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

傅高义

【作者简介】（美）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

【内容提要】 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在中美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会见万斯时，明确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坚持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成功访问北京后，中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北京展开。由于担心中美建交的消息泄露到支持台湾当局的美国国会，双方商定将计划于1979年1月1日发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声明提前到1978年12月15日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为中美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邓小平/卡特/布热津斯基/中美关系

    邓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识到，尽管他不能立刻解决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问题，但他相信，中国至少可以开始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准备。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其他三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也会随之实现。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中美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在30年之后依然存在，尽管许多人已经去世，但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实上，科技领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接触的先导领域。[1]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领域：科学技术

    从青年时代起，邓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学习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而邓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邓小平看来，北京大学和物理专业这两样都是中国大学中的塔尖。后来他们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考入了北京大学。

    1977年底至1978年初，邓小平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旅欧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并曾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的加拿大籍华裔林达光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中能继续支持中国。在邓小平1977年接见的外宾中，还有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坦普尔大学生物学家牛满江、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家陈省身和三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杨振宁等。后来邓小平曾多次分别会见这些著名科学家，除了对他们表示欢迎外，还向他们询问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国怎样才能迎头赶上。对于他们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①

    邓小平接见外宾时通常很少要求他们的家人陪同，但在会见这些科学家时要求他们带上家属，并对他们为祖国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知道有很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间离开大陆，有些是先到了台湾然后又到国外接受教育。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国还有亲属。尽管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实验室足以吸引这些著名科学家回国，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科学发展提建议，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演讲，还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到海外继续深造。

    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家们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第一次不仅可以和西方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将受到鼓励。留在国内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们的亲属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此时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或者右派，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得到了补偿。

    邓小平不仅对美籍华裔科学家尊重有加，对西方科学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一个美国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普雷斯原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门从事地震学研究，此前曾一直担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②主席。1978年7月访问中国时，普雷斯一行希望能为两国政府间签订农业交流、空间技术和留学生及学者交流等协议打下基础，同时他建议中国选派20～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让普雷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建议美国接受700名理科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几万人。由于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普雷斯马上打电话给卡特，在凌晨3点把总统从睡梦中叫醒，请他批准中国派7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欢迎更多学生的到来。③尽管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临行前也已授权普雷斯做出此类答复，不过卡特还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④

    1978年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赞扬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他强调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感到关切，还谈到中国需要外资和技术。[2]《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全球化的好处。[3]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除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外美国访华代表团所受到的最热情的接待。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到1984年，留学生人数达到14000，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4]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中国最高学府甚至被称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预备校”。

    1977年8月：万斯在北京的“倒退”

    对邓小平来说，与美发展关系是重中之重。所以，当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时，邓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刚刚正式接手外交事务三天后就接见了万斯，两天后又和万斯举行了长时间会谈。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邓小平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湾问题，他总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收复台湾一直是结束中国百年耻辱、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1977年，邓小平已经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一种空喊，但台湾国民党仍然在安全上对北京构成威胁。

    万斯曾是一位广受尊敬、彬彬有礼的律师，1977年1月刚担任国务卿时就开始关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要完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筹码，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更关心的则是美苏在缓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担心美中两国走得太近会让苏联不悦。

    在万斯启程访华之前，卡特和他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子迈得太快，就会在国会引起混乱，从而失去国会对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政治控制权这一决定的支持。万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认为最好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延迟到巴拿马运河问题解决之后。8月23日，万斯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向他表示，美国希望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推进，但美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些官方人员，并宣布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表示实际上是要探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同时也是一种拖延之举，意在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拖延至国会解决巴拿马问题之后。不过，万斯对中国拒绝他的建议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二天上午，黄华做出了强硬反应，表示万斯的立场会拖延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湾”⑤，暗示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邓小平对万斯说，他们上一回见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补充说，他是唯一一个“两落两起”的人。[5]万斯后来承认，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一直表现出“中国人式的客气”，但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并批评了美国的立场。邓小平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苏联问题，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从更广泛的全球角度来说，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十号总统备忘录是一种绥靖主义的表现，打起仗来，把西德1/3的领土让出去，实际上等于把巴尔干让给苏联，这会对南欧产生了极大的威胁。[6]邓小平对万斯说，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从打破冷战后两国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退步了。邓小平的想法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可以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邓小平说，美国占领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他进而指出，美国要求中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万斯则表示对台湾的安全感到忧虑，邓小平告诉他，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不过，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2](pp.188～189)

    邓小平让助手给万斯读了一段谈话备忘录，基辛格曾在备忘录中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尊重中国的立场。他还提到1975年12月与福特总统的会谈，当时福特表明，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万斯的建议实际上是设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7]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还想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可以等待。

    8月28日，万斯回到美国之后，随行官员试图给美国公众留下此行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萨缪尔·亨廷顿在新闻通气会上说，万斯此行获得了成功。结果美国记者约翰·沃勒克错误地写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化。尽管万斯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无法阻止这篇不准确报道的发表。[5](pp.82～83)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坚持原则，中国可以无限期等下去。与此同时，他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9月6日，邓小平接见由美联社总裁基思·富勒率领的美国新闻代表团，包括《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茨伯格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邓小平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谈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错误。他还谈到了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说，中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劳付酬。但他主要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态度非常坚决。[8]他说，他清楚万斯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但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他强调说，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干涉。[2](pp.188～189)

    9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乔治·布什。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这一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2](pp.207～208)《人民日报》在其权威社论中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忘记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9]

    邓小平派外长黄华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国劳工领袖，7月26日刚到北京赴任。邓小平让黄华再次传达他的意见，即对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拖延感到失望。⑥之后，中国邀请赞成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北京。1978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肯尼迪。邓小平说，他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中美建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来决定。肯尼迪返回华盛顿后，公开表示支持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国时，也开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失去耐心。⑦2月1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明显荒谬”的基础之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但事实上它现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湾岛。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卡特私下会见伍德科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10]尽管卡特也希望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但他担心当时此事会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

    而万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对过快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存有疑虑，担心会影响美国与苏联的谈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尽快恢复美越关系。但鉴于中越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卡特最后结束了这一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杰克逊对苏联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和邓小平看法一致。邓小平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批评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停滞不前。5月，邓小平发现，白宫有一位官员和杰克逊一样，与自己观点一致，这位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进展

    1977年底，布热津斯基表示，他愿意前往中国。在他做出这一表示几周之后，卡特就让他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官员接触。卡特早就想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巴拿马运河条约》通过后便有了机会。卡特曾对国会的最高领导人表示要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尽管国会领导人私下赞同这一总体方向，但正像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此事公开，他们不得不表示反对。卡特意识到，如果国会中亲台议员知道正常化谈判进展的情况，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行动使谈判中止。⑧1978年初，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导权从万斯和国务院转到了布热津斯基手上。对这一问题的所有讨论仅限于白宫少数几个人，他们与身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直接进行联系。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意识到，布热津斯基比万斯更担心苏联的扩张，于是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邓小平则立刻表示说，欢迎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⑨

    1978年3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刚刚签订，卡特就乐观地认为，同年11月初国会选举之后，在与苏联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为了做好准备，卡特准备派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就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邓小平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时间安排。

    1978年的美国国会充斥着冷战和反共氛围，由于接纳了台湾的资金资助，国会中亲台派不愿意放弃台湾。卡特和他的助手们知道，国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人很容易使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止，所以只能秘密展开谈判，直至达成国会无法中止的协议。为了防止泄密，布热津斯基和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直接与伍德科克进行联系，而没有通报国务院。

    布热津斯基也知道，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不可能动摇，所以通报卡特说，美国只能让步，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可以发表自己的声明，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同意不公开发表意见反对它。[10](pp.248～254)

    为了准备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5月20日晚，布热津斯基飞抵北京。第二天，布热津斯基会见黄华。他与黄华讨论了全球趋势，强调美与中有着长期共同利益和战略目标，这其中还包括共同面临的威胁。黄华说，两个霸权国家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而美国处于守势，对苏联扩张主义反应软弱。布热津斯基还谈到了美国为遏制苏联扩张所采取的行动。但他没有谈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细节，想留待与邓小平进行讨论。他说，卡特授权他告诉中方，美国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三个条件，但美国保留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权利。⑩

    5月2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甚至晚饭时他们还在继续讨论。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立刻把我吸引住了。他富有才华、机智、理解力强、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邓说：‘毛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对于这次会见非常兴奋，以至于当他5月26日向卡特汇报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纽……被中国人折服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11]

    在开始与布热津斯基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说：“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2](p.313)在解释了卡特推进正常化的决心以后，布热津斯基建议两国6月开始进行关于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条件。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美国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重要。邓小平说，中国不反对这样的声明，但“作为条件不行”，“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6](p.172)

    邓小平想用激将法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态度。他说：“可能你们怕冒犯苏联，是吗？”邓小平强调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不利之处，他说：“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和苏联达成协议，都是美国取悦苏联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邓小平，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

    邓小平说，中美之间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强调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技术，暗示希望访问美国。邓小平还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别于3月和5月初两次访问莫斯科以加强苏越两国军事合作感到忧虑。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邓小平在促进两国关系进展方面有一种紧迫感。为了表示对快速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有信心，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到华盛顿访问时到他家中做客，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12]事实上，1979年1月28日抵达美国当天，邓小平就参加了在布热津斯基家里举行的一个小型的非正式宴会。

    在回国途中，布热津斯基在日本停留了几天，由于认识到日本作为盟国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的重要性，且为避免造成尼克松访华没有通知日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遂向日方通报了美方关于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而日本同时也认识到日中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商业潜力，接受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不久便与中国签署了协议。

    布热津斯基返回华盛顿之后，卡特赞扬其出访非常成功。不久，当美国要求中国停止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时，中国方面立刻表示同意。双方准备开始正式谈判。

    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代表团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欢迎与美国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会优先对待那些与中国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13]

    6月2日，黄华告诉万斯，如果想让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黄华还批评美国继续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代表团时说，我们吸收外国技术，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6](p.178)16日，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快越好。9月27日，柴泽民再一次对布热津斯基说，正常化谈判的步伐迈得太慢。[14]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引述邓小平谈到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说，与日本的条约“一秒钟”就签了，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也只需要“两秒钟”。卡特向邓小平明确传达信息：一旦达成正常化协议，他将很快实施。[11](p.202)

    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谈判

    在邓小平、卡特开了绿灯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举行。美方的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卡特选择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11)，是因为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广受尊敬而又立场坚定的谈判者。谈判开始时，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已经一年，同时也获得了中方的信任。他的助手是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芮效俭在南京长大，会说汉语，被视为美国国务院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而中方谈判代表是外长黄华，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方面无人能出其右。1936年，他曾作为埃德加·斯诺的向导，带斯诺从北平到陕北见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重庆和美国人谈判。[15]1971年他前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首任代表。他在多位领导人手下工作过，能充分贯彻中共既斗争又团结的外交思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他一直坚持让美方说出中断与台湾关系的具体细节。他的两位助手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外交官——章文晋和韩念龙。因此，双方派出的都是最佳团队。

    伍德科克得到的指示是：每两周与中方谈判对手会见一次，先易后难，以体现谈判进展情况，最后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难题。目标是于12月15日美国国会选举几周后达成协议。[16]

    根据指示，7～9月，伍德科克共与黄华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了为达成两国关系正常化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方面仍不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由于希望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中国方面建议将所有问题都摆出来，美国方面表示同意。经过准备，双方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交换了文件。双方都意识到，台湾问题是谈判成败的关键。中国坚持三原则，而美国则明确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

    9月19日，卡特告知柴泽民，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随之停止了正常化谈判进程。10月3日，黄华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会见万斯，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行了批评。他还对美越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做法提出警告，因为当时苏联正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而且越南正准备入侵柬埔寨。[17]

    10月初，邓小平在东京公开表示，如果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不反对美国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10月底，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开始担心，因为尽管他们严格保密，连国务院和国会都不知道伍德科克和他的谈判小组与他们的联系渠道，但如果不尽快推进正常化进程，泄密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通知柴泽民说，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就要等到1979年底了。不久，美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16](pp.134～136)

    中美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11月初，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内容的谈判。开始，双方分别准备了一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案并进行了交换，但后来双方决定，最好有一份只有一页纸的简短声明交给对方。11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国方面提交了准备于1979年1月1日发表的两国关系正常化公报草案。但中国方面正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会议，直到12月4日才做出回应。(13)

    11月27日，邓小平接受华盛顿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采访。邓小平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应该加速进程，这不但对两国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解释了“一国两制”政策，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可以保持不变。[18]

    12月4日，韩念龙向伍德科克递交了略加修改的声明草稿，也称1979年1月1日是发表声明的最后期限。韩念龙告诉当时还没有与邓小平直接会谈过的伍德科克，邓小平想见他。由于不知道具体会见时间，伍德科克让芮效俭取消旅行计划，随时准备去见邓小平。[16](pp.136～137)

    12月11日（北京时间12日）下午，也就是伍德科克会见邓小平的前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递交了韩念龙12月4日给伍德科克声明草案的美方修改稿，并明确表示，这是卡特修改过的。卡特同意1979年1月1日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日。他还向柴泽民通报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美方立场。他说，美国希望在1月1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事先向柴泽民通报，美苏可能在1月举行首脑会晤。他还提出了卡特对邓小平的邀请，希望邓小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声明发表之后立刻访问美国。[19]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伍德科克时，同意了前一天卡特在华盛顿给柴泽民的草案。(14)让卡特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不但立刻接受了访问邀请，而且说会在几周之内成行。(15)邓小平说，最方便的时间是1月底。他还说，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这和美国关于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的声明并不矛盾，美国可以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关系。他同意美国的要求，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予立刻废除，而是一年后失效，以遵循条约中关于提前一年告知的条款。另一方面，在条约失效前的一年时间内，美国方面不应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会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只会增加两岸发生冲突的危险性。”[20]

    由于卡特已发现有泄密的迹象并担心这会破坏美中谈判进程，美国方面要求把公布日期从1月1日提前到12月15日。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指示，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在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公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16](pp.137～138)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

    在收到伍德科克与邓小平会晤的报告后，卡特回电询问伍德科克能否完全确认中国方面已经了解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9月11日，卡特会见柴泽民时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布热津斯基也告诉了韩叙这一点，韩叙称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很可能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会停止对台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给中方的文件中明确提到，美国会继续对台湾的所有商业销售。虽然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到武器销售，但销售武器给台湾也是商业性行为。美方可以认为中国清楚这一点。(16)

    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一方面希望推进正常化进程，另一方也知道在宣布正常化之前要求再次会见邓小平有很大风险，所以他们回复说，如果中国方面仔细阅读并理解文件的话，就已经很清楚了。不过，他们不排除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完全理解“文件内涵”的可能性。

    华盛顿时间12月14日晚，即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前一天的晚上，布热津斯基根据卡特的指示电告伍德科克，他们应该在宣布之前再次会见邓小平，清楚说明美国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月15日（北京时间）伍德科克收到电报，他只能要求邓小平在当天接见他。在当天下午4点与邓小平的会见中，伍德科克很技巧同时又坦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可能原本认为，中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意味着停止军备销售，所以看上去异常吃惊，他大发脾气：“你们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他指责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国主权(17)。做了大约十分钟的抗议之后，他问伍德科克：“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回应说，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后处理这些问题会更容易些。邓小平只简单回答说：“好。”(18)

    12月15日晚9点（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卡特按原计划在华盛顿通过电视宣布，美中已经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协议将于1979年1月1日生效。对此，台湾当局和他们在国会的朋友十分恼火，其他保守派也批评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但民众的总体反应是支持卡特，支持正常化。邓小平则开始为美国之行做准备。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的美国之行

    尽管万斯访问北京时遇到困难，但在万斯为卡特接待邓小平拟订的介绍性文件中，无论是关于邓小平的个人爱好还是这次访问的意义，都叙述得非常全面准确。在长达13页的备忘录中，万斯说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脾气急，精力旺盛，自信，直截了当，坚定，聪明”。万斯说，邓小平的目标包括帮助卡特获得国会和民众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扩大两国外交关系，给美国施压使之进一步阻止苏联扩张，使美国对越南的警惕性增强等等。但美中两国关系缓和的意义更大，它可以“对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1]

    在抵达美国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成为自1956年赫鲁晓夫访美以来最让美国公众感兴趣的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介绍邓小平在政坛起伏的故事、他做出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以及此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在1月号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风云人物。《时代周刊》说，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

    美国公众一直对中国这个陌生、封闭的文明古国充满好奇，对邓小平来访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对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关注度。美国商人们看到的则是中国这个蕴涵巨大潜力的市场，极力争取获得参加国宴的邀请。美国各家新闻社希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力争获得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关注。卡特和邓小平一样，访问开始时表现得很冷静。他曾表示，很担心公众和国会对他做出放弃台湾、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作何反应，也担心国会议员因为谈判期间没有被告知谈判内容和与他们磋商，会想方设法发泄不满，而国会中亲台派则很容易找到攻击卡特的理由，不仅因为他放弃了长期的朋友，还因为他用一种很无礼的方式粗暴对待蒋经国。(19)

    从12月15日到1月28日，中美双方都在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从他到达安德鲁空军机场后转车到国宾们通常下榻的布莱尔宫，一切运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为便于中国官员用餐，厨师都按要求把肉切成小块。在亚特兰大的工作人员听说邓小平喜欢吃小牛肉，连续给邓小平上了三顿小牛肉。邓小平和美国主人开玩笑说：“你们美国人每顿都吃小牛肉吗？”这样下一顿才更换了菜谱。考虑到邓小平访美期间的交通天气状况，除华盛顿外，美方还选定亚特兰大等三座城市，亚特兰大和休斯敦气候温暖，西雅图气候宜人。1月1日，伍德科克曾问邓小平，访美期间愿意去哪儿看看，邓小平回答说想看看航天设施和其他高科技设施。[22]在休斯敦，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设施和最先进的钻井技术；在西雅图，他参观了生产新型波音喷气式飞机的工厂；在亚特兰大，他应邀参观了福特公司最先进的现代汽车厂，参观过程由曾在北京和他见过面的亨利·福特二世陪同。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参观商场，除了在布热津斯基家和客人们一起用餐之外，也没有参观私人家庭。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官员很紧张，他们与东道主协调，负责安全和后勤、准备宴会和讲话稿，以及准备回答950名西方记者和33名中国新闻界代表的问询等事务。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在说明中国从“文革”中恢复并走上发展之路时说，希望中国像亚特兰大一样，经历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23]“美国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我们中国面临的任务是改变落后面貌，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20)在头几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在公众面前显得比较矜持，甚至挥手时也很正式、严肃，不苟言笑。他没有召开记者会，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

    布热津斯基家的非正式晚宴

    1月28日，抵达华盛顿几小时后，邓小平参加了布热津斯基举办的小型非正式家宴。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尽管邓小平比较疲惫，但他的反应依然机智敏捷。当布热津斯基说到，中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别人时，邓小平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饭菜最好。”[11](p.214)当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应对（台湾的）“中国游说团”遇到困难，他询问邓小平在中国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难题，邓小平立刻回答说：“有啊。在我们的台湾省就有很多人反对。”[12](pp.405～406)当被问到如果中国受到苏联攻击时怎么做，邓小平说，中国有核武器……毛泽东说过，中国可以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可以通过持久战获胜。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非正式谈话中，邓小平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卡特私下谈谈越南问题。[12](p.406)

    参加晚宴还有副总统蒙代尔、万斯、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人。在陪同客人中，雪莉·麦克雷恩对中国很有兴趣，曾数度前往中国旅行。她告诉邓小平，她曾遇到一位“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雪莉谈到这位知识分子十分感谢这段经历时，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他在撒谎。”邓小平用明显带有感情的语气谈到“文革”的可怕及“文革”带给中国的破坏作用。[24]

    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

    1月29日，邓小平与卡特在上下午分别举行了会谈，中午出席了万斯举行的午宴，晚上出席了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与他会谈非常愉快。”[11](p.207)卡特说，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并不断向他提问。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会谈。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和邓小平非常坦率，他们之间的会谈更像是盟友之间而不像与一个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会谈。

    在1月29日上午的会谈中，卡特先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了美国的责任。邓小平说，中国过去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两个霸权大国，但最近开始认识到，来自美国的危险更小，来自苏联的危险更大。在提到苏联扩张时，他神情严肃地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紧密合作阻止苏联扩张。邓小平说，中东问题五年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因为那些可能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一直与苏联关系密切，它们拒绝和平努力。他说，尽管中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目前中国不可能给予以色列完全的外交承认。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解决约旦问题、西岸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问题，它就会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21)邓小平说，美国和中国都与越南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越南和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是十分危险的。他说，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和美国应该协调行动，遏制苏联。现在中国还不可能和南朝鲜直接接触，但希望南北朝鲜能够举行迈向统一的谈判。也可以和日本合作反对苏联扩张。[11](pp.209～210)在当日下午会谈结束前，邓小平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会谈。参加者还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的翻译。邓小平谈到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所构成的严重威胁，首先就是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说，有必要给越南一个适当而有限的教训。卡特说，如果中越开战，其他国家可能会同情越南，国会将更难支持与中国的合作。

    第二天邓小平与卡特举行私下会谈，结束了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卡特交给邓小平一份说明，列出他建议中越不要开战的理由。邓小平再次重申给越南教训的必要性，他说，不久阿富汗将遭遇同样的命运。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证明了邓小平的警告是正确的。[25]

    在最后一次会晤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中美两国领事、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协议。邓小平说，如果美国和日本呼吁台湾和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就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26]

    国宴

    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可能是卡特在白宫四年中最精美的一次。(22)据卡特记载，国宴于1月29日晚举行，邓小平很受卡特女儿艾米和其他孩子们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看来是相互的。[11](p.213)邓小平的女儿在写到家庭生活时提到父亲特别喜欢和孙子们玩耍，尽管他们说话不多。

    卡特曾经当过主日学校的教师，年轻时通过教会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捐过款，那些传教士是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在国宴上，卡特与邓小平就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交换了不同意见。

    在这次受卡特之邀进行国事访问时，邓小平要求会见尼克松。卡特同意了邓的要求，除了参加国宴之外，尼克松还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邓小平感谢他为推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27]之后，尼克松给卡特写了一封经过仔细斟酌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就两国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

    国宴之后，邓小平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演出，这场演出通过电视向全美播出，布热津斯基形容它“非常精彩”。当美国儿童唱完中文歌曲后，邓小平上台亲吻了他们，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卡特和邓小平手拉手站在一起被介绍给观众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开始了解你》。[28]

    和内阁官员、国会议员及中国通的讨论

    在与内阁官员会见时邓小平讨论的重点是贸易问题。1月31日，在会见时，邓小平说，如果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普通贸易关系），要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会比现在美国和台湾的贸易额多10倍。

    在与政府官员会见时，除探讨解冻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资产问题外，双方还同意把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并设立两个领事馆；讨论了两国建立航线需要做的工作；中国同意确立一个让美国媒体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时间表。此外，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促进知识和科技交流问题。邓小平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雄心勃勃，他说，中国需要最新的技术。[29]

    在与参议院的会谈中，罗伯特·伯德接待了邓小平。众议院则是蒂普·奥尼尔负责接待，邓小平对奥尼尔关于三权分立特别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争夺权力和影响的介绍很感兴趣。后来，应邓小平的邀请，奥尼尔访问了北京。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分权治理国家的效率十分低下，中国应该避免这种形式。[30]

    邓小平与美国国会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允许自由移民。四年前，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其民众根据其意愿自由移民国外，否则国会就不给予这些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当议员们就这个问题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哦，这简单！你们要多少？1000万？1500万？”他的表情很认真，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再也没有议员追问这个问题。后来，中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31]

    尽管美方进行了精心准备，但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事情发生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科克伦美术馆）东楼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次招待会是由美国外交政策学会、美国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和中国理事会六个团体联合举行的，出席招待会的都是中国通。美术馆是由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刚刚开馆，选此地点可以表明美国对华裔的重视。按计划，邓小平要发表讲话，但美术馆的结构根本不适合发表公众讲话。尽管当时使用了扩音设备，但与会者仍听不清邓小平的发言，只好与好久不见的好友窃窃私语。但邓小平依然读他的讲话稿，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23)

    访问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在美国其他地方访问时，邓小平仔细观察现代工业和交通情况，希望美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希望两国学术界加强学术交流，希望公众支持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32]在与商界人士交谈时，邓小平强调，中国有许多商品可以出口到美国，用来换取中国急需进口的技术。[33]尽管邓小平到访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抗议者挥舞台湾当局的旗帜，甚至还有“左”派进行抗议，但绝大多数听众充满好奇和善意。(24)

    访美期间，邓小平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在电视上回答现场提问。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给随行采访的美国记者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随同邓小平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的著名记者唐·奥伯道夫写道，经过华盛顿的最初几天之后，邓小平放松下来。在停留之处，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人群挥动，然后和他们握手。他还跟一些特殊朋友如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等紧紧拥抱。奥伯道夫说，“他眼里闪着光……这是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的目光。”[22]

    在休斯敦，邓小平观看了一场牛仔竞技表演。奥韦尔·斯科勒写道：“在他的助手、部长和翻译的陪同下……一位年轻姑娘骑马跑过来，送给他一顶牛仔帽。观众吹着口哨，欢呼着，十分兴奋地看着他把帽子戴在头上。通过这个简单的姿势，邓小平结束了中国与美国之间30年的不睦……结束了中国对西方历史性的抗拒心理。”[34]邓小平戴着大牛仔帽微笑的照片成了他访问美国的象征。

    除了参观福特和波音公司、石油钻井设施和休斯敦美国航天中心之外，邓小平还乘坐了现代化直升机和气垫船。参观快结束时，邓小平在西雅图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2](p.485)

    对访问的观察

    卡特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访问是我担任总统期间非常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来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看起来也同样高兴”，邓小平“性格坚强、睿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11](p.207)卡特很赞赏邓小平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他没有过分强调两国关系中的抗苏基础，因为那样会影响美苏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的努力。[11](p.216)

    事实证明，访问所象征的前景——两国携手创造世界和平——令两国公众十分向往。如果说这次访问成功来自于邓小平个人魅力的话，那么，这种魅力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真诚投入，他的自信，他的坦率，他的机智，他的热情等等。中国一些政治观察家说，邓小平平常举重若轻，但面临挑战时，就会很投入，充满热情。他在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签署交换计划和与美国商界接触，邓小平为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

    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结束后曾对翻译施燕华说，他已经完成了外访任务。当时施燕华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正含意，后来他才认识到，邓小平觉得有责任在“文革”后改善与美日的关系，并前往美日访问，打开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大门。在15个月时间内邓小平访问了五个国家，并且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访美结束后，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出过国。(25)

    ［收稿日期］2009-10-18

    注释：

    ①参阅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对杨振宁的采访。

    ②这是一个联合委员会，由美国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以打破学术交流障碍、促进人员往来为己任。

    ③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65～1979",p.20.2005年12月14日对美国国家科学院负责协调这次访问的官员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另据报道说，其他美国官员记得邓小平和方毅建议派遣500名学生，见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Press,1995,p.159.

    ④2009年4月7日对前总统卡特的采访。

    ⑤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 (President 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Garden dispute some of the details in Vance's work i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0 and Brent Scowcroft disputes some details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and Tyler answers his critics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 -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December 1985 (Originally a Rand Corporation report for the CIA, but later declassified), and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U. S. Institute of Peace, 1999. I have also talked with officials involved such as Stapleton Roy, Chas Freeman, Richard Solomon, Win Lord, and Michel Oksenberg.

    ⑥Woodside interview as report in Robert Ross, pp. 115～116.

    ⑦在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卡特曾经请他出任其他职务，他都拒绝了，但后来接受了驻华联络处主任一职，条件是卡特和他一起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

    ⑧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他曾帮助向国会领导人通报情况。

    ⑨2009年4月17日对吉米·卡特的采访，以及与斯特普尔顿·罗伊和伍德科克的遗孀沙伦的多次讨论。其中主要内容见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pp.126～132。关于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竞争，见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1997,pp.237～239.

    ⑩Solomon(…Chronology), p.64.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r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p.212.布热津斯基说，他告诉黄华，美国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而中方对美国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感到吃惊，见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pp.254～255,footnote.

    (11)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是卡特的好朋友，是他让密歇根州工会把选票投给卡特从而帮助其在该州获得关键性胜利。

    (12)2008年10月1日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

    (13)2008年10月1日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

    (14)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2页。——编者注

    (15)对吉米·卡特总统的采访。

    (16)对斯特普尔顿·罗伊的采访和与他的讨论。

    (17)15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书时，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2～453页。——编者注

    (18)Robert S.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Press,1995,p.138.笔者认为，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之一：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而会减少中国实现统一筹码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推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没有任何记载说明邓小平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一决定。他为什么会同意？或许他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他能够让美国国会接受的最好交易。或许他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刚刚开始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考虑到威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除此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其特有的紧迫性，因为如果越南实施其入侵柬埔寨的计划而中国对此做出军事反应，苏联就可能有所行动。

    (19)由于时间紧迫和官僚机构混乱，蒋经国在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几个小时后，美国将中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宣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83页；Deng Xiaoping's remarks at the Dinner Hosted by Governor Busbee, February 1,1979.

    (21)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5,pp.207～210.中方对访问的记录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6～477页。

    (22)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1.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1983, p. 407. 国宴客人名单中有22名国会议员，见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79.

    (23)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会议出席者Jan Berris提供的文件及口述情况整理。

    (24)一位会说中文的国务院官员Donald Anderson，陪同邓小平一行访问美国各地。见Tucker, ed.,p.330. New York Post, January 29, 1979.

    (25)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翻译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以及对冀朝铸的采访。

【参考文献】

    [1]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2]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3]《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举行告别宴会方毅主任等应邀出席普雷斯博士和方毅主任祝酒》，《人民日报》1978年7月10日，第4版。

    [4]David M. Lampton with Joyce A. Madancy and Kristen M. W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 - 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pp. 30～32.

    [5]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82.

    [6]参见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7]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82. Richard H. Solomon, (…Chronology), 1999. p. 62.

    [8]GET AP AND NY Times reports of 9/7/77.

    [9]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e, p. 144.

    [10]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t, Public Affairs,1997, pp. 249～250.

    [11]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00.

    [12]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1983, p. 215.

    [13]Weiren, May 22, 1978.

    [14]Richard H. Solomon, pp. 65～69.

    [15]《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16]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p. 132.

    [17]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1995, pp. 132～135. Richard H. Solomon, p. 69.

    [18]Weiren, Nov. 27, 1978 (SEE WASHINGTON POST 11/28, ALSO CHECK ARCH STEEL VISIT WITH DENG ON 11/18). Richard H. Solomon, p. 70.

    [19]Richard H. Solomon, p. 71.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p. 136～137.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2页。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 Press, 1995, p. 137.

    [21]January 26, 1979 Scope Paper for the Visit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29-February 5, 1979 from Cyrus Vance to the president.

    [22]Don Oberdorfer, Washington Post, Feb. 5, 1979.

    [23]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5, 1979.

    [24]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301.

    [25]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211～213.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p. 409～410.

    [26]Richard H. Solomon, p. 76.

    [27]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2. Washington Post, Nov. 1,197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1979.

    [28]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407.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ublic Affairs, 1997, p. 275.

    [29]Richard H. Solomon, p. 76.

    [30]Tip O'Neill, Man of the House.

    [31]Arthur Hummel and David Reuther in Tucker, p. 329.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 213.

    [32]Don Oberdorfe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6, 1979.

    [33]Karen Elliott House i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5, 1979.

    [34]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p. 124.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9年6期第36～50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