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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研究史学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赵文洪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古今中外,一切伟大历史学家,都有着对当下和未来人类命运、利益的关切,都试图为人类提供一些思想启迪。他们所求的历史之真,既有微观层次之真,更有宏观层次之真;既有历史表象之真,更有历史规律之真。
    当前,我国史学领域生机勃勃,一派兴旺繁荣景象,主流非常健康,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需要警醒的问题,比如,史学研究同现实的过度疏远倾向、过度碎片化倾向、过度专业化倾向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史学研究为什么人服务这一问题。同现实过度疏远,说明史学研究者不关注现实中需要史学的人,不为他们服务,而只以自己的利益和兴趣作为史学研究的目的。过度碎片化和过度专业化,说明史学研究者不重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不重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理论关联,根子就是不重视史学的理论创造和思想创造功能。历史虚无主义者心中没有人民和子孙后代,更是一目了然。史学应该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建设美好未来的社会功能,而且这应该是其主要功能。史学必须展示历史的全貌,借用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同其他学科知识交融,以产生思想,为社会服务。显然,我们有必要倡导史学为人民服务。
    我国史学要为人民服务
    人文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是,现在和未来的人需要从这些学科知识中获得经验,汲取教训,得到启迪,增加幸福。所以,人文学科是为人服务的学科。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天生就是为人服务的,这就是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人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身份群体、文化群体,史学工作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史学必然面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古今中外的史学,有为帝王将相服务的,有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有为劳动群众服务的,也有只为史学家本人服务的。为什么人服务,直接决定了史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比如,为史学家个人服务的史学,可能除了满足史学家自己的兴趣、增加史学家自己的利益之外,很少有社会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社会价值;曾经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服务的史学,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杀人的刀剑;为民族分裂势力服务的史学,将成为分裂活动的帮凶;为腐败分子服务的史学,将成为腐败的帮凶;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史学,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动力。所以,为什么人服务,是当今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外历史学界发生过的一些激烈争论,鲜明、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在日本侵华问题上中国历史学家与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就是为受害国人民服务的史学同为侵略者服务的史学之间的冲突。又如,围绕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社会影响的争论,就是为殖民地人民服务的史学同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史学之间的冲突。
    我国的史学工作者绝大多数是事业单位的职工,是受人民的委托,拿人民的经费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所有史学家都是沐浴人民的恩泽成长起来的。这本身就决定了史学应该回报人民、为人民服务。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史学,就像其他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必须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宗旨。
    为人民服务与求真并不冲突
    史学第一位的任务是求真,求真意味着唯真是求、唯真是认、唯真是卫。为了真,史学家可以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样舍弃自己的生命。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我国史学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那么,人民的愿望、利益和要求是否会同史学求真的任务和信念相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尖锐、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应该承认,人民是会犯错误的。在历史上,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人民在某一阶段的愿望和诉求,的确同史学家求真的价值观是冲突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颠覆下面的观点:从整个人类(而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整个历史(而不是某一时段的历史)的视角看,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同他们所秉持的真善美价值是吻合的。如果我们对人类历史长河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道德取向、价值标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失去信任,那么,历史、现实乃至未来,都只能是一团漆黑。
    事实展示的恰恰是相反的图景:人类历史一直在绝大多数人推动下,向着历史学家公认的更加符合广大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这一方向发展前进。历史长河总有曲曲折折,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局部的、一时的判断和选择错误,不足以否定总体的、长远的判断和选择的正确性;人民利益局部的、一时的扭曲,不足以否定总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正当合理性。这是一个人类历史观的问题。所以,在人类历史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决定了它对历史学的要求必然具有道德正当性。
    今天,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一利益,在国内,同中国人民秉持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核心价值是完全吻合的;在国际,同联合国倡导的在各国关系中坚持和平、平等、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核心价值也是完全吻合的。中国人民对内不实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剥削;对外不谋求霸权,不侵略、掠夺、压迫、剥削其他国家,而是倡导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决不会要求历史学偏离求真的轨道。
    以求真服务于中国人民
    处在激昂向上、建功立业时代的中国人民,最渴望、最需要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能够实现重大、众多、持续的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从精神上支撑中国长远、坚实的发展,使中国除了在物质财富方面成为世界大国外,相应地在精神方面也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人民深知,一个不能产生重要理论成果、思想成果、学术成果的国家,再大、再富,也是侏儒。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必须是物质与精神双重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理论、思想、学术创新的强烈要求。而哲学社会科学每一个学科的创新成果,都必须建立在对该学科固有的学术规则的尊重之上。历史学的第一个规则就是求真,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历史学要创新,要为中国人民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当然就要坚持求真的基本原则。
    当然,仅仅求真并不一定能够满足人民对历史学的需要。所有历史学家都在求真,都能够求真,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并分不出高下大小。但是,求什么真,怎样求真,却见出他们之间的高下大小。古今中外,一切伟大历史学家,都有着对当下和未来人类命运、利益的关切,都试图为人类提供一些思想启迪。他们所求的历史之真,既有微观层次之真,更有宏观层次之真;既有历史表象之真,更有历史规律之真。显然,处在对世界影响和贡献日益增长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最迫切地呼唤着历史学家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而正在全方位变革、全方位进步的中国,面对的问题之多、之难,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其他时代所没有的极其丰富的问题灵感,激励他们求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大真、深真,写出伟大时代所需要的伟大作品。
    综上所述,如果史学工作者要成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难道不应该自觉地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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