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守亮 【英文标题】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作者简介】曹守亮，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共和国史研究领域主体反省意识的凸显和学科发展意识的觉醒，为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概括说来，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表现为如下几点：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共和国史研究；正确看待保密档案与普通史料以及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辩证关系；倡导历史主义的历史评价；提倡知人论世的历史人物评价；更加注重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唯物史观 中国当代史学批评 作为一个新兴的历史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共和国史研究——笔者注）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新时期以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1](P239～240)。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共和国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针对性。现实的社会需求与来自学科内部的发展需求，推动着共和国史研究向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其中，主体反省意识的发展和学科发展意识的觉醒，即中国当代史学批评意识的日渐深入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概括说来，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旨在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乃至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它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3]这股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界优良研究风气的发扬。进入21世纪，学术界在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回应和纠正过程中，倡导加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陈奎元指出：“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历史研究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4]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共和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指导思想问题。[5]张全景强调了坚持正确立场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这些问题是关系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6]由此不难看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所倡导的共和国史研究中加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一方面是由于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为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张启华指出：“站在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对同一历史事件做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是我们这项工作所必需的。这一点是不能有含糊的。”[7]张星星强调：“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全部过程与个别现象的关系，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正确分析发生失误的原因，才能从局部的、一时的、支流的失误和曲折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8]陈奎元指出，只有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评价共和国史上的曲折与失误：“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随意褒贬，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能求全责备。”[9]这些认识及其所代表的学术趋势的形成并不断扩大其影响，体现了当今多样化的研究流派中主流价值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是要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另一方面是要对于史学界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倾向进行批评。这既是对新形势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和困惑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重申和辨正。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当代史学批评与21世纪共和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看待保密档案与普通史料、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辩证关系 如何认识、评价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史料，不仅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素养和学识水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这一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张星星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存在着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问题，也存在已经开放的档案文献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造成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实际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10]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加强相关的理论工作，以增强对史料认识的科学性和史料利用的自觉性。 首先，正确看待保密档案在研究中的地位，及其与普通史料的关系。研究共和国史势必受到一些档案资料未公开的局限，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11]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杨亲华指出：“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说，绝大部分已经公开，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只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好效果的。”[12]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昭示出，史料的利用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如何认识目前共和国史研究中史料的地位和利用程度，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利用好现有史料，直接关系到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辛逸特别强调了利用史料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搜集、整理和研判史料不仅仅是‘复读’历史的过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研究者不断地推翻自己原来的假设、进而调整甚至是改变研究理念与方法的过程。……再有，口述和档案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仅艰辛而且有时还会碰上多得让人无从下手甚至是无所适从的情况，此时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就显现出来。其实方法就是思想。”[13]能否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对共和国史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对共和国史档案史料的抢救整理非一人一时之功，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意义上促进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处理好保密档案和普通史料的关系，正确认识保密档案在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摆正两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位置，是共和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是学科建设意识发展到自觉水平的体现。 其次，理性认识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国内口述史研究正向多学科领域延伸，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有方兴未艾之势。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史料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更为深入和辩证。有的学者指出了在研究中加强口述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14]还有学者对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一直处于一种隐而不彰的尴尬境地，得不到充分的认可。[15]至于产生这种“隐而不彰”的情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就口述史学界而言，虽然学术事业的体制化和规范化受到重视，对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评估和基于这种评估的实证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基本上止步于重复旧有的述评或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口述史学不仅在功能上不能取代文献史学，它还更需要与文献史学相参照的批判研究——即使是以民间口述做社会史的研究，保存在档案机构的大量地方政府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央在地方做的调查报告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16]这些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探讨，而且是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来探讨它在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这也显示出研究者对待口述史料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性。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口述史料为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新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共和国史研究的整体来看，口述史料则是处于从属和辅助地位的，不可能完全取代文献史料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因而，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可以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三、历史主义的历史评价 全面、辩证、联系地评价历史问题，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共和国史研究的科学性无从谈起。从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看，历史主义的评价尺度和研究标准就显得更加突出。 首先，需要全面地评价历史。有学者把全面评价历史的方法看作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无论它是什么题材或者什么范围，除了要求全面地掌握事实之外，而且要求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但仅仅这样做，也还只是停留在搜集整理事实材料的阶段上，不容易区分其中的个别现象和普遍现象、偶然现象和必然现象、次要现象和主要现象，以至于真象和假象；这样，也就无从决定哪些事实材料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最重要、最适合因而是必须记述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观点来把握和分析这些事实，以及如何正确地评价它们。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学会正确地从总体上评价这段历史。”[17]作者在这里把全面地占有材料和全面地评价历史作了明确的区分。全面地占有材料和不偏不倚地陈述事实只是研究过程的基础性工作，而最能体现共和国史研究的水平和旨归的环节，则是评价历史。它是反映研究者见解、体现研究旨趣的重要方面，也是共和国史研究充分发挥社会功能的关键环节。 其次，是辩证地评价历史。这是历史主义的历史评价的重要内容，是共和国史研究中最能体现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环节之一。“在国史研究上坚持唯物辩证法，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分析40多年来的成功与失误。……对失误，应该如实地研究，如实地写。不写失误光写成绩，就不是国史了，而且成绩也说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解放思想。但是，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如果说解放思想有个限度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去‘解放思想’，就会走向真理的反面，从而夸大挫折和失误，甚至把成绩说成错误，把40多年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正确的方法是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对待失误的问题上，要着重弄清楚为什么产生失误，主客观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今后如何避免，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恰当指出挫折、失误乃至错误的同时，更要充分肯定和反映4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总结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18]朱佳木进一步指出：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分清主流与支流；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中有失误、错误，就对那些事情全盘否定；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当时可以避免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19]在这方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对“文革”的认识与反省较为典型。它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20](P188)应该说这种批评是严肃的，而且是毫不避讳的。同时又客观地分析道：“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20](P192)上述观点已被“文革”后的历史发展所证实，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回首“文革”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求全责备，而是平心静气的反省与冷静客观的评价。 再次，用联系的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更能凸显研究对象本来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新中国58年历史的评价，朱佳木指出：“少数人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等手法，或把改革开放前的29年描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攻击其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后的29年解释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歪曲其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一概否定；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19]这一方面揭示出当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共和国史研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同时也反映出对历史评价的科学方法和优良学风加以倡导的必要。朱佳木认为，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21]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梁柱的评价也体现了联系的方法。“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和物质的基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历史新时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22](P7)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时代的充分理解，上升到历史主义的高度加以研究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关于研究对象的本来意义上的认识。全面、辩证、联系的历史评价构成了历史主义的历史评价方法的重要内容。它与知人论世的历史人物评价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学批评之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体现着一个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四、提倡知人论世的历史人物评价 新时期以来，共和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较大发展。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同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充分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研究风气和价值取向。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对毛泽东给予了较为辩证的评价，为毛泽东评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由于国内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史学界对毛泽东有失公允的认识还是时有发生[2](P187～20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中国学术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之泛滥，这一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反复。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抛开政治立场方面的因素，认识方法和评价方法的绝对化和极端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评价方法直接冲击了共和国史研究的是非标准和学术风气，对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研究国史重要人物，如果不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握研究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原则，则其研究成果势必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甚至以偏概全的倾向。”[23]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在总结正反两方面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方法上研究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沙健孙指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评价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24]栾景河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不主张对任何一方进行不切合实际的指责或批评，同时反对某些中方学者对毛泽东过多的，且脱离实际的批评。”[25] 时代与杰出人物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并且时代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通过历史人物表现出来的。所以，如何恰如其分地判断和区分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并给予适当的评价，成为共和国史研究中最见功力的课题之一。张全景指出：“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罪于毛主席，有的错误是中央集体决定的，有些错误口号是下边提出来的，又恰恰是受到毛主席批评并予以纠正的。现在，有些言论或文章动辄把所有错误推给毛主席，这是不公平的。”[25](P18)这种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是值得深切理解和学习的。 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体现出成熟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它既有对毛泽东在具体问题上是非的分析，也有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既有对毛泽东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主观愿望的剖析，也有对其客观效果的考量。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历史功过是非的分析，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辩证的史学批评意识，可以看作当前史学界关于毛泽东评价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7]历史人物评价，尤其是杰出领袖人物的评价，不仅关系到对所评价之人的认识，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相关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研究。这反映出中国当代史学批评对于共和国史研究所具有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五、更加注重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史学批评在共和国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史学参与社会，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共和国史研究所具有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其“资政、育人、护国”功能的实现，都不能离开史学批评而独立实现。同时，史学批评还是中国当代史学健康发展的内部动力。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史学研究领域的老问题。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不仅反映出学术界的史学理论素养，而且还会对研究旨趣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回到乾嘉去”[28]的史学思潮，90年代的学风则有放逐“现实”、回避“问题”[29]的弊病。这种不健康的史学价值取向，也影响了共和国史研究。有学者则批评了党史、共和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的各说各话的状况。[30]这种自说自话式的研究，从学术的层面看，是浮于表面的，热闹一时，并不能真正促进问题的深入探讨；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看，是史学对社会的偏离，对其主旨的漠然。极而言之，这种偏离和漠然，是一种隐喻和表达，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排斥。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观念中立”，事实上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中外学术史表明：从特定的时代出发，脱离意识形态，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张星星指出：“在学术批评方面我们确实有过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的教训，但这些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严重弱化，学术界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一些严重错误的观点和言论也得不到应有的抵制和批评，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巩固国史研究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8]造成这种不正常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史学批评的视角加以总结，无疑能够使我们对共和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的自觉地参与当前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31](P420)对于共和国史研究而言，将历史和现实密切结合起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李力安所言：“从时代的高度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是我们搞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条件。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而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与现实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我们只有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加强对党和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一国两制问题，以及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对建国以来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认识上的偏差也会少得多，所得出的结论就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32](P365)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还可为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提供有力的历史论据。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适应形势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桩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树。”[33]研究者本着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进行研究，更加清晰地折射出社会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共和国史研究只有很好地以学术求真为基本旨归，与社会需求保持一种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才能因为有了现实土壤的培育而更加茁壮成长起来。 随着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更需要将共和国史研究的社会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无疑，中国当代史学批评架起了这方面的桥梁。值得特别提到的是，2007年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在延安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参会的60多篇学术述评及讲话既充分体现出共和国史研究的学术性，阐发了共和国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所在，更深入分析了中国当代史学批评在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史学批评的角度看，现在的共和国史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学术界对具有“通史”性质的几十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8]，对于国外学者的共和国史研究成果鲜有论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成果以及学术思想史研究还不多见，从学科发展角度，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作一系统梳理的论著也较少，显现出共和国史研究在自身理论建设和自我反省方面的薄弱。最为直接的反映就是对于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评介和批评的缺乏。[12]更有学者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当代史学批评作了深入的思考。为了更好地促进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张注洪从加强共和国史研究的国际交流角度，提出了积极的建议。[34]此外，笔者还认为，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批评的营养，构建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史学批评，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梁柱、龚书铎：《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3]朱佳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陈奎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大力开展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郑珺：《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张全景：《对国史中的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张启华：《谈谈国史研究中的党性和立场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8]张星星：《在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9]陈奎元：《国史研究要以科学、敬谨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0]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1]齐德学、郭志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2]杨亲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13]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4]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5]傅光明：《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6]秦汉：《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认同》，《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 [17]张启华：《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8]商翔：《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求是》1994年第9期. [19]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1]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2]梁柱：《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3]张世飞、胡占军：《进一步加强国史学历史理论的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4]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 [25]栾景河：《“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6]张全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李正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7]曹守亮：《正视·总结·继承·发展——2007年高教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理论特色》，《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8]罗志田：《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 [29]王学典：《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30]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1]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2]李力安：《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当代中国研究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33]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4]张注洪：《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与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转自《高校理论战线》(京)2008年7期第40～45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