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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有血有肉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学科的社会史开始复兴，正是在这一热潮的带动下，中国史学有力地回应了当时流行的“史学危机论”，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社会史的复兴？您是如何顺理成章地由宗族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 冯尔康：独立思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素养，所以人的成长过程中有“逆反期”。如果有人代你思考了，学术研究哪里谈得上有多少个性？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出现了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不少学者不满意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僵化、著作的教条化、公式化现象，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出现了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我原本就留意宗族史、农民史、妇女史，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完成后，全力投入社会史研讨，并为在史学界复兴社会史研究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您曾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提出“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的预言，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冯尔康：从事社会史研究之初，当然要首先思索“什么是社会史”和“如何着力推动这种研究”，我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正是试图回答这类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主要讨论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历史。我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史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社会结构史、社会生活史。在《开展社会史研究》中，我提出了“社会史是历史学专史”的定义和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我知道这个定义不可能完全准确，提出来不过是为同好讨论，寻觅社会史研究的着手点。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亦于1988年问世，成为许多社会史研究者案头书。写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和同仁组织社会史首届研讨会，以后的几届研讨会，我都参与筹备，并出席筹备会议，致力于成立中国社会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确定了研究对象、概念和方法论，下一步就是开展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了吧？您是如何处理“社会生活史”与“社会结构史”两种研究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20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社会生活史。我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史”选修课，重点是放在生活史方面。先写散篇的读书笔记，内容在农民、妇女、婚姻等领域，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早先有些积累，更是体现我研治社会史的初衷——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在这方面，我先后完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清人社会生活》（与常建华合著）、《清人生活漫步》。 八九十年代之际，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研讨中国社会结构史。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理论，被学界认为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奥秘和特点之所在。为此我学习、体会，写出《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运用到自己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为该书写出绪论，用约20万字的篇幅，勾勒先秦至近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准则；宗法精神贯穿于古代社会结构中；社会结构的微弱变化与静态型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 90年代末，我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史教材——《中国社会史概论》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前后历时6年。这部书包含三大部分：一是社会史理论。我没有从惯常的学理角度去思考演绎，却从社会史学界研究实践中探求社会史是什么样的学问，因为这样比侧重学理的讨论要着于边际。二是社会史史料，将个人搜集史料的经验提供出来。三是讲述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史。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我对全书三个部分字数的分配不尽合理，第三部分不能展开叙述，实乃憾事。书稿交出后，我写作了《乾嘉之际社会下层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弥补它的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您出版了两部关于社会史的论文集（《顾真斋文丛》《中国社会史研究》），这是否可以视为您以往研究成就的一次总结？ 冯尔康：这两本书是多年来我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论文汇编。《顾真斋文丛》选取的是关于清代社会史的文论，涉猎较多的是社会经济史和群体史。社会经济史的论文颇有几篇，且多系80年代中前期述作，比如《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清代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游民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等论文。其余部分或涉及女性及家庭史，或涉及官绅、商人、商品经济。这个集子的不少篇章写得较早，是利用研究生、助教时期搜集的史料写成的，例如《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自我感觉有些文章就资料上说是扎实的，得益于年轻时搜集材料范围广，虽然当时写不成文章，后来派上了用场。我由此深刻体会到，做学问是实实在在的事，急不得，不能浮躁。 《中国社会史研究》选入的是明代以前的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包含了社会文化史的几篇文论。集子中有一篇《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论述历史学与社会史研究、史学与读者的关系，是我半个世纪治史的经验之谈。历史书不是小说，怎么归结为讲故事？我的意思是历史学的主要功能是陈述历史事实，给读者自我体认的资料，而不是由历史学家去灌输什么哲理。社会史研究更能提供历史细部史实，最容易讲故事。当然了，史书应该讲道理，只是需要寓论于史，是论从史出，是史论结合，而不是以论代史。用史料说话，也即史实说话，是对自身写作方法的一种规范。用史料说话，读者利用我提供的史料，自行判断历史真相、是非，就达到我的写作目的了。 史学要有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学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您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历史学应该怎样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好这一问题？ 冯尔康：史家都讲究求真、求用，历来如此，要不司马光怎么把他的史书取名《资治通鉴》呢！当然，古代史学是帝王之学，是给帝王总结治理天下黎民百姓的经验教训，无疑，史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我理解现代史学功能，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主，理由很简单：传统社会发展变化迟缓，政治经验适合利用，现代社会变化迅速，经验尚未总结出来，即使成功地总结了，社会现实已经变了，经验随着不适用了。不仅如此，上古史官地位高，人们敬畏历史的意识较为强烈，统治者也要对史官畏惧三分，后来史家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不敢如实记录历史真相，史学的政治功能无形中弱化了。 为社会服务，为大众读者服务，提供丰富多彩的妙趣横生的有益的历史知识，启示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接受他人失败教训，避免误入人生岔路，让生活情趣高尚、生活美满，让人生之路走得好一些、更好一些。求真既是治史准则，又是史学生命之所在。如果虚无历史、篡改历史，史学哪里还有活力，哪有读者买账？唯有求真，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求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