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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前，苏格兰王国是一个贫弱小国。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其历史发展的分水岭。此后，苏格兰逐渐摆脱困顿处境，得以分享英格兰本土和海外的广阔市场。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随之在苏格兰拉开帷幕，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这场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低地乡村的农业变革与市场化；高地的部族制度瓦解与商业化；势头迅猛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以及推动社会转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中，低地乡村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是耀眼的亮点之一，为苏格兰迈入工业社会奠定了基础。 农业市场化悄然萌芽 苏格兰低地是指苏格兰中南部地势较低的地带，系与北部的苏格兰高地相对而言，低地集中了苏格兰大部分人口。就整体而言，苏格兰的自然环境与英格兰相比恶劣得多。在3万平方英里土地中，仅有13%可用于放牧，可耕地在18世纪不足10%。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了人口增长，1700年苏格兰仅有110万人。进行农业改良，以便养活更多人口，并为制造业提供原料，成为苏格兰当务之急。 17世纪末，苏格兰虽然贫弱，但并非停滞不前，商业力量已经悄无声息地渗入进来。在低地乡村，地主的奢侈风气开始兴起，其土地观念也随之改变。过去他们把土地视为个人权威、家族势力的基础和象征，现在则更看重土地的经济价值和收益。他们开始通过撒石灰的方法来增加地力，大规模的牛羊牧场也在个别地方出现。到17、18世纪之交，极少数地方的地租形式开始由实物向货币转化，土地租佃模式由多重向单一转换。乡村经济的这种变化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17世纪后期，承租人（租地农场主）是乡村的中坚力量，充当地租的支付者和劳动力的雇佣者。他们与地主之间原有的军事关系消亡殆尽，除了残留的家长制关系遗迹之外，彼此已经以经济关系为主。 在18世纪前，上述变化仍非常有限，尚处于萌芽状态。第一，以市场为导向的垦种很少，绝大多数低地农场的面积仅有20英亩或30英亩。加之当时农耕技术落后，这些微型农场仅够维持承租人和耕种者的生计，罕有剩余产品供应市场。第二，实物地租依然占据主流，大多数承租人基本与市场隔绝。根据承租人与地主的租约规定，承租人必须将农产品交给地主的代理人，代理人全权负责产品销售。因此，虽然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但苏格兰绝大多数农民尚未参与其中。 市场化进程加速 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为苏格兰低地乡村的商业化提供了发展契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乡村土地租佃状况和承租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与17世纪后期相比，地主与承租人签订的长期租约数量激增，租期一般为10—19年。更重要的是，以货币为主的地租逐渐取代以实物为主的地租，促使承租人开始直接面向市场。1750年，土地租佃结构也发生关键变化，单一租佃占据主导地位，多重租佃快速消失。这意味着：第一，土地耕种的生存属性在减少，市场属性在加强。第二，单一租佃为大规模的地产重组提供了条件。第三，承租人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承租人被迫离开土地，或沦为佃农、仆役。 到18世纪50年代，一个独立的农耕阶层已经稳步出现，他们通过长期租约来支配自己耕作的土地。但是，这一时期，农业尚未出现重大改良，关键的制约因素是苏格兰本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出现，非农业人口还很少，国内农产品和原料的市场需求非常有限。另外，许多承租人财力弱小，一旦遭遇荒年，往往拖欠地租。基于此，地主们开始实施农场合并策略，以便为自己提供稳定丰厚的地租。 低地农业实现转型 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苏格兰乡村经济出现转型，其巨大动力与压力源自农产品市场发生了迅速、彻底的改变。苏格兰人口增幅较大，消费群体急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苏格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很快，非农业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面对社会变化，地主最先做出回应。他们利用法律手段，强制承租人按照租约规定的新式耕种方式来耕种土地，否则地主有权剥夺他们的承租权。此外，18世纪50年代后，承租人与市场的直接接触，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获利欲望。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通过各种媒介吸收新的农耕知识。开明的地主也采用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支付修围墙、撒石灰、建新农舍的费用，鼓励承租人进行先进的农耕实践，然后，地主通过提高租金，来抵消自己的支出并获得盈余。六七十年代，苏格兰低地农业发展出现了两个关键性变化，一是圈地进程明显加速；二是租约详细规定了新的耕种方式，以鼓励农业革新。 苏格兰低地农业经济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18世纪后期，实物地租快速转换到货币地租，到90年代，实物地租已非常罕见。第二，市场渗透规模大，生产专业化程度高。第三，不仅大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更多的地方性市场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第四，地产政策发生根本改变。18世纪早期，通过投资以提高地力和地租的理念尚未得到广泛传播。到18世纪后期，地主们开始将巨资投入地产的基础设施上，以期在短期内增加地租，并开始扩大、合并、拆分、重塑地产，以推动生产专业化。 规划有序的现代农场、现代乡村风景开始出现，以往由不同所有者耕种的凌乱分散的土地结构逐渐被废除，实为一种“比18世纪期间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彻底的翻新”。谷物产量显著提高，体现了低地农业的改良成效。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90年代，许多郡的谷物产量增长了一至二倍。18、19世纪之交，低地承租人的经营水平赶上其英格兰同行。这场伴随市场化而来的转型，其剧烈程度远远超过西欧其他国家。 启蒙思想推动农业转型 与这一农业转型并行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既是苏格兰农业转型的助推器，也是其组成部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文人不再像法国同行那样坐在书斋里用抽象的理论批判黑暗的现实，并构想美好的未来。相反，他们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革新与进步，回应并参与这场剧烈的社会转型。例如，苏格兰启蒙知识分子举办和参与的一些社团，经常就具体的农业问题展开讨论和对话，贵族和乡绅成为参与主体，而且鼓励农民参加。 苏格兰的启蒙哲学理念随之贯穿于农业改良中，自然不再被视为天赐的和预定的，而是可以通过人类有计划的系统干预得到改善。负责大地产日常管理的代理人是启蒙文人与农业实践之间的纽带。这些代理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实施改良计划时，往往采纳报刊杂志宣传的新知识。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理性来改变自然界，使之变得更加美好。他们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土地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而是必须圈围起来，进行定期耕种；新的经营方法就是好的，旧的方法就是糟糕的。这些观念为农业改良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成为18世纪后期苏格兰乡村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