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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楔形文字的产生，终于公元前539年波斯居鲁士大帝结束新巴比伦王朝的统治，将两河流域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在这2600多年的进程中，两河流域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从独立城邦发展为地域国家，最终到幅员辽阔的帝国。王权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嬗变。 约公元前2900年到2334年，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城邦争霸阶段，又称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两河文明的重心在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最多时存在着20多个城邦。城邦首领的头衔包括如下三种：“恩”(苏美尔语en)，原指一类高级祭司；“恩西”(苏美尔语ensi)，原意指神的产业的管理者；“卢伽尔”(苏美尔语１uga１)，原意为“高大的人”。其中，最古老的头衔是“恩”。在两河流域最早的城邦乌鲁克，其首领的头衔便是“恩”，这与该城邦深厚久远的宗教传统不无关系。“卢伽尔”这一头衔在文献中出现得最晚，却一直为后世沿用，成为两河流域国王的通称。从词源来分析，“卢伽尔”这一头衔反映了早王朝晚期由于对灌溉水源和水利基础设施争夺的加剧，城邦统治者作为军事将领，其抵御外敌、扩张领土责任的强化。 一件现代学者冠名为“安纳吐姆鹫碑”的浮雕作品，形象地展示了早王朝晚期神权对王权的决定作用。这件作品出土于拉格什城邦遗址，仅存几块大小不一的残片，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叙述了拉格什与温马两个城邦间的边界纷争，以及拉格什最终在主神宁吉尔苏的参与下取得胜利。在最大残片的正面出现的便是宁吉尔苏神的形象(图①)。他左手紧握一个网兜，其中装满了被俘的敌方士兵；网兜的提手是一只狮头鹰，这便是宁吉尔苏的象征。他右手拿着权杖，正在敲击一个俘虏探出网兜的头颅，挫败其逃跑的企图。残片的反面借助一栏楔形文字分割成上下两部分(图②)。上半部分刻画了拉格什城邦的首领安纳吐姆统帅一列士兵冲锋陷阵的情景；士兵们皆手持盾牌和长矛，脚踩敌军尸首前进。下半部分则描绘了胜利后的游行场景：安纳吐姆手持武器站立在一辆车上，紧随其后的则是手持长矛和战斧、列队行进的士兵。 在浮雕中，宁吉尔苏神、城邦首领安纳吐姆以及他统领下的士兵，各自形象的尺寸依次递减，体现了城邦统治者领导士兵，同时又臣服于神的等级观念。此外，在浮雕正面所强调的俘虏敌方士兵这一战争的高潮中，城邦首领并没有露面，独领风骚的是城邦的主神。在这场战斗中，城邦首领担负的是身先士卒、鞠躬尽瘁的角色。但战争胜利的最终原因在于神的参与，战争胜利的荣耀也归神独享。 早王朝末年，原为基什城邦宫廷官员的萨尔贡，通过篡位夺取了该城邦的统治权，后又南征北战，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各城邦，建立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王朝———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34-2154年)，史称萨尔贡大帝。作为首位实现统一的国王，萨尔贡的多个王衔，如“四方之王”、“天下之王”和“万王之王”，一直为后世国王所沿袭。 萨尔贡的孙子那拉姆辛在位时(约公元前2254-2218年)，致力于稳固对毗邻的伊朗西南部地区的控制。同为卢浮宫博物馆藏品的“那拉姆辛胜利石碑”(图③)，刻画的便是他征服这一地区山地民族的场景。在此石碑上，那拉姆辛与“鹫碑”上的安纳吐姆一样，都承担了身先士卒的职责。在他的下方，是两列正在奋勇攀爬的士兵，双手皆持武器。 但是，在“胜利石碑”的画面中，神的具体形象已经消失，最为高大威猛的形象是国王那拉姆辛本人的全身像。他一身短打，左臂屈于胸前手挽强弓，右手在腰间手执长矛，一派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双腿和双臂的肌肉贲张，呼之欲出。在他面前的敌方士兵，一个已被踩在脚下，一个颈部中枪向后仰地，还有一个双臂抬起，双手触脸，似乎是以投降的姿态在乞求饶命。在此，通过身材大小的对比和敌方士兵的肢体语言，国王那拉姆辛作为胜利的创造者和荣耀的归属人已经不言而喻、昭然若揭。 这件作品还记录了那拉姆辛一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他僭越了人神之间的界限，戴上了两河流域艺术传统中神的形象所独有的牛角帽。与此相应，在他的铭文中，表示神名的限定符(苏美尔语dingir)开始出现在他的名字之前。那拉姆辛有一篇铭文还为他神化自己的举动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该铭文称，在那拉姆辛镇压了国内叛乱，保全首都阿卡德城后，阿卡德城的民众向众神呼吁，要求让那拉姆辛成为阿卡德城的主神。但后世传统对那拉姆辛的这一放肆举动大加鞭挞，甚至有作品认为他的僭越举动招致神的报复，最终导致阿卡德王朝的倾覆。 两河流域的领土扩张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911-626年)达到顶峰。到公元前7世纪初，新亚述帝国控制的范围除两河流域本土外，还包括今天的伊朗西南部、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幅员辽阔、文化多样和民族众多的帝国。新亚述帝国的国王留下了数量丰富的编年史文献，逐年记载国王征战四方的赫赫战功。此外，国王还在两河流域本土以外的征战地点树立记功碑，彰显他作为帝国之王的盖世武功。在土耳其东南部遗址萨马尔出土的“埃塞尔哈敦记功碑”(图④)，便是这类记功碑的典型代表。 新亚述国王埃塞尔哈敦(公元前680-669年在位)于公元前671年攻占埃及后，将帝国的实力推至巅峰。在这座记功碑上，国王本人的形象从底部延伸至顶部，几乎占据石碑表面的三分之二。他左手紧握权杖和两段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分别系在两位俘虏的脖子上：身材略高的是地中海东岸推罗城邦的国王，较矮的则是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法老塔哈尔卡的王子。前者的高度才到埃塞尔哈敦的大腿，后者的高度仅及他的膝盖。埃塞尔哈敦的右手举着一件名称不详的礼器，贴近鼻子，似乎在向他前方的九位神灵祈祷。这九位神灵的形象聚集在“记功碑”的右上方，或立于神兽之上，或由其象征物所代表。根据碑上铭文的记载，埃塞尔哈敦向这九位神灵报告他打败埃及后凯旋而归。 与前述的“鹫碑”相比，“记功碑”中的神灵已不再直接参与战斗并主宰最终结局，而是退居一角，转变为国王胜利的见证者。与同样描绘国王击败外敌的“胜利石碑”相比，“记功碑”上国王形象与战败者形象的尺寸对比则远远超出。此外，“记功碑”致力表现的并非统治者本人在战场上的身先士卒或骁勇善战，而是获胜后的闲庭信步和从容淡定。谁是英雄这一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在两河流域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神权是王权兴起和发展最为关键的维度，神的主宰、庇佑和恩惠为王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持续性动力，这是该文明王权观念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当时统治者个人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国家所辖地域的扩张，王权相对于神权的地位也相应提升。这一嬗变在图像资料中的体现，便是神的造型由具体趋于抽象，尺寸趋于减小；而国王的形象日渐高大，尺寸最终超过神，绝对主导了画面构图。与此同时，国王的造型由身先士卒到手刃敌军最后到凯旋还愿，逐步取代神成为胜利的创造者和荣耀的归属者。(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