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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荣誉对于一位贵族最为重要，而荣誉主要来自两个领域：军队和法律。西塞罗虽然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但他的声望无法企及同时代战功赫赫的恺撒，他自己也承认：拓展帝国总能比治理帝国收获更多荣誉。个别贵族对荣誉的追逐，而非事先精心谋划的“大战略”，才让罗马人建立了一个西起不列颠、东至波斯湾、囊括整个地中海的大帝国，并将之统治了近500年。 一旦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各行省地方社会就受到罗马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即传统的庇护制的笼罩。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之间的关系是长久、互惠、自愿和不对等的。皇帝高居金字塔顶端，是整个帝国最大的庇护人，他垄断了政治决策、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控制着军队，由此通过层层庇护关系作用于社会底层。不过，皇帝总体上是被动的，他无意制定诸种政策，主要是对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要求作出反应。必要时，他会亲自出巡行省，以武力保障和平；更多时候则通过批复来自行省的申述维持帝国秩序。以今日眼光看，不少申述微不足道，但皇帝却不厌其烦，一一细加批复，十分在意维护自己勤政亲民的形象。这些批复被编入罗马法典，它们的存在既表明各行省日益接受了罗马法的约束，又显示出皇帝将倾听和审理诸种琐碎的纠纷视为自己的首要天职。 各行省总督为皇帝服务，负责维持行省治安。4世纪以前，他们集行政权和军权于一身，驻军越多的行省，对总督的政治资历要求越高。而出任总督职位，亦可把行省作为筹集选举花费、培植门客党羽的资源。为了追逐荣誉，满足家族期待或个人野心，总督生活在一个不断流动的晋升体系中，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而接受专门训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官员。在行省中，总督唯一不便插手的领域是财政，源源不断的税收构成罗马帝国运转的基础，但这由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员打理。除了负责征税，财政官员还常常充当皇帝眼线，监督总督的一举一动。总督和财政官员的互相掣肘与罗马帝国的小政府有关。在公元2世纪，帝国行省中这类高级官员的总数只有大约150人左右，平均每个官员要管辖35万到40万人。如此少的官员治理如此大的帝国，官员之间的彼此牵制就很有必要。 罗马高级官员的数量虽然屈指可数，但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军人的数量却有30万人之多，军人和平民的比例高达1：150。显然，军队是保障罗马帝国正常运转最强大的机器。自从奥古斯都及其继位者把不扩充帝国疆土作为一条原则确立起来以后，军事荣誉本身已难以成为一个目的，它更多是为行省的罗马化创造条件。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士兵需要能够读写拉丁文，从而可以被分派各种行政任务，他们当中还不乏能工巧匠，所铺设的道路就深刻改变了行省的地貌，影响至今可见。辅助军士兵由非罗马公民构成，并越来越多地从行省招募。无论正规军还是辅助军，都有固定薪水，这在希腊罗马世界实属罕见，军人的收入远高于普通百姓，军人的消费能力对行省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可观。辅助军士兵退役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儿子可以加入正规军，因此，通过将行省居民招募进辅助军，罗马不仅把这些不识字的蛮族转化为有修养的公民，从而化解可能存在的地方动乱因素，更成功将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 官僚体系的缺乏又给地方自治开辟了很大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和控制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一开始会以藩属王国的形式出现，那里的地方统治者对罗马友好，像总督那样受皇帝直接庇护，并拥有罗马公民权。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罗马接受教育，借机拓展人脉，而后者在皇帝眼中则是确保其父政治忠诚的人质。随着时机成熟，藩属王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便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地方贵族取代藩属王承担起日常的行政管理。 罗马人在被征服地区着力推行城市化。各类城市尽管政治地位互有高下，但都照搬了罗马政治体制，并克隆了由少数富人控制大部分权力的罗马政治理念。在庇护制的作用下，那些社会关系广泛、号召力强大的地方贵族是总督的首选目标，总督帮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让他们接受罗马式教育，逐步融入罗马文化和社会；作为回报，他们帮助罗马官员维护治安和征税，并互相攀比，竞相出资兴修神庙、广场、竞技场、剧院、澡堂、引水渠等罗马式公共建筑。事实上，帝制区别于共和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行省城市中的各种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与共和时期罗马城靠从被征服者那里劫掠战利品来装点形成鲜明对比。地方贵族如果才能出众，会成为直接被皇帝庇护的人，甚至可能成为皇帝。公元98年，西班牙人图拉真成了第一位来自行省的罗马皇帝，而公元247年罗马举行建城千年庆典时的皇帝曾是一位阿拉伯酋长。各地上流社会的成员通过庇护制被不断整合进罗马的政治传统，帝国的政治精英由此不断得到补充与更新。罗马人在鼎盛时期能维持大帝国与小政府的奥秘，正在于对地方贵族的教化。 从罗马法的角度看，罗马世界的“城市”（civitas）不是一个能与周边的乡村分割开的概念，这对人们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市中心的公共设施虽由地方贵族出资建造，却是为商人、工匠、专业人员、退役士兵、低级官员等全体城市人口的享用而建。他们在这些作为罗马统治化身的公共建筑当中穿梭游走，久而久之便产生共同的记忆与想象，萌发了共同的认同意识。当罗马帝国的臣民提及“祖国”（patria）时，这个词总是指他们出生的那座城市；哪怕最终客死异乡，他们仍会在墓志铭上透露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这种纽带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对有关公民权法律的反映。奥古斯都就明示，一个人在其家乡城市的公民身份终身有效，应尽的服务也要持续终身；换言之，即使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依然不能因此免除一个人对其出生地的义务。罗马法对行省居民潜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这套维持大帝国与小政府的方法，进入3世纪以后开始瓦解。此时，中央政权分崩离析，皇帝之更换一如走马灯，这令占据帝位者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逐步放弃了早期帝国时的那种亲民姿态，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难以接近，妄想以此摆脱遭废黜的命运、或打消他人篡位的念头；另一方面又日益依赖军人的忠诚，皇帝塞维鲁在211年给两个儿子的临终遗言是“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从此，皇帝愈发不像“首席公民”，而更像职业军人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在晚期罗马帝国得到进一步提高。争先恐后地出资为所在城市作贡献一度令地方贵族倍感自豪，但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如今他们已不堪重负，皇帝对他们的困境视而不见，反而通过子承父业的立法堵死了他们的退路。在2世纪那些贤明皇帝的统治下，贵族视皇帝为自己中的一员；但在晚期帝国，贵族反对皇帝成为一个重要特征。最终，替代大帝国与小政府的，是一个裂痕累累的晚期罗马帝国和官僚体系不断增生的大政府。 （宋立宏，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宗教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