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冷战格局有重要影响，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实现？导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年至1964年间中法关系演变的脉络，考察中国领导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分析他们最终决定与法国建交的战略动机和考虑。
    关 键 词：中法建交 中法关系 冷战格局
    作者简介：翟强，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外交都有重要意义。就国际局势而言，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中国外交史角度看，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在处理同法国建交的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破了一个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个国家没有事先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为什么中法两国拖到1964年才建交？导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中苏关系破裂对中法关系改善产生什么影响？越南危机和中法建交谈判的时机之间有什么关联？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年至1964年中法关系演变的脉络①，考察中国领导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分析他们最终决定与法国建交的战略动机和考虑。
    一、1949年至1958年的中法关系
    早在1949年初，法国政府就考虑：一旦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法国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就像英国承认新中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地位一样，法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法国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阻止中国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抵消胡志明的政治影响和赢得更多的国际(特别是美国)支持，法国于1949年3月在法属印度支那实行改革，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成立所谓“独立国家”，向他们移交大部分内政权和部分外交权，允许他们在法兰西联邦内自主独立。在越南，法国挑选前安南皇帝保大为新政权的领导人。②
    随后，法国向很多国家发函，要求他们承认越南的保大政府，却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要求承认保大政权的函电，因为法国官员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不抱希望，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府开始酝酿是否承认新中国。12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讨论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委员会最后以22票对14票否决了法共的提案，而通过了一个“适时采取步骤，准备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③。法国政府采取观望的态度，看新中国是否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2月7日，法国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位问题投弃权票。法国对国民党政府冷淡和疏远的做法引起撤离到台湾的蒋介石的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在1950年2月25日致“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的电文中指出：“据各方可靠报道，法政府本拟于保大政府获得英美等重要国家承认后，即承认中共政权，嗣以中共与苏联相继承认胡志明政权，故不得不暂于搁置，而对我政府方面若干重要交涉，则多方予以拖延，种种迹象皆证明法政府定未放弃与中共妥协之企图。”④
    台湾对法国政府“不放弃与中共妥协企图”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西南地区的占领，法国官员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派兵越过中越边界支持越南共产党武装。1950年3月13日，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波奈(Henri Bonnet)奉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之命向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转告法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立场。波奈说：舒曼正在考虑和中共政权谈判建交的可能，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因为一旦中共决定派兵进入越南，如果法国同北京有外交关系的话，就可以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共谈判。艾奇逊问波奈：中法建交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承认保大政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法国是不是将面对中共既承认保大政权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波奈回答：他认为中共如果承认保大政府，就意味着中共将断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⑤
    法国希望以“承认”为筹码，在越南问题上同中共讨价还价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中共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毫不犹豫。中共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亚洲，中共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在1950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今天胜利了，要有不怕担当大任的精神，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气魄。今后我们要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鲜、印尼、越南等国家，如果这些民族都起来了，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国主义更加容易崩溃么？”⑥对于东南亚，中国不但迅速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协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在中共眼里，与越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友谊要比与资本主义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更重要。⑦
    对法国而言，由于中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坚定地站在胡志明一边，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法国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⑧
    1954年5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中法代表团就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和发展中法关系问题有过接触。5月18日，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纪业马上校(Colonel Jacques Guillermaz)宴请中国代表王炳南，表示法国希望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起调停作用。在谈及中法建交问题时，纪业马说：当中国新政府成立后，法国原计划承认中国，后因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而未能实现。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如果印度支那和平得以恢复，即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法国将再无理由不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及贸易关系。⑨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又起，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 France)和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两届内阁都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声称“希望两国关系在将来能有所增进”，“不承认中国及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现实的”。法国驻瑞士、英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先后主动同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接触，表示愿意改进两国关系。在对中国的事务性的联系方面，两届内阁也较前稍有改进，比如先后批准中国技术参观团、里昂展览团以及艺术团访问法国，但是这两届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富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安东·比内(Antoine Pinay)曾说，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和“考虑美国的态度”。中国政府注意到法国这两届内阁在改善中法关系方面的举动，同时也看到法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法国统治集团，在法国人民广泛要求与我建立正常关系和发展贸易的压力下，不得不和我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一些联系；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仍不敢同我正式建交，而是企图追随英国，逐步推行‘两个中国’的计谋。”⑩
    1956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尔·摩勒(Guy Mollet)担任总理。摩勒内阁在促进中法关系方面比前几届内阁更积极。1956年3月，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Christian Pineau)在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时，将法国准备向中国派遣文化贸易代表团一事通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4月12日，比诺说：法国渴望发展同中国的贸易。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法国政府正在研究改变对中国禁运的可能性。比诺访问美国时，曾提出将对中国的禁运放宽到对苏联禁运的水平。(11)此外，法方就两国互派非正式代表和建交问题，分别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士使馆进行探询。1957年2月，摩勒表示他赞成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两个月以后，法国前总理富尔首次访华，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明确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他在回到法国后著书，主张法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并与中国建交。(12)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抵制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做法。
    二、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
    1958年5月，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重新执政。他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主张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愿在外交政策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他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法国官员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13)
    毛泽东十分关注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动向。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参加会议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驻外大使谈话。在谈话中，他问几位大使有没有读过戴高乐的回忆录，大家摇头表示没有。毛泽东接着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我们看看当前的国际现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14)
    在戴高乐上台之初，中国政府的分析和官方媒体的反应都比较消极。《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批评戴高乐执政使法国的“议会政治从此让位于军事独裁”，认为戴高乐将把法国“引向法西斯化”，戴高乐政权绝不可能解决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它的寿命不会太长久(15)。中国领导人认为，戴高乐领导法国有弊有利。从消极的方面说，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将更多地限制法国共产党；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会同美国顶着干。1958年7月，外交部长陈毅对访华的法国记者代表团说：“我们没有与戴高乐将军直接接触过，因此，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对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戴高乐将军有闹独立性的一面，他并不是那样甘心情愿屈从于英美。”对于戴高乐有意承认中国的说法，陈毅重申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戴高乐上台后，非正式地放出空气，要承认中国，但还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也不准备对此发表意见，但我要说一句：如果要承认中国，就要赶走蒋介石的大使馆，否则，即使他承认中国，我们也不干。”(16)
    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提及戴高乐执政的好处和坏处，强调戴高乐的反面教员作用。毛泽东说：“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17)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对戴高乐上台喜忧参半。从积极的方面看，戴高乐和英美的矛盾标志着西方阵营的四分五裂，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证明国际形势正处于“东风压到西风”的局面。从消极的方面看，戴高乐掌权对法共和法国人民不利。
    5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考虑同什么样的法国政治团体与个人发展关系时，往往先征询法共的意见，避免中国的举动损害法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1958年的选举中，戴高乐处心积虑地打击法共，收效显著，法共获得不到20％的选票，只有10名法共成员被选进法国国民议会。这是法共在历次选举中最失利的一次，而在1956年的选举中，有150名法共成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8)
    中国外交部对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贡特(A.Conte)要求访华一事所作的反应充分地说明了中方要保护法共的意愿。贡特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1958年，在他的倡议下，国民议会重新成立“扩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组”，由他任主席。同年6月16日，贡特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会见冯铉大使，要求8月访华，希望同中国政府讨论中法关系问题，返法后将向戴高乐汇报讨论情况，以便戴高乐“作出重大政治决定”。他告诉冯铉，他在来瑞士之前曾见到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并且他将在下个月参加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提出动议，建议所有欧洲国家承认中国。贡特还表示，他将在报纸上发表呼吁承认中国的文章。至于他为什么急于要在8月访华，贡特解释说，9月法国要举行修改宪法公民投票，所有政治人物都将为此活动和奔忙，所以8月以后他就没有时间去中国了。(19)
    冯铉向贡特阐明中国政府对承认问题的立场，并问法国将如何承认中国。贡特答称，一切问题由戴高乐本人决定。虽然贡特表示“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但又说：法国没有正式理由同台湾断交，而希望在法国承认中国后，台湾能主动同法国断交。冯铉在给外交部的汇报中谈了他的看法：估计贡特要求访华的目的是“在中国问题上取得政治资本和以此问题作为社会党和戴高乐关系中的桥梁，同时通过此次访问，了解我国态度，为戴准备在9月底法公民表决前打出一张外交政策的牌。”冯铉建议：为了不让贡特获得政治资本，“可暂拖延一时，推迟其行期，待确知戴本人意见后再考虑具体答复。”(20)
    外交部在给驻瑞士大使馆的回电中，同意冯铉对贡特要求访华动机的分析，并就如何答复贡特作了指示：“修改宪法公民表决是目前法政治中心，戴高乐派为了击败法共，争取表决胜利，正试图利用中法关系作为骗取选票的手段之一。估计戴目前不可能满足我方条件，而且为了免于被动，可能在公民表决前不作明确表示，但将要求和我国进行某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接触，进行承认中国的笼统宣传。”外交部指示：“我们对戴高乐政府以及法资产阶级人士此类试探的处理，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我反对美英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必须明确，不容模糊；(2)不能让戴高乐政府利用中国问题欺骗人民，打击法共；(3)在有利条件下利用法美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打击美国。”(21)
    实际上，在50年代后期，对于戴高乐政府而言，打承认中国的牌，不仅为了在国内政治中削弱法共的影响力，而且为了减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受到的压力。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在5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1958年，阿尔及利亚解放军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国土的2/3，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掌握了十几万军队。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于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法国宣称任何国家承认该临时政府都将被法国视为“不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没有顾及这一点，继一些阿拉伯国家之后，于9月22日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2)
    1959年7月，法国政府向中国试探：如果法国放弃台湾，中国是否可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些让步，以改善中法关系。7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德洛纳(Dronne)找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陈定民谈话，强调戴高乐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依赖和追随美国，因此承认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但把承认中国没有进展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德洛纳用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相类比。中国外交部在获悉德洛纳的谈话后，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写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德洛纳谈话的背景。外交部的报告指出：“德洛纳此次约我记者谈话一定程度上是法政府的授意。我们估计其主要目的有二：(1)企图在联合国大会前夕，利用‘承认中国’的姿态来要挟美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2)妄图以‘承认’我国诱使我放缓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离间我和阿人民的关系。”对于如何回应德洛纳，外交部提出四点建议：“(1)德洛纳如再找我记者，仍可保持接触，以便继续了解法对我政策的动向，但我目前不去主动找他，以免造成我对法‘承认’有兴趣的迹象。(2)在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仍应保持鲜明的正义立场，不给他以任何离间的余地。(3)说明台湾问题和东西德、南北朝鲜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坚决反对其‘两个中国’的谬论。(4)指出和台湾保持关系便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法关系的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陈毅在看了外交部的报告后，对其中的分析和建议表示同意。(23)
    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时，法国投了弃权票，采取了与美英两国不同的立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与美英也不相同，并未公开攻击中国。(24)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谈话时，再次对戴高乐作出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既赞扬他抵制美国的做法，又批评他不放弃阿尔及利亚战争。毛泽东说：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25)
    1960年9月至10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菲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和鼓励。9月30日，阿巴斯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曾担心地问：“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26)
    10月3日，周恩来在和阿巴斯会谈时，解释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关系。周恩来说：你们在决不放下武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不排除通过平等谈判来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从，我们认为，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戴高乐所以要同你们谈判，正是因为你们始终坚持着武装斗争。所以，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27)
    6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1961年5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在会议上，中国采取分化英、法、加拿大同美国关系的方针，孤立美国，克服主要来自美国的阻力，使会议达成有关老挝中立的协议。陈毅外长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商谈了两国关系问题。德姆维尔表示：目前建交还有困难，希望先加强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此后，法国开始逐渐疏远与台湾的关系，冷淡台湾派往巴黎的官员。戴高乐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为建交创造条件。(28)
    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扫除。从1962年6月起，《人民日报》不再发表攻击戴高乐的文章。该报在当年6月5日报道法国选出新国民议会时，以中性的用语指出，“戴高乐派及其支持者占绝大多数席位。”而在四年前，中国报刊在评论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批评的语调十分明显，批评戴高乐策划的所谓“议会选举”是“摧残民主”。四年之中，中国官方媒体对法国两次国民议会选举的不同评价，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9)
    由于法共在中苏分歧中支持苏联，中国在制定对法政策时已不再顾及法共的利益，不再担心发展中法关系会对法共造成不利影响。中共后来甚至考虑用改善同戴高乐政府的关系来孤立法共。(30)1962年2月21日，廖承志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分析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英共和法共不像共产党，简直是社会党。某些资产阶级左派做的事反而像共产党，他们有阶级分析。美共、西欧、北欧共产党，好的已没有几个。美、英、法、意、比利时等国的共产党都不行，领导人是工人贵族为基础的修正主义者。”(31)
    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32)
    6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论战的加剧使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分裂；另一方面，戴高乐和美国的裂痕日益扩大，矛盾日趋激化。两大阵营的分化，再加上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对二战以后形成的两极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处于困难的境地：美国继续敌视中国；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由于边界纠纷而急剧恶化。
    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重新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并阐述“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在1946年8月，他当时在评论战后世界形势时，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3)
    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1月3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客人谈话时，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论断。他指出，美国同西德的阿登纳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是竞争对手，国际资本互相对立，这是客观规律。马列主义要善于利用这个分裂，这是一个间接同盟军。(34)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35)
    在毛泽东争取“间接同盟军”和与中间地带国家合作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抓住机会，促进中法关系发展，并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从而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促成一个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国际统一战线。
    三、戴高乐的战略考虑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他的外交政策有几个重要目标。第一，重新确定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他并不是要彻底脱离北约，而是不愿意让法国在北约中受美国的支配。第二，和东方阵营的每一个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特别是通过对话，与苏联改善关系，实现缓和。第三，条件成熟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四，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从而使任何敌人在策划攻击法国时，都不得不考虑打击法国的后果。他强调，这些外交政策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旨在加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36)
    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全力推进他的外交构想。为了建立法国独立的防务政策，他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领导体系中分离出来。为了打破美苏在世界上谋求建立核垄断的企图，他不遗余力地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他毫不犹豫地否决英国要求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因为他觉得英国在外交方面对美国过于言听计从，亦步亦趋。(37)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38)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他对美苏都在打“中国牌”：一方面，他要向美国人表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法国是独立的，法国不会在中国问题上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他要让苏联人知道，在外交方面，法国是独立于美国的，法国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苏联应该重视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39)
    如果抵制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谋划决定了戴高乐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基本方向的话，急于在迅速恶化的越南乱局中促成政治解决的考虑，增加了戴高乐同中国建交的紧迫感，影响了他启动和中国谈判的时机选择。
    1963年下半年，南越局势急剧恶化，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抗议示威日益扩大，美国加大对越南危机的干涉。戴高乐对南越局势的恶化忧心忡忡。8月29日，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解决越南冲突的主张。他指出，法国寻求越南冲突的中立化解决方案，主张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使越南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和平解决。戴高乐的讲话公布以后，引起广泛注意。尽管戴高乐在讲话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美国，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外来干涉”指的是谁。(40)戴高乐希望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来提升法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南亚问题上的发言权。
    戴高乐坚信，法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解决印度支那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法国同这个地区的交往历史很久，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和当地人打交道的经验丰富；而美国人作为插手该地区事务的后来者，过于自信，盲人瞎马地乱闯，只会将矛盾激化，把局势弄得更乱，更危险。他担心，美国不断加深在越南争端中的介入，不仅会使美国深陷越南冲突的泥潭，无法顾及西欧防务，而且会使越南矛盾演变成一场和中国直接较量的地区性战争，而法国作为北约的成员，势必将被美国拖入这场战争。(41)戴高乐对美国在越南取胜的前景极为悲观。他认为，尽管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和装备优势，但它在越南不会成功，因为发生在越南的冲突，从本质上说，是一场越南民族内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北越并不是外来势力，美国却是外来势力。在非殖民化的时代，越南的民族主义最终将战胜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他对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即使美国在越南投入一百万军队，美国也打不赢战争。(42)戴高乐主张，越南问题应该由冲突中的各派通过谈判和协商达成政治解决，而中立化就是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强调，中立化并不意味着将越南拱手交给共产党，中立化可以在给东南亚带来和平的同时，不损害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不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他认为，老挝中立化的模式可以适用于越南。(43)
    对越南问题的关注使戴高乐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因为他深信，亚洲所有的事务都与中国有关。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要想在东南亚国家中达成中立协议，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利益。(44)
    戴高乐决定派一名特使秘密去中国谈判建交事宜。为了不让美国人察觉，戴高乐要绕开容易被人注意的外交部渠道。他想到他十分信赖的老朋友富尔。富尔出身律师，深谙国际法，外交经验丰富，能言善辩，见多识广，和戴高乐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渊源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法国沦陷于德国的侵略铁蹄下，富尔参加由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担任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战后，富尔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952, 1955—1956)，曾于1957年访华。1958年戴高乐上台前夕，富尔率先表示支持他上台，在法国政界声望很高。(45)
    四、1963年富尔访华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称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清泉当即答复同意。20日上午，富尔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明造访的目的是要求再度访华，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目前世界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意见。他表示，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看法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交情，可以帮助双方建立联系，沟通看法。访华时间希望安排在10月。李清泉向国内报告同富尔谈话的内容。(46)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富尔传递的信息，在周恩来主持下，中方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如能抓住这个时机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新局面，打破美苏对世界事务的垄断，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复电，同意富尔于10月下旬访华，拟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47)
    8月31日，李清泉到富尔在瑞士的住处，向他转达张奚若的邀请。富尔对邀请他访华表示感谢。富尔同李清泉见面后，立即返回巴黎。9月12日，他又专程去瑞士见李清泉，说他从瑞士返回巴黎后，见到戴高乐，戴高乐要他再次来把问题说明白，他将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携带戴高乐给他的一封授权他同中方会谈的亲笔信，到北京后面交中国领导人。因此，他的访华实际上具有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谈话中，富尔问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李清泉回答．英国承认中国，但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与其保持“领事关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所以和英国只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富尔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搞“两个中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就不应该支持蒋介石。但是，富尔又不无用意地补充道，英国在台湾设有领事馆，可能是实际需要，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研究。富尔的话表明，戴高乐既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又不愿完全割断与蒋介石的关系。(48)
    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富尔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富尔转达戴高乐对中法关系的看法。他说，戴高乐觉得像中法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举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将不管其他国家的态度，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周恩来对富尔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并赞扬戴高乐坚持走独立的外交路线。周恩来指出，在戴高乐执政的这几年中，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这是件好事。周恩来还表示，法国没有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也反对这个条约；双方事先并没有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致的，因为中法两国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主张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周恩来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共同之处，指出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富尔同意周恩来的分析。(49)
    在建交的具体步骤上，富尔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那会导致“两个中国”；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集团和法国互设有使领馆，为了结束这一关系，需要采取一些手续，这不是个大问题。富尔表示法国的问题属于后者。(50)
    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助于利用美法矛盾破坏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有助于抵制美苏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的倾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同欧洲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削弱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的同时，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灵活措施。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接受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台湾与法国断交的方案。(51)
    在周恩来出访欧、亚、非十四国期间，邓小平任代总理，负责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对中法建交事宜的处理。1964年1月24日，他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介绍中法建交的情况。他指出：中法建交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断一个链条，其影响会越来越深远。同日，他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法建交的宣传要点》的通知。(52)次日，邓小平又审核《人民日报》社论稿《祝贺中法建交》，并报送毛泽东核阅(53)。
    1月26日，外交部将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法建交的宣传要点》转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和各驻外机构。《宣传要点》既分析了中法建交的积极意义，又指明了它的局限性，要求驻外人员在宣传此事件时，不要对法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要“过于渲染”，不要给人“造成我有求于法国和过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印象”。在论述中法建交的正面意义时，《宣传要点》指出：“这一事件不仅直接打击了美帝，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且也打击了苏修的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阴谋。中法建交后，有些非洲法兰西共同体国家、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以及在对华政策上尚在观望的国家，可能继起效仿，从而导致我对外关系进一步开展的局面，对今后国际局势发展的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法建交的局限性，《宣传要点》明确说明：“戴高乐政府虽然反对美帝，但法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对我国的态度以及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也存有两面性。同时，法国影响的非洲、欧洲某些国家，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作法。”《宣传要点》特别指示驻外人员在谈论中法建交时，强调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没有降低建交条件和门槛。(54)
    富尔访华之后，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Jacques de geaumarchais)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在伯尔尼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双方最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55)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8日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做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56)
    中法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外交部加紧筹备先遣队到巴黎建立使馆。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被任命为临时代办，先遣队成员还有张锡昌。由于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台湾当局对法国只抗议不“断交”，法国和台湾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就成为外交部非常关心的问题。赴法建馆先遣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同法国政府交涉，尽快“驱蒋”，逼走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为实现中法如期交换大使创造条件。(57)
    以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弗朗索瓦·贝纳尔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的来访，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再次向法方强调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政策、希望法国尽快与国民党政府了断的机会。1月29日，邓小平会见该代表团。他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改变不了的。”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同法国议员团的谈话内容，并提议毛泽东接见他们。(58)
    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于次日会见法国议员团。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59)
    2月4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法国建馆先遣人员来中国和中国建馆人员赴法问题的请示报告后，作出批示：“目前我们派代办去，没有危险，反而迫使法方对台湾态度明朗化。代办去后，如法方再玩两个中国把戏，充其量搞成英国那样的局面，于我无损。看来，这对法方来说是不利的。”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希望迅速派代办去巴黎，以迫使法国政府赶快在台湾问题上明确立场。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作了退一步的准备：如果法国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中国就将像对待英国那样，把中法外交关系定格在代办级水平。2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赴法临时代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后，作出批示：“原则上，在蒋帮在法保留领事馆的情况下，我不宜派出大使，对这点不能含糊。至于蒋帮不在法国保留领事馆，而法国却在台湾保留领事馆，这种可能性较小。如未出现这种情况，我可暂时置之不理，等情况发展再说。”(60)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带宋之光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先谈了挑选合适的驻法大使的重要性，强调“要选派政治坚强并有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此职”。他接着指示宋之光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驱蒋”，如果“驱蒋”拖延不决，中国将撤回代办。为此，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宋之光在思想上做了留与撤的两手准备。实际上，在法国方面，戴高乐也很着急，担心如果台湾不作出断交决定，导致中方变卦，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国政府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台湾主动撤除其“外交机构”。(61)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GeorgesPompidou)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指令中说：“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这样认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并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62)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主动，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2月15日，中法两国临时代办分别抵达巴黎和北京。(63)
    中国领导人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进展表示满意。2月17日，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缅甸大使，请他转告戴高乐：“我很高兴中法正式建交，应对此表示祝贺。现蒋帮已同法绝交，这很好，正合我们原来的设想。”(64)3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克劳德·沙耶时指出：中法双方要痛痛快快地发展关系，要如期互派大使和发展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做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我们的相互了解才开始，要逐渐加深。随着了解的加深，双方文化、经济、贸易机构可以进行更多的接触。(65)4月10日，中国政府将任命黄镇为首任驻法大使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并对法国政府任命吕西安·佩耶(Lucien Paye)为首任驻华大使表示欢迎。至此，中法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66)
    中国领导人在中法建交谈判中，对台湾问题做了灵活处理，即在不要求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法国建交。中国领导人之所以破例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法国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法建交可以帮助中国改善同第二中间地带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把中法建交的模式看成是一个日后可以普遍适用的样板，而是把中法建交的经验当成为一个特别案例来处理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在1964年3月17日发布的一个文件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文件分析了中法建交对其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并指出警惕美国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法建交后，对于我们在第二个中间地带开展工作，进一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造成了很有利的条件。目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突破美国的控制，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愈来愈高。我们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对西方未建交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方针，分别不同对象，进行争取分化，扩大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战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美国仍在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有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两个中国’的做法，既能适应美国的需要，又可对付要求同我建交的舆论压力。因此，在采取积极方针的同时，我们在具体作法上还应更加明确，以便彻底地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法建交后，有些国家会试探我对建交的态度。我们认为，在建交问题上，对西方国家原则上仍应一律不采取主动。如这些国家向我试探，对同蒋帮有外交关系的，应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必须对方先同蒋帮绝交，然后才能同我建立外交关系，一般不再轻易采取中法建交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对方同美矛盾较深，同我建交影响较大，对我态度较好者，也不排除参照中法建交的方式加以运用。总之，既要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发展我对外关系，又要在原则上毫不含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67)
    五、结论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高举意识形态旗帜，支持反帝革命。从1949年到1963年，中法关系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更重视推动反帝反殖运动，更强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而对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太在乎。毛泽东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1949年至1963年间中法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导致中法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当中国的国际地位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外交方面及时作出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政策调整，审时度势，绝地反击。1963年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一个例子。到1962年末，中国外交已陷入严重困境。面对来自所谓“帝、修、反”的多重压力，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试图为中国的外交窘境找到改善的途径。中法建交是中国政府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原则的指导下，在外交领域里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务实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次有效实践，是对美苏操控国际局势的挑战。为了推动利用美法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做了灵活处理，不让该问题成为中法建交的拦路虎。
    反对美苏独揽世界事务的共同需要使中法两国走到一块。在中法建交以后的一年中，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向国际友人强调中法在反美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诉求。196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68)9月，毛泽东对前来参加中国国庆庆典的西哈努克亲王说：在对美政策问题上，“我们同法国总统有共同点”。“英国政府、西德政府就不如法国政府，还有日本政府都比不上戴高乐政府，也比不上亲王。但是，我看这些国家总有一天要走你的道路和戴高乐的道路。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69)很显然，中法领导人都愿意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处理双边关系。
    中法建交对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铺垫。1971年至1972年的中美关系破冰谈判是毛泽东在外交困境中以现实主义态度寻求战略突破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就美国而言，中法建交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辩论。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他作了题为《旧神话、新现实》的演讲，批评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说：美国官员必须抛弃那些扭曲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旧神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东亚新现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现实。他建议，美国应该在对华关系中加入灵活的成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竞争共存”的关系，为“将来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打开大门”。富布赖特的讲话在公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他收到约1200封信，其中2/3支持他的观点。《纽约时报》指出，富布赖特的讲话代表了对华政策大讨论的开始。(70)
    戴高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尼克松对戴高乐怀有高度的崇敬。他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介，称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3年6月，尼克松访问法国时，同戴高乐讨论国际局势，戴高乐强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西方。(71)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就是欧洲。在法国，他和戴高乐再度聚首，纵论世界形势。戴高乐向他建议，从越南撤军，同苏联缓和，同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对戴高乐所说的国际社会不应该孤立中国的观点，并无异议，只是觉得他眼下还不能马上就向中国示好。他表示，十年之内，当中国在核力量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以后，美国将别无选择，不得不和它交往。戴高乐不以为然地说：你何必要等到将来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再同中国交往，你最好现在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告诉戴高乐，有很多国务院官员不但主张美苏缓和，还提出美国、苏联和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建议。尼克松认为，这个建议在短期内是个好主意，但从长远考虑，承认中国和苏联是“大国”并和他们建立“同等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72)很显然，戴高乐的劝告加强了尼克松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决心。
    如果把中法建交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段看，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从客观效果的评介考虑(毛泽东主观上始料未及的)，中法建交可以说是中国最终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一环。从中法建交，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最终从一个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为该体系的合作者。
    注释：
    ①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是讨论中法政治和外交关系，对中法经贸和文化交流没有涉猎。
    ②William J. Duiker,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1995, pp. 67-68.
    ③《中法关系简况》(1955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148－35。
    ④《叶公超致黄少谷》(1950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106－076－009。
    ⑤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Bonnet, March 13, 1950, Acheson Papers, Box 65, Truman Library.
    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⑦关于1950年代初中国援越抗法的详细论述，参见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pter 1；《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⑧《中法关系简况》(1955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148－35；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59—260页。纪业马是个中国通，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多年。外交部文件称他为吉勒马兹。
    ⑩《中法关系简况》(1955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148－35。
    (11)《1956年以来的中法关系情况》(1957年5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406－04。
    (1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2页；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02—203页。
    (13)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仅：《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14)孔祥琇：《耿飚传》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15)《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日；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法国研究》1991年第2期。
    (1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62—363页；张锡昌、王义浩、王泰平、黄志良：《峰峦迭起：共和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45页。
    (18)Alessandro Brogi, Confronting America: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s in France and Ital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 232.
    (19)《冯铉致外交部》(1958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436－07。
    (20)《冯铉致外交部》(1958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436－07。
    (21)《外交部致驻瑞士大使馆》(1958年7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436－07。
    (2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113页。
    (23)《外交部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9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O－00544－0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114、363页。
    (24)王文博：《从中法建交谈判看周恩来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谈判艺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Xiaohong Liu,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1.
    (2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2页。
    (26)陈晋：《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世界性话题》，《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阿巴斯在访华结束后接受突尼斯《非洲行动》周刊的采访时说：毛泽东建议他要争取真正的和实质的独立，不要接受任何妥协。参见Edgar O' Balance, The Algerian Insurrection, 1954—62(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 p. 160.
    (2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2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64页。此书误将国民党政府驻法“公使衔参事”段茂澜写成“大使”段茂。
    (29)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法国研究》1991年第2期。
    (30)《法国独立社会党德普勒等人访华事(未成行)》(1959年5月12日—1960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986－01。
    (31)《廖承志同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1962年2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7。
    (3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6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3—1194页。
    (3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5—489页；迟爱萍：《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指导》，《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3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36)Charles de Gaulle,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p. 202.
    (37)John Newhouse, De Gaulle and the Anglo-Saxons. NewYork: Viking Press, 1970; 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1974, pp. 283—331; Edward A. Kolodziej, French International Policy under De Gaulle and Pompidou: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35—291; A. W.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Alli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29—242; Michael M. Harrison, The Reluctant Ally: 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49—114; Jeffrey Glen Giauque, 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 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55—19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185—189.
    (38)Qiang Zhai, "Seeking a Multipolar World: China and de Gaulle's France,"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and Garret Martin, 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10, pp. 181—202.
    (39)Philip G. Cerny,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deological Aspects of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0)Charles G. Cogan, Charles de Gaulle: 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s.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6, PP.149—150;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1—3; Maurice Vaisse, "De Gaulle and the Vietnam War," Lloyd Gardner and Ted Gittinger, eds., Vietnam: The Search for Peace, 1964—1968.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2.
    (41)Yuko Torikata, "The U. S. Escalation in Vietnam and de Gaulle's Secret Search for Peace, 1964—1966,"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 and Garret Martin,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10, PP. 155—179.
    (42)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 556; Robert Dallek,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3—244.
    (43)Fredrik Logevall, "De Gaulle, Neutralization, 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 1963—1964,"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92), PP. 69—102; Eugenie M. Blang, Allies at Odds: America, Europe, and Vietnam, 1961—1968.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11, chapter 6.
    (44)Garret Martin, "Playing the China Card? 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63—1964,"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Winter 2008, P, 54.
    (45)《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第202—203页。
    (46)《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第203页；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纪事》，《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47)高长武：《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关节点》，《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21页。
    (48)《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第204—205页。
    (49)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88—189页；《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06页。
    (50)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65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89页。
    (51)《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05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89页。
    (5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93页；参见《杨尚昆日记》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47页。
    (53)《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94页。
    (54)《外交部转发中央关于中法建交宣传要点的通知》(1964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98－03。
    (5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61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90页。
    (56)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07—108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90页。
    (57)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41—42页。
    (58)《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94页。
    (5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2—523页。
    (6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95、1796页。
    (61)参见宋之光：《五星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中法建交回顾》，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72页。
    (62)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45页。
    (6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71页。
    (6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0—621页。
    (6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804页。
    (6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371页。
    (67)《外交部对西方未建交国家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4年3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90－01。
    (68)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69)《毛主席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1548－05。
    (70)Randall Bennett Woods, Fulbright: A B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36—337;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100; Guangqiu Xu, Congress and the U. S. -China Relationship, 1949—1979. Akron: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7, pp. 181—183.
    (71)Stephen E. Ambrose, Nixon: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 1962—197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p. 22—24;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 369.
    (72)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p. 168—169. Ambrose, Nixon,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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