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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我的恩师与高参(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光明日报》 王巍 参加讨论

    蔚县实习训练基本功
    1979年春季,我们吉林大学考古七七级的全体同学赴河北省蔚县,进行第一次考古实习。
    蔚县此前从未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不理解张先生为何选择这块“处女地”作为实习地点,后来才逐渐明白:我国内蒙古长城一线是历史上农业和牧业交错地带,也是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这一区域又是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当时,位于这一地区的河北北部和山西中部,非常缺乏考古工作,文化面貌不清楚,何谈对该区域与更广泛的周围地区文化联系的研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先生策划了在河北蔚县和晋中地区的区域考古调查,以及对重点遗址的发掘。
    我们第一次实习地点选在了筛子绫罗村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个月时间,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发掘训练,大家第一次将在课堂学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知识付诸实践。虽然这次的发掘成果并不丰富,但它毕竟是我们班、是吉林大学,乃至中国考古学家在蔚县开展的第一次系统考古发掘工作。1981年我们班再次来到蔚县,进行毕业实习。张先生安排每两人一组,每个组负责一个乡镇区域的调查。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踏查,每个河流台地、每个土坡断面都要仔细查看,地面上每个陶片都要捡起来。
    在蔚县考古调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全班集中进行调查成果交流。张先生逐一查看每组捡到的陶片。当看到我和王军同学在大水门头村一号灰坑采集到的一堆陶片时,张先生眼睛一亮,蹲下来仔细观看。过了一会儿,他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的这些陶片是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说明本地区在夏代与中原地区发生过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十分重要!闻听此言,我和王军都高兴地跳起来,多日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此后,我们按照张先生的部署,又在采集到陶片的这个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了更多的出土遗物。
    蔚县考古先后两次,前后经历了近半年。在张忠培先生和其他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田野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我们这些学生后来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之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也在河北、山西接受了同样的训练。有计划地将学生的考古实习与解决学术问题相结合,是张先生的一项“发明”,开创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的先河。蔚县和晋中的考古实习,正是张先生为解决北纬40度线三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问题而实施的战略性部署。
    指点迷津回归主战场
    1996年6月,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还是继续我的本行——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我向张先生请教。他沉思片刻,一字一顿地说:“回归主战场!”他解释说:“虽然你经过几年留学,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资料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不能经常参加日本和韩国的考古发掘,不能及时掌握他们最新的考古资料,只能靠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你在考古研究所,可以自主设计课题,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上都是由你们研究所负责发掘,你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在国外学到的方法和理念运用到国内考古研究,尽快在主战场做出成绩。”先生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当年9月开始,我又回到了考古现场。此后,我参与的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基址群考古、周原西周时期宗庙基址发掘、安阳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的冶铜遗址和居住区及墓地的考古发掘,都获得了当年度的田野考古奖。如果当年不是先生指点迷津,哪有我的今天!
    考古所的编外高参
    张先生对社科院考古所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和我说过,他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他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时,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前身——编者注),后来,因被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没能如愿。我大学毕业时,是他力排众议,坚持把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入所35年来,我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辜负了先生的期望。每当我有了一点点进步和成绩,先生都十分高兴。
    1998年,我担任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告诫我,一定不要放弃田野考古,说“这是考古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本钱”。按照他的教诲,我始终没有脱离考古一线。此后,直到2017年从所长职位上退下来,在涉及考古所研究方向、发展规划、创新工程等重要节点,我都会去向先生汇报,请他指导,先生向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例如,都城考古要更多注意城市布局的研究,要加强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要注意人才梯队建设,为“尖子”人才开小灶,给青年学者更多的锻炼机会,包括让他们担任考古发掘的领队,要加紧已经发掘但尚未编写发掘报告的“还账”等,令我受益匪浅。我俩往往一谈就是半天,常常把一暖水瓶开水都喝完了,听到厨房里传来师母开始做饭的声音,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告别。
    张先生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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