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付梓之际
    冯世斌

    每个省都有省会。“省会”是什么？辞书并无解释，将其称为“省政权所在地”，大概是比较合适的。万物皆变，变皆有因。省会变迁并非河北省的“专利”，然像河北这样，从1949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于保定起，到1954年在石家庄投巨资建新省会、被迫下马后硬挤进天津、9年后在撤回保定中却旋风般地开进石家庄, 随即又想回保定为止，一波三折，反复徙移，是举国罕见的。现在一些文件、讲话和省情介绍，不仅河北，而且省外也有些地方，习惯上把河北称为“京畿大省”。一个“畿”，蕴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多少令人遐想而又难以说清的事。
    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三年多来，河北省档案局（馆），在充分利用本馆馆藏档案的基础上，数次派人进京入津，从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北京军区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 对有关河北省省会变迁的档案进行广泛征集，反复比较，相互印证，写成了《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相信此书的问世，揭开了河北省会数次搬迁的“谜”。然而，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借付梓之际，对书的内容作些补充与梳理，并谈谈对河北这段“是是非非” 的认识，望争鸣，顺为序。
    一、喜新厌旧，成立于保定的中共河北省政权， 从建国之初就想离开这里
    1949年3月， 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不久新中国定都于北京。建立新中国，中央要进城， 理论上，河北省的政权组织，也面临进城的任务。河北省人民政府，由华北人民政府脱胎，早在1949年8月1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前2个月，就定居在华北大城市保定， 进城还到哪里去？“喜新厌旧”，这个新，就是石家庄。关于“喜新”的理由，现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最早的一份省向中央提出的迁石报告，对此是这样说的：石家庄，“在河北全省的城市中，地处京汉、正太、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点上，工业比较发达，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 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军事要地，石家庄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根据中央关于城市建设的方针及河北省工业发展趋势看，河北的重心将在南部，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政、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将提供便利的条件”( 冀档855-2-558)。析此报告，要点在三：一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二是工业有基础，而且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三是河北重心将南移，石家庄“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看当年这几条理由，应当说，都是牵强的。保定的交通优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并不比石家庄差；其工业基础要优于石家庄；河北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没南移？ 读者自有自己的眼光。所以，档案显示，当时中央虽同意了河北的意见，但这个同意是“有条件”的，重要依据是，“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冀档989-1-205)。搬迁心切，自筹也干。1954年、1955年， 河北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旧币，下同），用于建设机关办公楼和住宿房屋等。1954年时， 河北全省人口为3442.54万人，当年全省财政收入为66334亿元，职工干部人均年工资491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4.7万元。在当年河北的全部财政收入中，上解中央财政为32786亿元，省财政留用33548亿元；财政支出预算为37597亿元，赤字为4049亿元。其中，地方工业支出预算为2183亿元；农业支出预算为1267亿元；行政支出预算为6700亿元，占省财政可留用资金的20%，其中迁石投资为8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2%，相当于当年农业预算支出的63.1%，地方工业预算支出的36.6%。1955年，用于迁石的预算资金为11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4.6%。这两年，河北全省遭受了严重的水灾，1954年受灾人口1314万人，被淹土地4617万亩，1955年受灾人口1776万人，被淹土地5444万亩。入不敷出，拆东补西，显然，河北无力建设一个新省会。苦撑到1955年8月，因再无资金可投，迁建工程被迫下马。
    这时的问题是，“骑虎难下”，难在“善后”。根据省向中央的《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冀档855-3-833），要全部完成省会迁石工程共需投资4300亿元，其中省级机关91个单位迁石工程需3700亿元。这个报告中说：“经我们多次研究，认为省会迁移确非当务之急， ……现在工程已经停止， 并已确定专门组织负责进行善后处理工作， ……尽量避免在善后工作中造成新的浪费，……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 ……对已备的国家拨付材料的处理， 除一小部分由省调剂利用外，大部尚须请中央主管部门迅速大力协助处理， 以求尽量减少损失；”“保定房荒虽不像过去严重，但仍需解决一部分住房。……保定即基本上不再盖房”。从前后矛盾的这个报告可见，接着干实无力再干下去, 停下来善后“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一是继续完成六月初已开工的六万平方公尺的宿舍工程”；二是“用于停工后对已备材料和暂设工程的处理；”三是“补偿施工单位已有的亏损”等。当时，百废待兴， 省还很穷，1954年国家新的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把这四句话用在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不仅当时是必须的，即使今天也不过时。实际投资超过了1900亿，搞了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迁石不成，对河北是个严重打击。但那时的河北，并无真正反思之意， 而是再度“见异思迁”，将目标瞄准了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将天津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或者不合并建制”，也要让“河北将省会迁到天津去”(冀档855-3-981)。“功夫不负有心人”，千方百计争取，终于，1958年2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改为由河北省省辖，以此为标志，河北省会如愿以偿地进了天津。但这一次的结果，又是事与愿违。
    二、河北省会驻天津9年，总的来看不是双赢， 而是不断升级的“兄弟争纷”
    
    天津，历史上虽被直隶所辖多年，1928年直隶改河北时，民国河北省政府就成立于此。但就从那时起，天津已走向了与河北渐行渐远之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津是中央直辖市，昔日的河北“下级”早已变成了“兄弟”。河北省会进天津， 搅动了冀津的大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应。争纷重重，难题多多，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如把这些纷争比作“兄弟阋于墙”，今天看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墙”，表面上看是个体制，实际上，一面是利益，一面是互补，而互补的背后亦是个利益。再具体一点说，一是双方干部之间的思想认识分歧如何统一；一是省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
    互补才有共赢。从互补看，当年希冀的那些美景很难实现，几乎全部落空。河北争天津之所以不遗余力，主要是看中了天津的工业基础、技术、地理等优势。“河北省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急剧增长。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基础薄弱，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需要一个有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 天津市在这方面能满足河北，天津作为河北省会最为适中，与各省、市交通联系就更加便利”等等(冀档855-3-981)。从天津方面看，为做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也发了文件，重点讲的也是对河北的物质资源、市场有需等。“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需要农村支援的地方很多，比如农村的原料、粮食、副食品等，尤其是原料，我们天津市的工业有80%的原料，需要农村供应。河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地区之一，除生产大量粮食以外，还生产棉花、麻、花生、芝麻、大豆、烟叶等经济作物，地下资源也很丰富，煤铁的蕴藏和开采量很大……”（津档X3-21-16535）。对冀津的这些表述，今称为“优势互补”，或称“城乡互补”都可以。可事实上，由于国务院在天津市的财政、工业投资、大学生分配等方面，仍保留了其直辖市待遇，使河北利用天津而发展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遂即，便是省与市在如何发挥天津工业生产潜力，更好地支援河北和全国等经济建设方面日益加剧的“兄弟纷争”。特别是1959～1962年间，河北遇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吃饭成为双方绕不过去的天大难题。河北全省实行“瓜菜代”，哪能拿出粮食给天津？时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数次找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请求给天津调粮食。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二政府”，粮食、煤炭、物资、项目等，都由其按计划统一调拨。天津可直接对口中央，但请示问题、办事情，又不能越过省，省、市两个计委，围绕物资调拨存在的严重分歧，都一条一条地保存在档案里。冀档940-5-64，是天津市计委《关于行政区域变更后，有关我市物资分配基数的补充报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讲得都是困难。河北省计委无言以答，只能将这个皮球又踢给了省委、省人委。今或有读者问，如没有那几年特大自然灾害，冀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笔者不敢妄断，只能说，只要有“分灶吃饭”这一格局，不知哪位哲人曾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这一点，读者不妨看一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之中所讲：“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因为“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团结就是力量。再从干部思想状况与工作协调上看，这种合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后分手的种子。河北硬将天津从中央直辖市的位置上拉下，挤进天津做省会，使冀津的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对河北省会迁进后干部使用和机构变动调整等，顾虑颇多，猜测种种。省、市两个平级的领导班子首先要合为一体，原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任合并后的河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马国瑞（河北）、刘子厚（外调）、解学恭（中央派来）、吴砚农（天津）、阎达开（河北）、张承先（河北）、万晓塘（天津）任书记处书记；刘子厚同志兼任河北省省长，阎达开、李耕涛（天津）、高树勋（河北）、胡开明（河北）、阮泊生（河北）、张明河（河北）、杨亦周（天津）、马力（河北）任副省长；万晓塘同志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耕涛、谷云亭（河北）、王亢之（天津）、张淮三（天津）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耕涛同志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一串长长的名字和职务，表明了冀津合并后省市机构的重叠和臃肿。但最难办的，是双方其他各级各类干部如何拧成一股绳。从档案看，在这方面，无论是河北，还是天津，都做了大量工作。河北出台了调任领导机关人员、调整省级及市级机构设置的多份文件、意见，特别是将天津专区、沧县专区同时撤销并入天津市，以保证天津市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两支队伍的有效合一；天津提出了正确认识天津地位，服从省委的举措，与河北省级部门加强联系协调， 强调队伍有机地团结在河北省委、省政府之下等文件多种。但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干部思想、政治、作风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远不是发几个文件、开几次会议就能抹平。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收到由中央转来反映河北干部不团结的匿名信直言，“省委对省直各单位只讲照顾天津市特殊情况，不准搞坏关系，遇事协商等原则指示，现在看来只笼统的原则，需要做出具体规定，这样可以减少好多矛盾，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冀档855-19-955），反映在正式文件上，那些年中，《天津市机关干部在五反运动中对省市关系鸣放意见的综合报告》、《天津市级机关“五反”鸣放对省的意见》、《关于准备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及意见》等，讲得几乎都是有关工作协调与干部团结的事情。林铁、刘子厚等同志，先后召开过省直机关、天津市直部委、局长以上负责干部会议，讲“密切省市关系，加强团结”。可见，当时干部间不和谐不团结的问题相当严重。刘子厚同志在省、天津市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后，又单独召集省直各部、委、厅、局领导干部开会，谈省市关系问题，强调要“十分注意团结。省里要负主要责任。从省委一直到各部委、厅、局，因为我们是领导方面”。好一个省长口中的“我们”，今天听起来仍感到有那么的凝重！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干部间的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致林铁、刘子厚、万晓塘三位同志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写信，报告省市关系问题，检讨省委“几年来主要忙于农村工作，对天津市的工作讨论得不够，对干部在这方面帮助教育也不够，天津市委也进行了严肃的检查”等。如此情况下，天津方面是什么态度呢？ 讲的也是实话：“省、市关系问题，主要产生于体制问题，天津市是全国性的城市，归省领导问题很多，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省、市分开，天津直属中央和华北局领导”（冀档855-6-2211）。终于，在1966年4月，中央作出了河北省会迁出天津市的决定，8个月后，天津市直属国务院管辖的地位再度恢复。
    三、河北把什么留在了天津
    中央决定河北省会迁出天津时，天津市再由国务院直辖文件尚未下达。为落实中央决定，河北和天津均印发文件，领导讲话，口径几乎完全一致，“因为战备”。看昔日河北向中央《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报告，第二条竟是这样的：“将省会设在天津市，一旦有战事发生，在对首都的保卫上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省会设在天津，作为首都屏障，正如列宁格勒之对莫斯科一样，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在动员全省人民防守天津， 保卫首都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冀档855-3-981)。显然，兄弟分手在“文革”前夜，当时，也是有一个为战备而疏散问题，但依笔者来看，这不是分手的根本原因，只是双方均能公开说出的体面借语而已。中央让河北撤回保定的根本原因，应是津冀合并九年难以真正合一、市拉不动省、省援不了市，冀津纷争不断升级而导致。得出这个结论，不外两点：一是，津、保均是首都的“南大门”，无论怎样“备战”，首都还是首都，保定还是保定，天津还是天津；二是，“文革”即起，保定已呈乱象，河北省会在天津，要乱起来，可能比保定更甚，国都不能面临两个都乱的大门。河北省会再回保定，人怎么撤，东西怎么分，家怎么搬等，一系列的难题，又都摆在津、冀面前。没有欢送，没有歌声， 只有难以言状的匆匆急急。从此，河北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善后。今公众往往问，河北把什么留在了天津？ 细查档案，大致可以说清的主要是以下方面：
    一是，留下了一批固定资产。1958年省会迁津时，河北从省预算中划出720万元（新币，下同）建房款，以专案提款列入天津市总预算的“其他支出”，同年又安排16603万元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天津市，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76%。1959年财政部追加河北省迁津行政基建投资400万元，列入河北省1959年支出预算，河北也倾向了天津。投资580万元于1960年建成使用的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的长途电信中心大楼，投资600多万元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河北宾馆；投资720万元建成的省直机关在尖山的金星里、红霞里和气象里的51幢宿舍等，留在了天津。
    二是，留下了一批教育资源。如在那九年中先后扩建和建立的天津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财经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包括附中）、天津体育学院（包括附中）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共7所院校都划归了天津市；河北建在天津的中、小学校， 一律划归天津市。河北工学院，虽然划归了河北，但校址至今在天津。
    三是，留下了一批干部。省市分开时，在干部去向上的基本原则是，在省直的跟省走，在市直的留天津。河北省会在天津九年，省市之间干部的调动交流是频繁的，谁走谁留不是一简单的一句话，尤其是省管（地、厅级）干部。当时省管干部，省直机关有1400余人，天津市机关有440余人，合计1800余人。按去向政策规定，在省直的，不管是原河北的，还是天津的，基本上都归了河北省；在市直的，不管是原天津的，还是河北的，基本上归了天津。机构撤并，干部的去向和交接是最棘手的事情。因当时的干部人事档案，现冀、津国家档案馆均无完整保留，已很难列出详细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北留下了一批干部在天津，天津的一批干部到了河北。
    四是,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河北为天津供水而修建的大量水利设施和配套工程。天津历来缺水，工农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均依靠河北。为解决天津用水事，河北和天津曾向中央打过多次报告，采取的举措基本上是舍河北保天津。修建于五十年代的石津运河（后改称石津灌渠） 最初是为了开通石家庄至天津的河运水道，由于滹沱河水减少无法航运，石津灌渠就成了河北为天津调运岗南水库水源的专用渠道，岗南水库的水，从石津渠绕石家庄市往东至衡水，再到沧州献县，在此往北达天津。1963年，河北省石津灌渠管理局制定的春灌配水计划中，岗南水库、黄壁庄两水库可用水量为7.45亿立方米，给天津市工业和航运输水列计划1.5 亿立方米，省水利厅批复中强调“到期石津渠即不准引水，一定要保证按计划向天津市输水”。现在，石津灌渠还在使用，只是改变了用途，河北省水利厅，仍保留着石津灌渠管理处这个机构，这渠、这机构，年复一年的见证着当年津冀的那段“鱼水之情”。
    四、河北省会由天津回保定，旋即“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却在石家庄诞生，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河北又提出去保定
    河北省会离津时，“文革”内乱已向全国蔓延，保定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户”。不离津不行，进保定又特难。众多的河北省直机关，似一溜长蛇，如一盘散沙，在保定至天津一线上来回运行。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等进了保定市，省直众多部门，只好驻在保定周围各县。如省卫生厅，驻涿县；省粮食厅，驻望都县；省教育厅，驻定兴县；省林业局，驻易县。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只好分散几个县办公。鉴于此，河北省机械工业厅，直接搬到了石家庄市桥东和平路办公。省直党校无处迁，只好仍驻在天津市尖山路办公；河北省建筑工程厅，虽迁出，但在天津设立了留守处；而河北省基本建设局，在1984年才从天津迁进石家庄。原属河北省水利厅、后属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天津仓库及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一直住在天津市内，到1983年确定为驻津单位后，两单位职工户口才落在天津。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一夜之间”成为省会。1954~1955年省在石所建项目，或废弃，或已挪作他用。“省革委”占用的是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的办公楼，后在当时的六中校园，即现在的维明街，匆忙盖起了的朝东开门的“省革委”，这门口竟也一直用了40多年，直到2008年，乘“三年大变样”的东风，省委、省政府的大门，才朝南打开。令人费解的是，1972年，河北在省会问题上又怀起旧来，借“批陈整风”，向中央提出省会再回保定。周恩来总理见到报告即批示：“ 省会不要再搬”。毛泽东主席针对河北省会问题所说的那段令人回味无穷的话，大部写进了本书。
    五、反思河北在省会问题上的选择，不得不说的几个问题
    重温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应当永远牢记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务必”，同时，还应当牢记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过的这样两句话：一句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一句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七届二中全会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若干年内， 毛泽东反复论述过：“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 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看1954年～1968年河北省会的变迁，似可得出以下结论，又觉得沉重地难以下笔：河北省会诞生在保定，不想建设保定；河北省会进驻天津，主要目的是“用天津”；河北省会到石家庄， 却又想着回保定，这真是难用“喜新”，或“厌旧”能表达的。反正保定在那十几年中，是省会想走就走、想回就回的地方，凭这一点，保定这座城市就够大度，就够宽容。反思过往，温故探新，每一题，都是沉沉的，对建设今日之河北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投资和善后造成的浪费为例，1954年～1955年间，在石家庄建新省会，省投资1900多亿元，虽然数据并不确凿， 实际投资可能超过了这个数据，但还是有帐可查的，至于河北从天津撤出长达十余年的“善后”，今天这里弃，明天那里建，分分散散， 零零碎碎，目标缈缈，共计又投过多少资，浪费有多大？ 实无帐可查。看今天的省会，省的行政中心区在哪里？仍难寻觅。所以，不揣冒昧，再谈三点，以作为抛砖引玉。
    建设工业化河北，必须要真建，并找到符合河北实际的路。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大省，即在今天看来也并不是劣势。在农业大省的基础建设工业化，当时省的这个认识不谓不早，这个眼光不谓不明。但以管理农业的思路，指导工业化建设，河北永远找不到“北”。1952年9月19日，河北向华北局首次提出《省会移到石家庄市的请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中央关于城市发展建设的方针及今后我省工业发展的趋势”(冀档855-1-201)；1952年10月25日，河北《关于将省会迁移到石市的补充理由》，开宗明义第一句：“自从我们检讨了省委过去对工业生产领导薄弱决心加强工业领导以来， 日益感到省会有自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市的必要” ( 冀档855-1-201)；1954年1月27日，省第三次向中央报告《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头一句话，仍然是：“适应国家工业化及有计划地建设的需要，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到有工业的城市，加强对工业的领导”(冀档855-2-558)。历史已经拂过了这一页，但看这一页上，无论省会在保定时、在天津时乃至来到石家庄市的相当长时间内，河北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建设上，特别是工业建设上。计划经济那些年，河北省相继提出过“提高两线”(京广、京山铁路沿线)、“狠抓两片”（黑龙港与坝上）、“建设山区”（太行山和燕山） 等发展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仍在苦苦地为发展战略而寻找出路，到1985年还是“山海坝”。长期以来，河北被称为“东部区位、西部观念、中部水平”，我们河北当承认这一点。倒是天津，在与河北合并的时候，在河北建设了包括涉县天津铁厂在内的几个大项目，至今为天津也为河北做着贡献。涉县通往天津的那个专列，每天在河北大地上发着铿锵的感鸣！
    省会固然重要，但靠搬迁，不会轻而易举地搬出一个“中心城市”。现在，人们对“中心城市”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看河北省会的搬迁，从“城”的角度，当说两句话。一句是：“省城” 与“中心城市”，并不是一个概念；另一句是：省会可以迁、可以变、可以选，甚至可以由行政手段决定；而中心城市，应是顺应其发展趋势经较长时间的努力建设而成。称石家庄“火车拉来的城市”，这话很形象，因为这个“拉”，意味着经济的自然流动，“拉”来了可落脚生根；如果讲“火车拉来一个省会”，这话恐怕得打问号。原因很简单，省会可以拉来，又可以拉走。看一个城市的拉动力，不是看它的规模，也不是看那些枯燥的数据，而主要是看城市本身的经管能力，而经管能力，又是人的行为。天津不谓不大,河北干部缺乏经营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又不肯认真学习，这是导致当年双方干部工作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干部的城建经验和经管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积累起来的。石家庄做河北省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这个问题还看得相当清晰。况用现代化的眼光打量省会，省会对一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力与辐射力，并不是增强的趋势。要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关键在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集中精力真正正确地去干、去建设才行。靠搬迁省会找工业基础，进而将省会变为“中心城市”，到目前为止的河北，证明这条路行不通。
    搞不好就想搬家，就想合并，这种思维定式至今在河北一些干部中残留，河北要强起，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中央之所以有条件的批准河北省省会迁石家庄，后又有条件批准河北省会进天津， 肯定有中央的大考虑，是想把河北做大做强。因为，河北与其他省不同， 毕竟是“畿”。对此，笔者深信不疑。河北省会从天津仓促撤出，天津市复属国务院直辖，意味着中央战略意图的落空。国家就是国家，省就是省，市就是市。整个国家由丰富多彩的各种区划构成。从省与直辖市来看，虽均为同级，但设置与职能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省要强起，离开中心城市的拉动与辐射不行，但仅靠一两个大城市也不行。省、市、县乃至乡（镇），都在现代化进程上都走着自己的脚步。早在十年前，中央就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做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建国至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河北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缺乏的是准确领会中央政策，创造性地走河北自己的城镇化之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不可拒，人祸是可以避免的。1959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以《党内通信》为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写了信，一直写到了“小队级”。看这一时期的河北，工作着力点在哪里呢？即不在城，也不在农村。既然河北先有“徐水经验”，后又经过努力，省和中央直辖市能合并，还有什么不可撤并？于是，轰轰烈烈的“撤并县”运动，曾在河北一哄而起。从1958年～1962年，三年之间，河北省的县由142个撤并为58个，随即又匆匆恢复为141个，结果，当然以一哄而散告终。撤并县运动失败后，河北又恢复了沧州专署，天津专署，天津专署仍驻天津。冀津分手，津专区也搬出了天津，时天津专区辖14县，机关驻在安次县的廊坊镇。再随后，到1973年，河北天津地区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县并入天津，至此，冀津之间的关系才形成了今日的格局。看今天由天津地区更名演进而成的廊坊市，夹在京、津之间，仍以“得天优厚”的优势为展示“畿”的形象，为与京津之间的竞争与互补而努力！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选个好的地方做省会，不是不可以。然而，搞这些举动的同时，往往与机构的撤撤并并、分分合合搅在一起，大者省与市，小者县与县，这历史的代价太大，教训太深。这其中有些事，实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改革。“大”就实力强、发展快？“小”就发展慢、实力弱？ 纵观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并不是由大与小决定的。掩卷河北省会的变迁，深思周恩来总理的“一锤定音”，和毛泽东主席的那段话：只要没有大的战争和意想不到的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河北不应再打迁省会的主意，河北经不起这么折腾。
    本局馆的尚宏雁同志，在张宁同志的配合下，承担了本书的主要工作，三年多来做了大量事情。李会生、张新朋、赵亚光、宋洪亮、王潮、王颖、张琳、赵兰、王艳梭、任学军、辛茹、连薇、袁颖、康云梅、刘晓云、高涛等同志，都先后为本书的成稿与出版承担了任务。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永君同志，专门撰稿并致信；张同乐、朱文通等先生，为之审阅把关，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平同志、张魁星处长等， 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朱耀南、贾秀颖、马友龙、韩致景、刘泽如、于子玉等诸位老同志，为之提供的回忆弥足珍贵，在此，一并表示谢意。由于经验缺少，加之一些历史文件尚不能公开、一些历史档案分存冀、津等各馆，整合起来颇难，此书定有不能令读者满意之处，恳望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充实与完善。

    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任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