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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隆德 【作者简介】金隆德(1937-1994)，原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新中国４５年：爱国·反霸·社会主义金隆德新中国建立４５年来，在爱国、反霸、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我国各族人民展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仅对若干重大事件作一简要回顾。爱国主义就是要坚决争取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完整... 【关键词】 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 反对霸权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 资本主义 独立自主 西藏 中国人民 新中国建立45年来，在爱国、反霸、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我国各族人民展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仅对若干重大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一 爱国主义就是要坚决争取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完整，坚持祖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繁荣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坚决反对外国干涉本国内政和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提高本国的自主能力和威望。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应包括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的建设，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坚决维护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争取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完整的斗争，从建国前后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筹建和建国初期，为建立领土主权独立、统一、完整的新中国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北上，大造“内蒙古自治”的舆论，在伪蒙疆政府和伪满洲国任过要职的蒙古族的官僚政客和王公贵族也回到内蒙，搞所谓“内蒙古独立”活动，一度组成“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我党派乌兰夫、奎璧等去向他们做工作，取消了“临时政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苏蒙进军东北后，伪满军队中一批蒙古族军官起义，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我党又派出大批干部去做工作，克服了分裂主义，实现了我党领导下的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的统一，在 1949年7月，新疆东有解放大军压境，内有新疆民族军直逼靠近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希望投向人民，而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为首的顽固派仍负隅顽抗，双方斗争加剧。此时，刘少奇在访苏中得知美、英支持境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情报，立即派随行的邓力群作为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秘密到达伊犁，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面交了毛主席的信，肯定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邀请新疆派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这样就团结了新疆革命力量，促进了新疆和平解放，击碎了美、英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西北疆土的迷梦。 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推进时，西藏的爱国与分裂两种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以摄政达札·阿旺松绕为首的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广大西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要求解放西藏，使之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当分裂活动的“亲善使团”四处碰壁，昌都战役藏军主力被歼后，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派出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谈判。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新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和完整，并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多民族大家庭奠定了基础。 建国前夕，解放军就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 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中长铁路归还了中国； 第二阶段，即50-60年代，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为捍卫祖国的边疆而斗争。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未放弃过分裂祖国的活动。1951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司曹（代理藏王）鲁康娃·才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成立了非法的“人民会议”组织，进行分裂活动。1956年，达赖、班禅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国内外反动势力想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这时我党中央提出西藏至少六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周总理亲赴印度向达赖做说服工作，达赖回到了西藏。在川、青、甘、滇的藏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暗中支持那里的叛乱分子，组成所谓“四水六岗”（意即“大藏族独立国”）反革命组织和“卫教军”的反革命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反对改革”等口号。1958年6月以后，逃至西藏的川、青、甘、滇的叛乱分子和西藏反革命武装向山南地区集结，得到境外敌特势力支援。 印度向中国领土扩张，企图控制西藏。拉萨发生叛乱后的第3天，印度总理即向中国提出将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归印度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 在我国西北，苏联1962年以前，就利用“苏侨协会”进行颠覆活动。1962年4、5月间，裹胁新疆居民外逃。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煽动串连下，外逃人员共6万余人，损失牲畜23万头，使大片土地荒芜。外逃者不久发觉受骗，不少人想回国，遭到苏方关押、流放、枪杀。苏方还用叛逃分子继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对此，我外交部多次照会苏联，严正要求苏方停止颠覆活动，交回越境人员。同时，我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有力地稳住了新疆边境地区的局面，粉碎了外国颠覆分裂阴谋。 60年代初，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军大规模窜犯袭扰大陆东南沿海。从1962年到1965年7月，我海军在海上全歼国民党军小股袭扰武装47股，部分歼灭和击溃13股。 第三阶段，即80-90年代，同西方一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阴谋反复地进行斗争，在改革开放中捍卫了我国的独立主权。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是以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内应的，因而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西方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1979年春，北京西单墙头贴出了不少内容反动的大字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鼓吹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一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公然要求西方国家干涉我国的内政。邓小平同年3月30日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指出：这种思潮“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要用巨大的努力同这种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1983年，社会上又兴起了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邓小平在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理论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然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在西方一些国家支持下，资产阶级自由化迅速泛滥起来，终于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邓小平又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下决心制止这场事件，对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就要坚决处理。 但是，反自由化并没有搞下去，在西方一些国家支持下，自由化愈演愈烈。他们公开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鼓吹全盘西化，有的提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他们煽风点火，四处串连，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动乱和北京地区的暴乱。“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③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动乱和暴乱。 接着，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动围攻。邓小平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④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时，邓小平说，这使他“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⑤他指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⑥ 建国45年来的实践表明：结束了长期受侵略、遭凌辱的悲惨历史的中国各族人民，的确是站立起来了。任何忘图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主权独立、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的行径，都是不能容许的。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爱国主义旗帜，在国内，56个兄弟民族建立起了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建立起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对外关系上，倡导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 超级大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⑦建国45年来的反霸斗争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1950年9月，美国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国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于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美机多次侵犯中国领海、领空，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制裁美国的侵略行径，并派伍修权为特别代表，出席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其后，美国海军、空军在台湾设立了基地，其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台湾军队，还给台湾巨额军援，从海上封锁中国，协同蒋介石不断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袭扰，接着又同台湾当局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曾希望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撤走，于是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然而，美国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推行其“两个中国”的阴谋，一再拖延谈判，甚至中断会谈。1958年7月，台湾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的活动，美国扬言其海军准备进行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骚扰，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我解放军从 1955年法军撤出越南后，美国对越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美机不断侵入我国海南岛和云南、广西上空，进行战争威胁。在此情况下，我国除向越南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外，还应越南的要求，先后派出部队总计32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沿海扫雷以及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设施和国防工程等任务，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我国还大力支持和援助老挝、高棉爱国力量的抗美救国斗争。美国侵略军不得不被迫全部撤走，印度支那赢得了和平。 第二阶段，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赫鲁晓夫推行大国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 50年代后期，苏联热衷于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参加我国10周年国庆。 为了逼中国就范，1960年6月起，苏利用一些国家召开党代会的机会，策划围攻中国党的代表。在中国党决不屈服的情况下，对中国加大压力， 1963年，苏联同美国勾结起来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既可使美、苏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核武器，又剥夺了中国为自卫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核力量的权利。 此后，勃列日涅夫等推行与美国争霸的政策，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加紧挑起边界纠纷，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前哨，推进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1968年，苏联在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挑起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 后来，根据中国的建议，通过两国总理会谈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护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从1969年10月后，开始了中苏边界的谈判。 第三阶段，反对美国和西方大国推行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进入80年代，邓小平提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就企图借机将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庸。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⑨ 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11)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同年10月，在我国平息动乱和暴乱后，西方召开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能够把中国压垮，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外国的侵略、威胁，反而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对霸权主义更清醒。 美国和西方一些大国在推行新的霸权主义中，大肆宣扬人权、自由、民主。邓小平驳斥说：“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12)他还指出：不仅有人权，还有国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3)“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14)“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5) 和平演变也是帝国主义者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段。邓小平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16) 在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始终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并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这样一定会为我国争取到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加强大。 三 中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又能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斗争中做出贡献，关键在于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国45年的历史，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其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发生过“大跃进”等重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建国45年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抓住了两条：一是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顺利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便在中国确立起来了。这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国内有些人也出现动摇。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加上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论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加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7)1979年，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几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好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18) 有人提出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邓小平说，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他一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20)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面，40多年来我们最大收获，就是经过艰辛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探索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956年前后，是探索开始的阶段。 1955年的12月到1956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著作，总结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从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阶段。 在这10年中，我国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党也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他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其后，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又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这些都是对当时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当时，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特别是陈云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对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有重大意义。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在报告中代表全党对“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 3.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2)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有了十分明确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的指导方针。 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大后，认识又有所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由于有了这一新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繁荣、物资丰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大好形势，综合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肯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4.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是全面系统地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 1989年，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当时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统一认识的10个重要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在进一步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概括为12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报告中，又从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全面、更系统、理论性更强的概括。 总起来说，建国45年来的历史，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3)他还说：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4) 注释： ①《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②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③④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311、358、357、289页。 ⑧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1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⑩(11)(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329、345、345、348、360、32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2页。 (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207-208页。 (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 (22)(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1、158页。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1995年01期第4～13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