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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科学主义在其盛行之时就已有了明确的批评之声。新康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狄尔泰(W.Dilyhey，1833-1911)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有同有异，他正确地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历史事实、研究方法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维护历史学独立地位的努力，影响了后来的柯林武德、克罗齐等人。(35)今天，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知识的背景下，可以就历史学的这些特点做出进一步说明。 历史学的基础是实证，即对历史真相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的客体不是物而是人，是有着欲望的、进行着各种各样创造性活动的、充满着无穷变数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客体实际上也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学的实证过程是活着的主体与消逝的主体之间的复杂的交流过程。在实证过程中，活着的主体不仅要严肃地考察历史记述的消逝的既往的各种表现，还要认真地考虑隐伏在其间的消逝的主体的各种意愿，从而使我们对历史的重建，可以被理解，可以被信任。没有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方面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无法应对的。 由此出发，历史学科形成了自身的问题序列，其中既有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方面，如因果关联、普遍性和规律等。也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内容，如人的心理活动，人性的表现和伦理道德。后者显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而自然科学也不能就此对历史学进行评判。而在前者，由于历史研究是活着的主体与消逝的主体的对话，而且是极不完整的对话，其证明方式与自然科学也有着很大不同。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可以准确地揭示没有生命的物的本身的内在联系，或物—物之间的关联(在动物学甚至植物学方面可能有所不同)，而历史学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严格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的“证明”实际上是“解释”和“说明”。对于历史过程“解释”和“说明”的不确定性和非终极性，是这个学科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个学科保持活力的根源。 就本质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精神学科，它不可能通过实用发明或提供具体物品证明其价值，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最为古老的学科之一并能存在于今日，是它观察了人类的生活历程，留下了人类的经验，为理解今天和谋划未来提供了知识储备。历史学对人类的这一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构成了历史学实践性的学科依据。 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历史学也是一条变动不居的长河。历史学知识之树常青，不仅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对往昔岁月历史残片的更多和更好的缀合，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领悟和回答，来自于将平凡的历史知识在理论层面上的升华，来自于历史学先天具有并被自觉和自主执行着的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既是当代的和思想的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 如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是否要具备现实的品格，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似乎不应存在疑问。但事实上，在新史学浪潮冲击之下，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入中国，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学之后，依然有不同的意见。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自鸦片战争之后，救亡图存、追求民主自由、寻找古老中国的新的希望，成为一代代人为之奋斗的方向。历史这一延续着中国人生存的传统世界，历史学这一保存着中国文化根脉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人们所关注、所思考的对象。传统史学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致用功能，在新形势下，得到了空前的弘扬。 从某种角度上说，新史学的走向就是以“史”用“今”。早年的梁启超明确主张应取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以求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36)梁氏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关注现实问题的产物；其几乎所有的心得，都是直接或间接致力于今天改造的思考。在学术旨趣上与新史学相异的国粹史学流派，在对待史学的致用方面，也表现出了他们与新史学派并肩战斗的姿态。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始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37)复又将历史知识作为“无往而不利”的武器，(38)将历史学升拔到能够“巩固国本”(39)的高度。而在中国现当代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一边倒地将史学的“致用”作为其学术价值的终极体现。 与上述意见不同，近现代中国史学路途上还存在着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看法，即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只应求“真”与不“真”，而不应理会有“用”和无“用”，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者王国维和顾颉刚先后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王国维指出：“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因此，“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此即历史学的“无用之用”。(40)这就是说，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不要存有取“用”的预见，惟有如此，才能有历史之“用”的呈现。王氏所言的历史研究的“他人”“后世”之“用”说在顾颉刚那里得到了呼应：“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固然，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41)简言之，“无用之用”说的要点是：历史学是有用的，但承担致用责任的人不是历史学家。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近代西方思想和学术界怀疑历史功用的思潮是不同的，其间是否蕴含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值得进一步考察。 在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有”和“无”是道家学派提出并论述最多的一对概念。《老子》第十一章提出了三个“无”和“有”用的例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结论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42)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表达的是只有有“无”才可能有“有”，只有“无用”才可能出现“有利”即“有用”。老子的这一思想，被庄子概括为“无用之用”。(43) 显然，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老庄哲学中的“无用之用”与近代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作为“无用之用”之学在含义上有着很大不同。但由于“无用之用”所包含的极具辩证色彩的表达，使得它能够引起人们广阔的联想：它既可以解释一种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消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内心的自卑情绪。因此，王国维和顾颉刚巧妙地引用了这句名言对历史学功能所进行的概括并引起广泛共鸣，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结合老庄哲学“无用之用”的本义以及中外史学观念的历程去看待历史学之用在于“无用之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