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较大的进展：明确了唯物史观是我们从事国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国史研究的主线和分期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史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历史、社会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开拓了国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国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对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国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其次，应进一步推动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第三，要不断开拓国史研究的视野，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外学术交流；第四，要提高国史学研究者的责任意识与学术素养。
    关 键 词：新世纪 国史学理论 思考
    作者简介：郑珺，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为“国史”)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之一。国史研究随着我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承认。
    一、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概况
    国史学理论问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国史学学科建设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和国史领域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和争鸣，本文囿于篇幅只着重探讨第一方面的内容。
    国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总结，虽然阐述的是党的历史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在《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还在党内高中级干部和党外人士中进行过讨论，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历史决议》的通过使国史研究从指导思想到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的评价都有了可以遵循的原则。80—90年代，“当代中国”丛书、数十部国史研究著作以及多种工具书相继出版，刊发了多篇研究国史的论文，国史研究逐渐形成规模。90年代初，专门编纂和研究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同时许多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建立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自此，国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登上了学术舞台。
    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要走向成熟，既要有对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必须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为研究提供基础的文献史料和总结研究成果的史学史，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系统论述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见，从90年代开始，国史学理论研究逐渐取得一些进展。至20世纪末，从总体上探讨国史研究状况的有：李力安的《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杜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与编纂工作的新开端》、商翔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杨亲华的《近15年国史研究述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杨凤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等；论述国史研究方法的有张启华的《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和《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讨论国史分期的有：葛仁钧的《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周一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发展述论》、刘国新等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探讨》；探讨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有：金隆德的《关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李茂盛的《对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李彦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等。这些文章对国史学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国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取得的进展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如果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归根到底应以理性的思考为首要，因此探讨国史学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学者就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国史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明晰化，[1]但遗憾的是，截至2011年，系统研究国史学理论的专著尚未问世。
    (一)关于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开展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坚持唯心史观是国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当今社会，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95)“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展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3](p.28)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4](p.163)在国史研究中也应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旨在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乃至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5]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这股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6]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运动转为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空前的质疑和挑战。90年代，雷戈提出建立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7]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否定的基础上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周祥森等学者就这种历史观提出了商榷。[8]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史学理论界和哲学界的学术争鸣。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重申国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陈奎元明确指出：“研究国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9]朱佳木强调，开展国史研究“应当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10]
    2004年，针对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200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了“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就涉及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应努力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对于唯物史观在国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如朱佳木明确提出：“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1]田居俭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12]于沛认为：“国史研究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史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警惕一些人通过所谓‘重新评价’历史，歪曲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3]张世飞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观察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4]宋月红提出：“国史初兴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应用并与新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15]“唯物史观为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和史观基础。”[16]有林撰文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编纂国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17]曹守亮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体现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更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18]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9](p.21)2012年6月2日，李长春指出：“要深刻阐明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20]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伟大发现，是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科学学说。怎样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国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确保国史研究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国史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尊重历史事实，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理论研究带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化，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发展，努力推进国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二)关于国史研究的主线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不仅能够了解历史本身，知道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够深刻地理解各种重大事件出现的历史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早在1994年，杨亲华就对国史研究的主线作出了归纳，他认为当时对国史主线问题的研究存在四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于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史要写建国前，中国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建国后，又经过什么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两者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展开的”。[21]
    进入新世纪，国史研究的主线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目前，关于国史研究的主线，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条主线说。刘国新认为，应该“把发展作为国史研究的主线，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规律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22]程中原指出：“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23]张启华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24]齐鹏飞认为，国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25]沙健孙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26]
    三条主线说。朱佳木认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共同决定着我们国家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27]
    综观以上学者对国史研究主线的界定，大多包含“发展”这一核心，胡锦涛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28]因此，在研究国史主线问题时，应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三)关于国史的分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分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划分的依据不同，对国史的分期也存在不同意见。
    进入新世纪，国史研究工作者纷纷撰文对国史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赵德馨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为标准，将国史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6年、1957-1978年、1979年以后。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78年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9]王德新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时段的划分与上述“三阶段说”略有不同，他主张：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7年1月至1976年10月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1976年10月至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3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划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阶段。陈明显也持这种观点。[31]
    齐鹏飞认为，可将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92年、1992年至今五个阶段。[32]李良玉虽然也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但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性标志。由此，中国当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49-1956年的中心内容是接管政权、稳定经济、建立计划经济模式与完成所有制改造；1956-1966年的中心内容是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纠正“大跃进”的极左错误；1966-1976年的中心内容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76-1989年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为主要内容；1989-2001年的主要特点是由维护稳定转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高度。[33]
    朱佳木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对国史进行了分期，他指出：1949-1956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1956-1978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1978-1992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经济体制上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模式的时期；1992-2003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27]
    总体看来，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30年的分期争议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于“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如何进行划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两年是被放在1976年以后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进入新世纪，许多学者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将这两年单独划分为一个阶段。如章百家认为，从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准备阶段。[34]2008年5月，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依然是严重障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2008年12月，党中央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对这一阶段的判断延续了前述看法。这表明，中央对这两年的定性有所改变，也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史的分期，学者们也有几种意见。大多数学者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分界线，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重要的”，还可以考虑以“1989年为标志，也是我们今后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依据”。[35]
    张世飞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全面展开；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到现在，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第一阶段又可细化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主题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36]胡安全则对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历史又以2000年为分界线进行了划分，认为自2001年初以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37]
    郑必坚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2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1982-1992年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1992-2002年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2002年以后是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38]
    章百家以党的代表大会为划分阶段的主要依据，认为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1976-1978年、1978-1982年、1982-1991年底、1992年至20世纪末和进入新世纪五个阶段。[39]武国友也持此种看法。[40]
    以上分期方法大多以党的重要会议为标准，各有一定的道理。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国史的分期问题是国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具有奠基意义的工作，因此对此理论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只要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能够反映国史各个阶段的特征与内在规律的意见我们都应该进行充分讨论，以求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四)关于国史的研究方法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工具，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我们研究和编纂国史，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国史中的具体问题，包括分析、比较、综合等方法，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从各种角度、各种关系的比较中发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要站在现今的立场上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把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研究；要将历史事件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既要研究国史中成功经验，又要对失误和挫折进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以资鉴戒。朱佳木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程中原的《国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等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在国史中应如何开展历史经验的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基本方法，新世纪以来，国史研究中广泛运用了口述历史、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1.口述历史的方法
    口述史在国史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者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亲历者，着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而且生动、具体、细腻的口述史料也使得国史写作和研究充满活力。自改革开放后，口述史研究逐渐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口述史料大量在历史纪实著作中运用，一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版。
    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后，口述史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系统研究口述历史的论文，如朱佳木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程中原的《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姚力的《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秦汉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宋学勤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王胜的《乡村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李桂华的《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闫茂旭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赵夷平的《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等。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为我们研究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人口史、妇女史、婚姻史等。但目前口述史学仍存在没有完备的规范、资料如何保存、口述历史的可信程度等问题。
    2.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国史是历史学领域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门学科，其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国史也是史学领域中最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一方面，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国史的研究范围，从而更好地体现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另一方面，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拓展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国史的学术性与科学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史学科的发展，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被运用到国史研究中，拓展了国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研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成果日益丰富，逐渐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2007年，田居俭提出要“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从“小社会”入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围绕重点的社会问题回溯历史，逆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从中提炼和升华带有规律性的认识。[41]
    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组建了社会史研究室，2011年4月和10月，该室分别举办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研讨会，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构建、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等问题，为推进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进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进行探讨的论文有：朱佳木的《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田居俭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要重视理论指导》，李文的《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资鉴当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姚力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行龙的《“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张世飞的《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宋学勤的《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等。
    在具体研究中，许多学者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史中的一些问题，2000-2011年，仅《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的关于社会史的文章就有70余篇，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政策和社会问题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分析述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习俗变迁》、《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趋势》、《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考察》等，涉及日常生活、社会结构、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不断深化着国史研究的内容。2011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静如主编的5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这也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大型丛书，内容涉及1949-2008年中国的社会组织、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的治理、社会意识等，多层次、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心理史学是指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法、手段，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对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和研究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心态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研究国史的研究成果。心理史学方法主要应用于分析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新世纪以来，心理史学的方法在国史研究中呈现逐渐深入的趋势，这方面的文章有：王光银的《“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研究》，李立志的《土地革命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马英民的《“文化大革命”晚期民众主流意识探析》，雍海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心理原因分析》，刘东超的《当代中国文化变迁和社会心态演变》，侯松涛的《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宋倩的《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挫折的社会心理原因思考》，王炳林、马荣久的《从社会心理看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头七年的历史命运》，等等。
    把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应用到历史学领域，通过处理资料和制作数理模型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被称为计量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传入中国以来，其价值已逐渐被史学界所认可。进入新世纪，有的学者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数据库，研究了国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汪瑞卿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姚润田的《从〈人民日报〉载文情况看“多、快、好、省”的使用与演变》、刘建庄的《辛亥革命纪念报道研究——以建国以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等，为国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有的学者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为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战略、生态政策、环境问题、教育政策等。①有的学者通过统计分类、归纳，分析了国史研究队伍的状况，试图对当前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队伍的全貌进行初步了解。[42]
    总体看来，除了传统的史学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国史研究的史料进一步丰富，国史研究呈现出由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推进，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研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推进的趋势，推动了国史研究向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发展。
    三、对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新世纪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这门新兴历史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对国史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明晰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渐趋一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国史学理论的研究相对于具体的国史研究来说仍比较薄弱，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国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国史研究要日渐走向成熟，必须有研究所能依据的理论体系，国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日益引起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但由于起步较晚，现在仍处于对基本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目前，对国史学概论、国史史学史、国史史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但尚无一部专门论著问世，这也需要国史研究工作者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史学科体系。
    其次，应进一步推动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2001年，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召开了“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2009年，该杂志社举办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就国史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成立，专门从事国史研究中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并相继召开了“中国当代史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述评与前瞻”等研讨会，推进了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国史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很强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的研究方向，因此需要国史研究工作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述，并密切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从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指导国史研究的实践。
    第三，要不断开拓国史研究的视野，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外学术交流。中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国史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借鉴了国外史学中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不断创新。近年来，国史研究中借鉴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拓展了国史研究的深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一些重大的历史课题的研究得出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结论，促使国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加强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有助于我们学习、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使我们的成果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同时，还可以针对西方少数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中国的误解和攻击用国际学术界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阐明我们的见解和观点，增强中国的声音，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四，要提高国史学研究者的责任意识与学术素养。搞好国史研究，除了要具备一般的史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和广博的史识、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精神外，还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学习，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对各种思想的交锋保持清醒的头脑。国史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国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始终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研究，自觉抵制各种歪曲新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潮，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国史研究沿着更加科学、更加正确的轨迹前进。
    国史承载着包罗万象的历史内容，是一门综合学科，这也要求国史工作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治史方法，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与修养的过程，不能够一蹴而就。研究国史理论问题更是需要踏踏实实坐下来，不仅要对中国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有所了解，而且要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并注意将其运用于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提高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加强学术积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注释：
    ①具体参见：陈少铭：《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看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李冬松、张恒力：《生态政策的六十年发展——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1949-2009)报告为基础》，《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禹海霞、刘建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转变——基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视角》，《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解光穆、孟筱：《从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对教育的论述看教育的本质与属性》，《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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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