。重视专业技艺传承，自无可厚非，但若不关注受访人的生平，不懂得不同个性、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思想方法和不同训练路径是产生不同思想或技术成果的原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无法达到口述史的目标。 口述史档案化程度不足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一些口述史工作者，一旦编辑成书或剪辑成片，所得素材就随便放弃。另一方面，一些档案馆对口述史档案价值认识不到位，将口述史档案拒之门外。这就造成口述史文本的可信度难以通过档案查证，经不起检验和质疑。 徐国利：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同样亟待加强和完善。目前国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罕有口述史的课程设置；在历史学院系中，也没有口述史本科专业及硕士、博士学位点。目前从事口述史的学者，大多将其当作传统史学的“副业”来做，这也影响了口述史学的发展。 不能简单套用英美口述史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 全根先：造成目前国内口述历史研究规范程度不够以及理论研究创新性成果不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我国开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口述历史理论的本土化，还需要更丰厚的实践基础。二是缺乏理论自觉。英美口述史理论反映了欧洲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特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国的口述史研究要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目前我们仍然缺少这种基于历史哲学的理论自觉，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口述史研究理论境界不高。三是研究者缺乏专业性的训练。口述史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开放性，因此有大量的非历史研究专业人员加入到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中去。这也是我国目前口述历史著作总体质量不高、缺乏研究深度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口述史要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应当提高史学素养。 陈墨：专业素养不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口述史采集人员缺乏实验意识。实验意识，即是对不同的受访人采取不同的访谈技术和访谈形式，进而设计出不同的访谈方案。诸如摄像机、灯光照明对受访人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一对一采访与一对多或多对一的采访有怎样的不同？隔一段时间的重复采访、不同采访人对同一受访人进行多次同主题采访有多大的不同？这些问题，都要用实验证据说话，最后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造成口述史档案化水平偏低以及内容狭窄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墨：口述史档案化程度不足问题，与学术伦理及学术文化界公共意识的欠缺有关。一些研究者尚未充分意识到，假如没有可供他人查证的原始素材，如何证明口述史著作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口述史采访信息？同时，一些采访人缺乏资源共享意识，而一些档案馆也缺乏与时俱进的公共服务精神，于是造成了上述不想存档亦无法存档的情况。 专题口述史内容过于狭窄的问题，则体现了专业分工与知识视野的矛盾。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论史同样要知人。口述历史工作本质上是采集个体记忆，不关注个体成长经历，就难以采集到丰富的个体记忆。很多口述史研究者做专业口述史只重视本专业信息，窄化口述史的视野和观念，肯定不利于口述史潜能的发掘。 构建中国口述史理论应注意跨学科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面提到了口述史研究的视野问题，那么怎样扩大口述史的研究视野？ 荣维木：扩大口述史视野，需要拓宽口述史关注的范围，推动口述史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紧密结合。这是由口述史平民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主要倚仗文献史料的精英史学不同，平民性是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近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精英史相对的，口碑史料一开始只是表述普罗大众的素材。在美国，口述史把精英史学不屑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纳入到美国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史的空白。在英国，口述史也成为描述工人生活的一种普遍方法。在中国，口述史也经常地被用于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如盛行一时的“三史”编纂（家史、村史、厂史）。了解了口述史的这个特点，就不难明确口述史发展的方向。比如，关于社会生活，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特点，怎样具体地、真实地反映出这些特点，就会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一切由社会变迁而带来的社会问题，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口述史既要取材广泛，也要突出重点，以拓展历史研究的景深。在口述史涉及的众多领域中，哪些应当重点投入？ 全根先：口述史的题材有大有小，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需求进行合理选择。在我看来，有两条主轴线，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一个是国家记忆，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国家记忆，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人物当中去。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乃至个人的历史，都可以纳入国家记忆的范畴。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现象的个人记忆。 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由于独特的承传方式、较高的技艺要求以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异常丰富，但这些资源在现代社会流失也非常严重。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作为目前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的另一重点，要有一种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扩大口述史研究的视野，不仅应该丰富研究的总体内容并充实重点领域，其所使用的方法与理论也应有较大的学科跨度。如何理解口述史的跨学科性及其对口述史自身理论构建的作用？ 全根先：口述史所使用的方法与理论，涵盖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首先需要运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包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对于原有文献资料与新采集口述史料的分析比较。 除此之外，口述史采访既然是采访者与受访者的互动过程，那么，必然会用到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口述史采访过程中，需要采访者具有调动甚至激发受访者心理活动的能力，以充分挖掘受访者内心深处的记忆资源，这就需要借用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口述史料是来自受访者的记忆资源，有时还包括实体文献，那么必然会遇到权益归属问题，这就与法学搭上了关系。口述史采访过程中，除了采访者的提问，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现代摄像、录音手段，最后还要对采集资料进行剪辑、制作，这就属于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范畴了。 最后，对于口述史料进行编辑加工，整理成一部可读性强、令人耳目一新的口述文献，则会用到叙事学的技巧。在综合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口述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明确口述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构建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