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王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内容提要】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The researches o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already been started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e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ith the domestic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being published. It has been markedly improved whether in sorting out the facts or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researches o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its objectivity, scientificity, stringency and so on. A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areas of research and the further expand of the academic vision, we will surely achieve even greater succes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关 键 词】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外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指的是1912～1949年间的中外关系。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并不是起于民国时期，而是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主要在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始着力于包括外交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反侵略贯穿其间，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提起中外关系史，人们就会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认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转变。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艰辛历程，探讨我们民族曾经历的曲折及遭遇过的磨难；另一方面，考察民国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如何选择外交主攻方向，如何处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其中有何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无助益。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领域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海峡两岸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本文将主要根据各有关论著，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个粗略的回顾和展望。 一研究出版概况 要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状况，有必要上溯此前的有关研究情况，才能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有更好的了解。中华民国外交史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9年以前，已有一些关于民国外交史的著作，其代表性的作者为刘彦、张忠绂、洪钧培等人，他们是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1949年后，这些著作在台湾或大陆，出过一些重印或增订本，尽管现在看来无论是在史料的运用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带有初创者难以避免的不足，而且多止于1930年代，但其拓荒之功不可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以战后两大阵营为界，迥然不同，涉及西方国家的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北京三联书店1952年版），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出版社1954年版）；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是突出友好交往的一面，如曹锡珍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兴盛起来，颇具代表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①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研究状况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变。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一批学者的努力，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随着苏联时代历史档案的解密和藏于美国的部分民国要人档案的陆续公布，为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成果的问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随之，新著作、新观点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有：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外交史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出版）、《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金光耀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吴东之等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育民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以及关于中美、中日、中苏、中英、中德关系的若干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和一批有分量的涉及这一领域的论文。大陆学者中，除上面已提到的数位（当然成果不限于此），资中筠、罗志田、牛大勇、时殷弘、任东来等在中美关系方面，薛衔天、杨奎松、李嘉谷、沈志华、汪朝光、栾景河、王真、刘志青等在中苏关系方面，张振鹃、步平、曾景忠、齐福霖、沈予、林晓光、田桓、臧运祜等在中日关系方面，刘存宽、余绳武、徐蓝、陈谦平、李世安、张俊义、萨本仁等在中英关系方面，吴景平、马振犊、杜继东、戚如高、陈仁霞等在中德关系方面，章百家、牛军等在中共对外交往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下面择要作些介绍。 在对民国对外关系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专著有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此书是一部民国外交的通史，起于1912年民国初创，终于1949年民国外交的终结，全书共12章，分为民国初创、欧战爆发、列强集会、五卅震荡、国共合作、南京奠基、东北战火、华北事变、中日大战、加盟盟国、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各个时期，梳理了民国政府的外交线索，是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对一些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金光耀、王建朗等《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2004年8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录王建朗、石源华、马振犊等中外学者的26篇高质量的论文，将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涉及了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揭示了北洋政府外交的历史原貌，对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近年来出版的外交史著作还有张历历的《20世纪的中国：外交关系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凤志的《中国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熊志勇、苏浩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赵佳楹的《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中华书局2006年版），石源华的《近代中国周边关系史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唐培吉主编，并与张立耀、窦晖等多人共同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左双文等的《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研究双边关系的通史性著作，在中美关系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是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出版）。此书是全面反映民国时期中美关系的一部力作，展示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双方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两国外交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再现了双方经过多年的磨合、冲撞，从扶持、对抗到走向合作的历程。项立岭的《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全过程，与民国时期有关的是其第五章“美国为对日竞争‘支撑’中国”、第六章“美国援华抗日”、第七章“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第八章“两国关系的转折”、第九章“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此外，还有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闫知航的《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莫过于中日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学术界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张振鹍、沈予负责）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地叙述了日本自1871年到1945年70余年侵华的历史过程，是研究日本侵华的通史性专著。全书共分3编17章，第一编“奠定侵华基础”，自1874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台湾至日本干涉中国辛亥革命；第二编“争夺霸权”，自1914年日本侵占中国山东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三编“武力征服及其最后失败”，自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失败。关捷主编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共有5套，具体为《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以大量翔实的材料，揭露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翁有为等的《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蒋日关系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此外，还有余杰的《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对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做了自己的解读。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与探讨。中苏关系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沈志华、杨奎松等人所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了1917～1991年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作，论述中华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是其第一卷《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共有六章，分别为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中国内战与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方位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田保国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作了纵向概述，对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新疆问题三大历史悬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栾景河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有关专家、学者对中俄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400年来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中英关系方面，有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10章，与民国时期有关的是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为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英关系、英国对中国大革命的镇压和软化、“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华基本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战后初期的中英关系，全面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变化。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德关系迅速发展。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研究，有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著的时间跨度大，包括范围广，利用了《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以及英国政府文书局1959～1983年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对从一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书末附有“中德关系大事年表（1935年～1993年2月）”、“中德关系主要文件选录”等，是一部概述中德关系历史的专著。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上述吴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为“从屈辱到崛起”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还包括朱宗玉、杨元华、窦晖的《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元华的《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1944～199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宗玉的《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的《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9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部丛书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展现了中国外交由弱到强的过程。 中韩关系方面有石源华著及主编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实(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牵头的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为韩国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此外，还有大韩民国旧址管理处2005年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与韩国独立运动》，刘金质的《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在普及性读物方面，最重要的是张海鹏等主编的《百年中国史话》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话》、薛衔天的《中俄关系史话》、黄纪莲的《中苏关系史话》、王建朗的《中日关系史话》、葛夫平的《中法关系史话》、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孙庆和沙辰的《中英关系史话》、李育民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史话》、杜语的《开埠关系史话》、徐卫国的《租界与租借地关系史话》等，都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历史普及读物。 二主要观点和有关争议问题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还体现在出版了大量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上。 1.民国初创及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将日本对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政策以及袁、孙对日态度进行比较研究，系统论述了1911年至1916年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不单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要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纳入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张北根的《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再现了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以及英美、英日在对华问题上的复杂关系。 民国初年，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开始了对中国新一轮的分裂活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周伟洲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此前曾出版《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研究了清代中期至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时期英俄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利用了大量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梳理了英俄对中国西藏侵略的历史，对涉及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相关著作还有内蒙古大学编著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朱梓荣的《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外，刘存宽研究了外蒙古脱离中央政府的历史，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俄国与外蒙古在关于独立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俄国为了最大利益，并不支持外蒙古走向形式上的独立，而是将其限制在“自治”地位来加以控制，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③。刘敬忠认为苏俄占领外蒙古是联共（布）、第三国际对外输出革命的产物，对中国朝野采取了欺骗的手法，使其相信了苏俄不分裂中国的虚伪许诺，从而给中国领土主权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损害，而苏俄在1919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在远东利益而采取的宣传手段④。张北根则研究了1919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情况⑤。 近年来关于北京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是肯定其作出的外交努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认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⑥。关于法权会议，杨天宏指出北洋政府召开法权会议，力图废除治外法权，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务实努力，虽然结局与初衷背道而驰，但为后来废除不平等条约订定了法理基础⑦。关于关税会议，杨天宏梳理了关税会议的事实和问题，指出北洋政府借助舆论，成功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突破了华府会议二五征税的规定，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定的外交目标⑧。杨红林和马建标则研究了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⑨。 2.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孙莹、丁惠希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全书共四章，分别为华盛顿体系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北京政府后期的对外关系、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关系、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论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对外关系。 张俊义的《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依据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原始档案，纠正了以往认为英国支持商团叛乱的传统观点，认为商团叛乱得到了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英国政府出于在华整体利益考虑，并未加以操纵⑩。此外，作者还利用英美档案考察了南方政府截取关余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指出英国企图联合其他列强共同压迫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就关余事件达成妥协，但最终未获成功(11)。 徐义君研究了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认为北伐军把英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没有四处出击，是北伐初期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12)。牛大勇研究了南方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政府早已掌握了中国革命阵营分裂的情况，不断笼络蒋介石反共(13)。王立新研究了国民革命兴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不满是大革命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4)。左双文等分析了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15)。 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关系，以往研究较为充分，近年来又有黄修荣主编的《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姚金果、苏杭等人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立生的《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问世。 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战前夕的中外关系 对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对策。关于济南事件，杨天石和臧运祜分别对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进行研究，均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16)。罗志田指出，济南事件后蒋介石放弃了以对日关系为中心的政策，开始寻求联美制日(17)。赵修磊则研究了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对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的不同应对(18)。齐春风研究了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与反日运动的关系，认为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领导民众反日是担心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而陷己于丧失民心。在反日运动前期，国民政府虽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是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反日运动打压下去。(19)关于中东路事件，杨奎松分析了蒋介石、张学良对苏交涉失败的原因，一是对国际形势认识不清，过高地估计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过低地估计了苏联报复的可能性；二是国内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缺少强力政府作后盾(20)。关于九一八事变，已经出版的重要专著有，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较具新意的有陈红民研究了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蒋介石认为对日绝交弊大于利，以致对日绝交终未实施(21)。刘贵福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退兵而做出的外交努力(22)。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外交方针。彭敦文研究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依次考察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有限抵抗政策、向国联的申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大国合作制日政策等形成的国内外历史前提和制约因素，以及这些政策实施所包含的基本外交战略思路和主要的实施效果(23)。臧运祜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及军事档案史料，以日本的华北政策为中心，对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政策的酝酿、调整、确立等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同时也指出国民政府这期间的应对措施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24)。荣维木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分裂和统一的双重特征，最终国共两党调整政策，统一代替了分裂，成为中国政局的决定力量(25)。杨天石根据蒋介石日记，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边对日忍让、妥协，一边广结盟国的外交政策(26)。 鹿锡俊和金光耀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1932年国民政府对苏复交谈判。鹿锡俊指出在复交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严格区分了“复交”与“联苏”，担心联苏会失去英美支持，给日本侵略提供借口。金光耀则利用藏于美国的未刊档案，指出中苏谈判中还存在着利用加拿大人何士进行沟通的渠道。(27)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国民政府成功利用向美国出售白银，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为以后争取美国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28)。 4.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极为活跃，与此相适应的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此书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学位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为卢沟桥风云突起、无所作为的中立、集体仲裁的失败、华盛顿体系之外的苏联与德国、陶德曼调停、南京失陷后的危机、中日秘密接触、妥协与思考、东亚新秩序的反响。此书围绕中日战争的进程，描绘并评价了英、美、苏、德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所做的外交努力。 陶文钊、杨奎松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分别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苏联与争取德国中立、反对英美妥协与争取外援、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日本南进与英、美、苏对日妥协、走向同一战壕、盟国的合作与龃龉、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美国与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与苏联出兵、受降问题上的交涉，对战时中外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此外还有唐培吉的《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王真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吴景平主编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书是“复旦——胡佛近代中国论坛：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 在战时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国与日本、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大国关系的进展最为引人注目。目前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永祥的《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另以《蒋介石与希特勒》为题由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于1998年版），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陈谦平的《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三联书店2003年版），张永攀的《英帝国与中国西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对于抗战时期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如关于卢沟桥事变，王建朗认为，事变发生后日本的贪得无厌击碎了国民政府妥协的幻想，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争的道路(29)。王建朗和鹿锡俊分别研究了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30)。有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德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国军事顾问来华、“陶德曼调停”等，认为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非常密切，德国派遣大量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并未协助日本破坏中国抗战，而是出面调停，希望中日做出妥协达成停战，直到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在外交重压下，坚定了联苏决心。(31)左双文研究了滇缅路事件后国民政府内部出现的联英美还是联德的争论，指出各政治势力虽存在差异，但是其目的均是为中国抗战大局，是外交谋略的一部分(32)。李嘉谷研究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是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但同时促使英美积极援助中国抗战(33)。陶文钊以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为依据，研究了战时中美特殊关系建立的政治意义，认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随着抗战深入，中国作为军事斗争舞台的意义在减弱，而作为政治斗争舞台的意义则在增长(34)。马振犊等研究了抗战时期中统与英国的合作(35)。 5.战后至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胜利后，中美、中苏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的《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袁明等编的《中美关系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的《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国民党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过高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蒋的决心，认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而实际上中美由于各自利益差异，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36)。左双文研究了1946年的沈崇事件，认为该事件实际是国共之间的政治角力，蒋介石虽亲定处理方略，但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围绕沈崇事件的处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和潜在的军事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7)。关于国民党对苏政策，汪朝光研究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认为，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不利于凝结共识，不能制订合理适当的对苏外交方针，其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日趋僵硬(38)。沈志华利用俄国档案分析了俄国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认为表面上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无常，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持战后中苏同盟关系，并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39)。此外，金光耀研究了国民政府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历史(40)。 6.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较为深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版），李健的《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等。 于化民认为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共对双方的合作抱有真诚的期望，但是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扶植蒋介石的亲美政权，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并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走向对立(41)。还有学者研究了抗战后期中共争取美援的过程，认为虽然由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导致其努力的失败，但是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42)。王晓岚、戴建兵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43)。王桧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开始改变与帝国主义坚决对立的立场，积极与英美打交道，同时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44)。 此外还有董鹏晨的《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结合对当事人的采访，对这一事件作了详尽的叙述。王建朗则深入探究中共与英国政府双方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谈判分歧的症结、英国是否正式同意道歉及有关逃跑的决策细节，指出这一事件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45) 7.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废除、修改近代不平等条约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此书是作者在其《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入。全书包括绪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览）、守约中的尝试、觉醒与奋争、废约的基本实现、不平等时代的终结，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此外已经出版的重要成果还有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全面展现了民国以来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订立平等新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废约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单冠初的《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历程：以1927-1930年中日关税交涉为中心》（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谢晓鹏认为北洋政府废约的外交活动有“废约”与“修约”相结合、集体交涉与个别交涉相结合、政府的废约外交与人民群众的废约运动相辅相成等特点(46)。王建朗研究了日本在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中的态度，认为日本没有正确认清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拒绝承认中国有废止旧约的权利，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也未能获得英美的支持，陷入孤立的境地(47)。罗志田则研究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体系的演进(48)。李育民考察了中共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中的重要作用(49)。 8.若干引起争论及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给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学者们的研究大多突破了以往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较为客观、全面地审视民国外交的得与失。对民国政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不再一味指责其屈膝卖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也不再一概被视为反共、反苏，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甚至迥异的看法。同样，对于英美、苏联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再只强调其反动或友好的一面，而能以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民国外交中的一些重大涉外事件，学者们也能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作出新的评价。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这一领域近年来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无疑会推动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学者们不再苛求前人，而是能还原历史情境，理解北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外交困境，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除前文所提的王建朗、杨天宏的研究外，郭剑林、王继庆的《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一文相当肯定北洋外交。他们指出北洋外交争得了部分主权，外交机制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远东大国的地位日渐显露出来。至于北洋外交失败的根源，也不能简单地从外交政策方面理解，而应当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50)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北洋政府后期再也没有做出出卖主权的行为，并为维护中国现有的主权和利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而斗争的成果处处可见(51)。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学术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争论中对其评价日益客观。如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活动，便不再讳莫如深。申晓云认为尽管这些运动打着“争国权”的旗号，但实际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不仅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错失了外交良机(52)。杨静同样认为，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没有达到它的初衷，影响有限(53)。持异议者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推行修约运动，在收回关税主权和租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54)。再如对1943年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的改订新约问题，有人认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不能认为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55)。有人则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在法理上使中国恢复了部分主权，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历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在评价国民政府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废约之所以取得了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环节。(56)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日本的秘密交涉问题，杨天石通过对史实的发掘，认为蒋介石对日交涉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实现各种外交目的，并未真正想投降日本(57)。杨奎松通过研究抗战前期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认为蒋介石抗日态度较国民党其他高层更加坚定，从未有过动摇(58)。沈予则认为，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既具有运用谋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还具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而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退让谋求妥协，是政治上的动摇(59)。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过去一直被简单地归为蒋介石剿共的借口，是一种投降战略。近些年来，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史学界对这一政策作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陈先初认为，国民政府是将“安内”作为抗日的前提，对“攘外”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做了一些抗日准备工作，不能等同于投降理论(60)。黄道炫认为，这一政策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苦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蒋介石应付时局一种无奈的抉择(61)。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澄清了以往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往多被指责为国民政府反苏反共，张学良被认为是肇事者。而杨奎松则认为，在如何处理中东路事件上，蒋介石与张学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内政、外交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起初支持张学良对苏强硬，后又迅速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62)。左双文则认为国民政府这时的对苏外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怂恿东北地方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一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机会，几度阻挠地方政府和平解决的尝试，牺牲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63)。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这一条约促进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后，才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虽然该条约限制了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有利于中共争取时间在东北发展力量，但是实质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64)。还有人认为该条约是雅尔塔条约的翻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条约(65)。同样，对于苏联出兵东北，现在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66)。关于1946年春的反苏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操纵的反苏反共运动，而江沛系统分析了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认为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爱国运动(67)。关于九一八事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都认为是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布以及张学良的回忆，才逐渐澄清了事实(68)。关于马歇尔调停，一度被认为是帮助蒋介石拖延时间发动内战，现在有人认为马歇尔在调停前期是公正的，后期则是援蒋内战(69)。陈晖认为美苏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力求使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由于内战无法避免，欧洲冷战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由调停国共冲突变为支持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共(70)。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可喜现象，与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和发掘是分不开的，与国内外、与海峡两岸日益增强的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其中对于民国外交史研究最具影响的，包括台湾“国史馆”开放蒋介石档案，俄罗斯开放苏联档案，蒋氏后人逐步开放蒋介石日记，宋氏后人开放宋子文档案，以及台湾“国史馆”开放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刊布《革命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刊布《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及《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等，没有这些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大量进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当然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还有一些史实较为模糊，至今未有定论。如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解放军过江问题、沈崇的身份问题等，事实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对于民国外文史研究的大致情况（当然绝不仅限于此）。近30年来研究民国外文史的论著大量涌现，表明民国外文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观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中的一些特点：从时段上说，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比重大大高于对北洋政府时期，近年来更显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发展的趋势；从国别上说，对俄（苏）、日、美、英、德五大国关系的研究进展尤为明显；从研究的内容方面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联系，中外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就研究的指导思想而言，学术政治化的倾向日益减少，绝大多数学者均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在几个大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从古到今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其中包含民国部分，目前主要的成果有：沙丁、杨典求等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昭全等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黄庆华的《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版）、冯秀文的《中墨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出版）、姜龙范的《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三对拓展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研究点，值得认真考虑(71)，这也是一直困扰着笔者的问题，在此不避浅陋，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1.在继续加强中国与某一国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开展中国与多国、与若干个国家关系的综合研究，研究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时，注意并熟悉中国与另一个或几个相关大国的关系，这可能是研究民国外交史应加以注意的。因为，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往往是多个国家、多种因素，故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在日苏之间、德苏之间摇摆、周旋的情况，战后在美苏之间既依从于美、又受制于苏的情况，故实际上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的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史，而必然是综合的、中华民国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史。笔者注意到现任教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教授已开始着手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例如他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等论文，这对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对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的史料的综合利用、研究，互相参证，例如美国、俄罗斯（对于原苏联档案）、德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档案，海峡两岸分别保存的民国档案，台湾地区保留在不同机构的档案，一些民国要人存留在国外的档案，等等。这非一人之力、或一个团队之力可以实现，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吴景平教授的团队对宋子文档案的合作发掘、利用，沈志华、杨奎松教授的团队对苏联档案的发掘、利用，步平研究员、臧运祜副教授对日方档案文献的利用，杨天石、王建朗研究员对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利用，陈谦平教授等利用英国档案研究西藏问题，马振犊研究员、陈仁霞副教授等利用德方档案研究中德关系等，均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主要研究某一问题的学者可以有意识地借助于其他学者的优长来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是很有必要的，往往可以得到对历史更为丰富、更具有复杂性的认识。例如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外交路线与外交策略问题，根据德国档案与苏联档案，就可以看到两个面孔不同的蒋介石，对德方表态是要“依德和日反苏”，与此同时，对苏联方面却是在试探中苏结盟的可能性，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只看一个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到历史的全貌。 3.民国外交与国内政局紧密相连，民国政府内政的考量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非常大，尤其国民政府时期更是如此。因此研究国民政府外交还要研究国内政治风云，与内政的变化、政局的动荡相结合，与国共斗争的变化相结合，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材料，国共双方的材料互相参证，交叉解读，可以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把握得更为精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综合运用国共双方材料深度解释历史，纵览国际国内风云方面，邓野研究员、杨奎松教授取得了堪称典范性的贡献(72)。 4.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级别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人物的研究。民国史上外交界的核心或甚为活跃的人物，如宋子文、陈友仁、黄郛、王正廷、王宠惠、罗文干、郭泰祺、王世杰、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伍朝枢、蒋作宾，以及张群、朱家骅、邵力子、杨杰、胡适、蒋廷黻、莫德惠、魏道明、唐有壬等，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人们比较熟悉，谈论民国外交史，常常会涉及他们这些人，复旦大学的学者曾有《民国十外交家》出版，并出过外交家丛书。但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外交人物，人们往往所知甚少，研究得很不够，我这里指的是一些外交部的次级官员，一些驻外使节，一些外交学者，或者兼有官学两种身份的人，例如徐谟、傅秉常、程天放、朱兆莘、朱绍阳、周龙光、刘师舜、张忠绂、张谦、刘文岛、刘崇杰、金问泗、陈介、钱泰、胡世泽、谭伯羽、邵毓麟、叶公超、许世英、董彦平、王芃生、刘芙若、吴颂皋等，其实这个群体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们在国家地位不高、外交面临困境的时候，能恪尽职守，为国家争权益，是爱国者，其中不少人与民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交涉、重要双边关系密切相连。某些人后来变节，但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如蔡运升、殷汝耕、殷同、梅思平、周纬，我们对其中一些人了解得并不多，或者了解得还不够。这些应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下一步很值得开拓的领域，也是该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又如有留日背景的群体、有留美背景的群体，以及留英、留德背景的群体，他们进入外交界服务的情况，他们在对日、对美交涉中的作用，他们对曾留学国家有别于他人的认知和态度，这些群体各有何特色、有着怎样的外交风格等等，将他们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对不同群体作比较研究等，我想，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收稿日期 注释： ①更为详尽的介绍参见王建朗、郦永庆所撰述评：《中外关系史》，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该书除二二八事件外，集中讨论了1928年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如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件、沈崇事件等的对应策略与机制。 ③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④刘敬忠：《苏俄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⑤张北根：《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⑥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⑦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退——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⑧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⑨杨红林：《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马建标：《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⑩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1)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3)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4)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回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左双文、高文胜：《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6)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7)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8)赵修磊：《“济案”前夕日本出兵山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日本出兵山东事件——北京政府的应对》，《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 (19)齐春风：《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0)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1)陈红民：《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2)刘贵福：《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23)彭敦文：《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4)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25)荣维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26)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7)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金光耀：《1932年中苏复交谈判中的何士渠道》，《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8)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9)王建朗：《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0)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1)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易豪精：《从“蜜月”到断交——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外交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32)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3)李嘉谷：《〈苏日中日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论〈苏日中日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34)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35)马振犊、邱锦：《抗战时期国民党中统特工的对英合作》，《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36)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37)左双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8)汪朝光：《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39)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0)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1)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42)刘中刚、孟俭红：《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43)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4)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45)王建朗：《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6)谢晓鹏：《北洋政府废约外交述论》，《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47)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8)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9)李育民：《中国共产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0)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 (51)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2)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3)杨静：《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 (54)琚怡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评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55)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56)项锷：《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57)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亲自掌控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8)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59)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60)陈先初：《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61)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62)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63)左双文：《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2005年第4期。 (64)颜圣举：《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影响》，《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 (65)刘喜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66)江沛：《苏联出兵东北是抗日还是“投机”》，《出版参考》2003年第17期；周重礼：《苏联出兵东北前后》，《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 (67)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68)周天度：《蒋介石日记揭秘“九一八”事变》，《共产党员》2007年第22期；曾景忠：《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9页；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439页。 (69)刘信君：《马歇尔调停与东北战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70)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71)张振鹍研究员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河北学刊》2000年第6期）一文中曾提出应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和文化关系史，大量的双边关系史（除六大强国之外近代中国还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有双边关系），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张先生还提到应掌握好外语广泛收集各国、各种文字的史料。张先生的倡导是很有见解的，我注意到近些年至少关于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研究就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新成果。 (72)例如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杨奎松还作了方法上的正面提倡：《利用国民党史料来研究国共关系史》，《北京日报》
转自《史学月刊》(开封)2010年1期第5～16,56页 责任编辑：刘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