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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法建交是中法两国从各自考虑出发采取的建设性步骤，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双边关系的范围”，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83)。中法关系缓和本身就是对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因而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法建交冲击了美苏冷战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这符合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中法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通过建交发展友好关系，证明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而且对世界政治也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在1949-1968年这20年的历史中，美国从反共意识形态出发，不仅自身采取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而且强烈反对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法国承认中国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因此受到美国的反对是必然的。美国认为戴高乐的行动源于其大国地位的诉求，也有想要重返印度支那地区的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担心，如对法国承认中国事件听之任之，会导致美国遏制中国的链条上打开大缺口；而法国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也不愿看到。冷战思维与现实利益的纠葛，使得美国采取了反对中法建交、限制中法建交影响的种种举措。 从局部的和短期的效果来看，美国第三阶段的干预行动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它导致联邦德国、日本改善对华政策的行动裹足不前，让与美国有重要利益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某些非洲国家暂缓了各自承认中国的计划。但是，建立在过时的遏制战略上的这种决策，其最终失败是无疑的。美国既无法阻止中法建交，也无法遏制中国影响的日渐扩大。仅仅在1964年一年中，就有6个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1964-1965年，中意、中澳相继达成互派商务代表的协定，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84)这种情况正如腊斯克所描述的：“如果巴黎与中国建交，我们很快将面临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法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大坝上出现这个洞，洪水将很快穿过。”(85)中法建交也冲击了美国国内舆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1964年就开始抨击美国对华僵硬政策。1966年又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学术界人士提出应该对中国采取“遏制而不孤立”政策。(86)实际上，美国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遏制中国的困境，约翰逊私下里就同意：如果美国在三四年前承认北京，事情也许会好一些。(87)然而，囿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约翰逊政府仍不愿改变对华政策。至于美国为何此时还维持对华遏制与孤立战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总之，从这一过时的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