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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科学的普遍史的大历史 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因其展示的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构想或世界观，而对具体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价博絮埃之后的普遍史时指出，这种世俗化的或者理性的普遍史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19)。因此，到了20世纪，普遍史除了在一些受黑格尔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领域之外的作家中还有一席之地外，并不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青睐。(20)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两极趋势，一方面是以微观史、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后殖民史学为代表的解构性历史研究，一方面是以世界史和全球史为代表的注重整体和比较的宏大叙事，两者虽时有抵牾，但并不至于对立。(21)尽管世界史和全球史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描述上，与普遍史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那种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直至人类的当下的时间框架。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那种全景式的世界史叙事，业已让位于对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和特定主题的更具操作性的研究。因此，至少在专业的历史学领域，普遍史确实成为一个很少被人触及的领域。 2010年，大历史的奠基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普遍史的回归》一文，将大历史与普遍史传统联系起来，这让沉寂多年的普遍史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新在其实践上的全球性以及精神和方法上的科学性。(22)实践上的全球性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大历史是一种科学的普遍史。我们知道，从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其中理性的普遍史对于规律的强调已经使之具备了某种科学的性质，但它更多地还是一种观念的产物，缺少成为一门科学的足够的物质基础。20世纪后半叶新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成果的积淀，都为大历史成为一种科学的普遍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说来，大历史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愈发紧密，模糊或者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如同传统历史学一样，大历史也研究人类的历史，但这只是其极为宏大的叙事的一小部分。大历史的研究重点还有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地球和宇宙的起源与发展。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甚至人文与社会科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大历史极富雄心的抱负，大历史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知识和成果，并将之纳入到这个无所不包的历史的框架之内。由于是一种单一的历史叙述，仅仅将各种知识罗列并置在一起是不够的，大历史必须诉诸一种统一的理论将这些知识整合在一起，同时还要融会贯通，以达到认识宇宙的复杂性、地球的复杂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目的。因此，大历史是一门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完成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更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融。大历史的这一特点，让弗雷德·斯皮尔得出结论，认为大历史正在实现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转变。(23) 其次，大历史必须借助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超长时段的研究，比如放射性碳定年法、遗传分析、数学建模技术等。放射性碳定年法利用碳—14同位素的放射性来确定物质的年限，可以准确地测定早至5万年前有机物的年代，已经在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一个有力工具。而电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ESR)技术，通过测量样品自形成以来其本身受时间影响的放射性损伤来进行定年，将测年范围扩大到几百万年以前，几乎覆盖了整个第四纪地质年代。这无疑使历史学家的视野得到无限放大。同样，遗传分析对某一遗传性状的基因数目、基因性质、属于哪一连锁群及其在染色体上的座位等的测定，对于了解物种进化的历史也大有裨益。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数学建模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应用。2008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数学教授彼得·图尔钦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历史动力学的兴起》一文。图尔钦指出，如果想从历史中真正有所获得，就必须将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具体来说，就是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分析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比如帝国的发展、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崩溃等。其目的是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分析性的，甚至是可预测的科学。这种新的历史学被称作“历史动力学”，它使历史学在继续关注特殊性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收集而来的数据建立普遍的解释理论，并用这些数据对之进行经验上的验证。(24) 再次，自然科学的历史化，也推动了大历史的科学化。对那些与大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门类而言，比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它们在一点上与历史学是相一致的，即都以研究过去为其目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的更为准确的测定年代技术的出现，使这些具有历史导向的自然科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突破，克里斯蒂安称之为“精密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这一技术突破，让这些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遥远过去的探索也变得更加可行。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宇宙学家可能会意识到，他们与历史学家一样，都是在利用碰巧留存到现在的很少的线索，去进行一项棘手的事业，即重建一个已经消失的，通常又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过去。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必然会给历史学家的思维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历史学家会认为，历史学不过是用精密的纪年方法研究过去的整个学科家族的一分子，他们与具有历史导向的自然科学家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对时间变化的关注，也不在于对精确纪年的关注，而在于他们关注的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即人类本身。(25) 最后，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大历史一改过往普遍史强烈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力图较为公允地提出一种开放的和科学的未来观。预测未来是所有普遍史都具有的一项重要功能，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晦暗的阴霾。与基督或理性的最终胜利不同，大历史学者对未来表现出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未来有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可能性。弗雷德·斯皮尔指出，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没有什么趋势是完全持久稳定的。除了那些具有循环发展特点的趋势，比如昼夜变化、四季更替外，更多趋势是不确定的。这些不确定的趋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知的未知”，比如新传染病的出现、地震、火山爆发、陨石撞击等，我们知道它们有可能发生，但不知道它们何时和如何发生，也不知道它们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类是“未知的未知”，比如人类可能会发明各种开发能源的方法，但我们现在完全无从知晓，也无法对其未来作出判断。(26)同样，克里斯蒂安也认为预测是有限的，并强调只有两种情形可以预测，一种是那些缓慢而简单变化的事物，一种是其后果对我们至关重要，并且我们能够对其施加某种影响的复杂过程。(27)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安将未来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是否能够预测作出了评论：第一，大约100年后的近期未来，人们可以作出预测，因为这个范围内的事物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且它们的变化不是任意的；第二，数百年到数千年之后的中期未来，人们不能作出预测，因为人类对这个时间范围很难产生影响；第三，时间范围更大的远期未来，比如整个星球或者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发展，作出预言又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在这个范围内，人们研究的是比较缓慢、比较可预测的变迁。(28)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的多种可能，使得大历史不像以往的普遍史那样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保持着无限的开放性。 作为科学的普遍史的大历史，其实质是想整合查尔斯·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29)使大历史成为一门真正涵盖一切学科的知识。大历史的这种抱负，或许能够超越“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持续多年，至今尚无定论的争论。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大历史长达130亿年的时间架构里，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不过才5000年左右。而如果以13年来衡量130亿年，人类的文明史仅仅出现在3分钟前。在大历史过于宏大的时间框架内，人类的历史显得极为短暂，人类历史的所有多样性、复杂性、偶然性、异质性、不确定性统统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留给人们的似乎只是冷冰冰的科学解释，而缺少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特别是，一旦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去解释人类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就会显得更加牵强。正如国内有论者指出的：大历史确实蕴含着一种革命的气息，要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念，但仅把“史前人类的进化与其后人类历史的进程”归结为一个“寻求控制能量储备和流动的过程”，仅以诸如“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概念去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便显得天真和乏力。(30)如果大历史还被认为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这种用自然科学理论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做法，有可能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历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